原创首发，文责自负。
上小学后，我们家搬进了市里第一批建成的楼房，两室一厅的规格，每栋楼12户，单元门前有一个圆形大花坛，花坛两侧是仓房，每间容得下两台自行车。楼前是四米宽的路，后面又新建了独栋别墅，不过那是搬过去两三年以后的事了。
我在这里住了整整五年。
楼体坐北朝南，我家在西面的四楼，刚搬进去的时候几乎没有家具，都是从平房带过去的：一个饭桌，一台洗衣机，一张双人床，一张行军床算是大件，少得可怜。因为平房很小，搬来的大多是衣服和碗具。
我爸用平房的拆迁款交了房款，剩下的钱买了新冰箱和新电视。两人工作繁忙，很长一段时间电视是我的好朋友。我至今记得那个秋初的晚上，两个人都没回家，我自己看了一部香港僵尸片。看的时候没有任何不适，电影结束后恐惧才拔地而起。
洗漱时，我站在水池边的小板凳上不敢抬头，被“当我低头，镜子里会有谁在看我”的想法快要吓破胆。后来关灯飞奔上床，敏锐到能听清房间里所有微小的声音，煎熬地睡了几分钟又突然惊醒，出了一身冷汗。
我浑身是汗地在闭眼和睁眼间循环反复，直到听到门声，和他俩的低声细语，才慢慢长长地松了口气，翻了个身。
电影的后劲没有这晚结束后消失，足足持续了小半年。往常自己从学校走回家没有任何阻碍，可这部恐怖片过后，黑洞洞的楼道成了最难的关卡。
我做的最多的事情，是先抬头看看家里亮没亮灯，再喊我妈。五次三番后，我在楼里一战成名，家里没人的时候，邻居们会乐呵呵地帮我开楼道灯，送我到家门口。
西面的一楼住着一位老太太，我见过她的女儿和孙女，两人常常在晚饭时间提着食材上门，特别的是，母女二人个头很高，都留着乌黑油亮的及地长发，编了两根麻花辫仍会拖地。我猜测常年不出门的老奶奶也是长发，可到至搬走，也没见过她。
一楼对面的住户是一位独居老人，戴着一副圆形镜框的花镜，花白的头发梳成小小的发髻，耳朵特别背。她家里有三条狗和两只猫，阳台上种满了绿植。她有时也会顺手在花坛种一些花花草草，到了夏天，属我们单元的花鲜艳好看。有一回我被“寄放”在她家半天，她给我拿了几颗快要融化的奶糖，我冲她比了比大拇指。
二楼的两户都是我爸单位的同事，左侧那家的叔叔有一张几乎蓄满络腮胡的黑红色脸，平常看到我笑的亲切，可他是个地地道道的酒鬼。他常常在深夜醉酒回家，从进了单元门就开始骂骂咧咧，关了房门还会屋里摔摔打打。我有时觉得流淌在他身体里的已经是酒精而不是血液。他的媳妇同他一样是少数民族，女儿比我大三岁，有时我家里没人，我就找她玩，她给我听她喜欢的范晓萱，还讲一些女生的悄悄话。
二楼另一户住着一位寡妇，她的爱人在一次执行任务中溺亡，留给她一个年幼的儿子。小男孩乖巧又害羞，总被妈妈关在家里。在我会四处疯跑的寒暑假，他永远乖巧的在窗边，要么笨拙地拉小提琴，要么大声念英语，是我们楼里学习最好的小孩。
三楼住的也是我爸单位同事，刚搬来是夫妻两人，一年后又多了小宝宝，一家人非常低调，和邻居保持客气的社交距离，唯一一次家里开门我路过，曾瞄见一个半米高的白色花瓶，盛着蓝色的花。在我搬走以后，听到大人的闲言碎语，在反贪最严的那几年，他们家被查了。装着假花的花瓶里，塞满了蓝色和红色的人民币。
三楼对面住着一家五口，夫妻二人在外省做生意，外婆带着大孙女和一个刚满月的妹妹。老太太喜欢阳光。她常常在上午光照最好的时候，一只手抱着妹妹，另一只拎着姐姐的童车下楼，在花坛边晒太阳，有时慢悠悠织毛衣。刚搬去的头两年他们一家人常坐在楼下聊天。后来，男人和女人不再回来，老太太说两人各自组建了家庭，定期往家里寄钱。
我家对门是一对胖胖的夫妇，做家具生意的南方人，家里堆满了深红色的家具。两人很少在家，偶尔遇到时，女主人会轻柔地摸摸我的头发，用蹩脚的普通话跟我妈说，有个小女孩真好，我做梦都想生一个。
