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主义是一种非常特殊形式的人文主义。这种人文主义发展的后果是，它似乎违背了西方人文主义传统的初衷，即“集焦点于人，以人的经验作为人对自己，对上帝，对自然了解的出发点。”

因为在后现代主义者那里，“人被消解了”。

福柯说：“人像是画在沙滩上的肖像，是可以被抹去的”，意思是说“人只是近期的产物，并正在走向消亡。”

尽管后现代主义似乎违背了人文主义传统的初衷，但是，它仍然是属于人文主义传统，是人文主义传统中的一种非常特殊的形式，一种走向片面化和极端化的形式。

就文化基础和立足点而言，后现代主义又是一种典型的人文主义，更确切的说，是一种以所谓“后现代”西方人文文化为基础和立足点的、反映所谓“后现代”文化特征的人文主义。

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和现代西方人本主义的人文主义相比，后现代主义的人文主义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个是，后现代主义的人文主义，不仅不再关注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意义上的“完整的人”、“完全的人”或“完美的人”，也不再关注现代西方人本主义意义上的“非理性的人”，而是将现代西方人本主义所强调的“非理性”进一步推向极端。

于是，西方人文主义传统所关注的“人”及其“人性”被消解了，在福柯那里变成了“身体的强力”，在德勒兹那里变成了“欲望——机器”，于是，在他们那里，似乎“疯癫”并不是病症，而是生而自由的人性；“精神分裂者”并不是病人，而是疯狂社会的正常人。

从一些后现代主义者对“疯癫”和“精神分裂者”的关注和理解，可以看出，后现代主义者对“人”及其“人性”做了极为反常和极端的理解。

福柯通过对“理性时代的疯癫史”的“知识考古学”的考察，试图揭示疯癫是怎样历史地成为理性的对立面，作为“非理性的危险”而被禁闭和压制的。

他似乎想要表明，疯癫状态“透露出一种生而自由的、已经获得解放的人性存在。”

他借帕斯卡的话断言：“人类必然会疯癫到这种地步，即不疯癫也只是另一种形式的疯癫。”

通过对“规训与惩罚的历史”的考察，福柯试图揭示权力机制是如何在诸如监狱、军队、医院、学校、工厂等制度中规训和改造个体的。

通过对“性的历史”的考察，福柯试图表明，“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忍受着维多利亚时代的生活规范，至今仍然如此。”，因此，“我们是‘另一类维多利亚时代的人’。”

在福柯那里，“性的历史”就是关于性的“话语实践”、“权力技术”和“认知意愿”的历史，也就是“权力”如何通过“话语”、“知识”等手段，压抑、控制和塑造“身体自身的强力”，从而决定主体命运的历史。

吉尔兹说，福柯是“一个反历史的历史学家，一个反人本主义的人文科学家，一个反结构主义的结构主义者”。我们还可以补充的说，他是一个反人文主义的人文主义者。

如果说，福柯将人性消解为“身体的强力”，而“身体的强力”这一概念与“疯癫”和“精神分裂症”似乎还有一些距离的话，那么，德勒兹和加达里将人性消解为“欲望机器”，而“欲望机器”这一概念同“疯癫”和“精神分裂症”则已经十分相近了。

只有精神分裂分析，才能真正达到一个人的欲望机器和里比多的社会包围，因为“将流解放出来，在人为措施上勇往直前”的是：“精神分裂者。这是一个破译了的人，一个消除了恐惧的人。”

尽管不是所有的后现代主义都关注“疯癫”和“精神分裂者”，但是，就他们对“人”及其“人性”的消解或“边缘化”而言，其基本立场显然是一致的。

第二个是，与关注“疯癫”与“精神分裂者”等“边缘化”的非理性的人相关，后现代主义的人文主义所关注的“人的经验”，也往往是与“疯癫”或“精神分裂”状态相类似的非理性的经验，尤其是特别关注后现代的文学艺术和人文学科的经验。

后现代主义首先发源于文学艺术运动。

“后现代主义”一词最早出现在20世纪30年代，当时奥奈斯用它来作为一面反映现代主义的镜子。这里所谓的现代主义，指的是出现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并且迄今为止还主宰多种艺术的艺术运动和艺术风格。

“后现代主义”这个词流行于60年代的纽约，当时，一些年轻的艺术家、作家和批评家，用这个词来表示对遭到制度化的博物馆和学院拒斥的“枯竭的”高级现代主义的超越运动。

在七八十年代，由于一些理论家用后现代主义理论来解释和判断艺术转向，于是“后现代主义”这一标签在建筑、视觉和表演艺术及音乐当中使用就更为广泛了。

但