楼上是一家三口，我对他们家印象模糊，记得他家有个可爱的小妹妹，喊完我姐姐就躲到妈妈身后，她喜欢我家客厅里整面墙的镜子，她不会在人前跳舞，却能对着镜子跳得活泼伶俐。
五楼的另一户是一对情侣，男人长得像唱《笑脸》的谢东，女人眉毛总是挑得高高的。两人成天出双入对，无论见谁都热情的打招呼，连一楼老太太看到他俩都会大声说，快点要孩子！一年后，一个陌生女人抱着孩子上了门，那天是周末，于是整个楼的人都知道发生了什么。再后来，男人搬走了，女人面容冷峻了一段时间，又牵起新的手风雨同舟。
西面的六楼是一家三口。女主人是一位体校老师，笑的时候一口洁白的牙齿。在我将要搬离这里之前，她提了一兜苹果上门，坐在我的对面，教会我关于女生的基本礼仪：椅子只坐三分之一，膝盖尽量并拢，不能敞开腿；走路时不要摇头晃脑，步子不能迈太大，做任何事都要落落大方，不要缩肩驼背。她边说边演示，整整说了一个小时。
东面的六楼的房主是一位跛脚男人。他每天在固定时间出门，拄着一根桌腿高度的木头上下楼。他总穿黑色衬衫和灰色西装裤，没有右腿的裤管打一个结。有时他会在半夜回家，整个楼里回荡着拄拐声，我从不敢和他说话。可偏偏有一回，我犹豫地站在单元门口等待有人来救，正好撞见了他。他一瘸一拐地从我身边走过，上了一楼台阶，在按开楼道灯后不走了，拄着拐站在原地，我只好硬着头皮，沉默地跟在他的后面爬了四层楼梯，连谢谢也没有说。
在那几年里，我每年都做重复的事情，春天去草原追着马跑，夏天去游泳馆泡一天，秋天躲在房间里听磁带，冬天去河边溜冰。搬进小区的房客越来越多，楼房对面的空地也建起一排排独栋别墅，连小孩子间都匹配出了很多小群体。
到了第五年春天，一楼耳背的老太太去世了，那时候允许搭设灵堂，我第一次看见那么多挽联：女儿敬挽、叔侄泣挽、妹妹拜挽……在设灵堂的三天里，她的每位亲人都来悼念，我全都没见过。
还是这年夏天，花坛里开了一种红色的花，半米高的花茎顶端结出卵圆形的花蕾，一朵一朵开得娇艳又放肆，引得其他楼的人都来讨种子。可花开了没两天，来了一车警察，把整个花坛的花都拔光了。当被问到是谁种的时，邻居们只是说，谁都没见过这么好看的花。
我是过完暑假搬走的，那会三楼的外婆早拆掉了童车的辅助轮，大孙女终于能骑车绕着楼飞驰，小外孙正跌跌撞撞地学走路。二楼的姐姐上了初三，送了我她最喜欢的一个洋娃娃。常在窗边学习的小男孩，当上了班长，每天背着大书包乖乖地跟在妈妈身旁。
我曾偶然回去那个小区，才过了二十年而已，建筑居然变得残败不堪，黑洞洞的单元门因为年久失修大敞着，仓房上方的铁皮顶堆满了杂物。我站在单元门口，依然犹豫了，不是害怕藏在黑暗中的僵尸，而是我知道走进去再不会遇上曾经的人。这座单元楼，变成了一张无人知晓的相片，相纸上的人变幻喜怒哀乐，直至被时间湮没至面容全无。
或许一个人的童年是海中的一座浮岛，初登时一切可爱，万物新鲜，可它却成分复杂，有热烈的光照和香甜的水果，也有痛苦的眼泪和恐怖的怪物，他们构筑成了这座岛。当我离开后再一次次重返，所有的景观和初登时看上去别无二致，却被时间嵌入了特别韵味。我会因为一颗放了许久已经化掉的糖，想起阳台上绽放的一簇簇香气满室的茉莉。也会因为红着眼听歌的小姐姐，发誓这一生远离酗酒这种烂事。这座岛没有准确的坐标，拍岸的海浪也从不会折返，它有时隐没在浓雾中，有时被大雨干净地冲刷，此生自由自在地在大海深处游荡，可它终究会如同浮冰般越融越小，小到看似曾有很多班客船停靠，能清楚记起的也只有二三事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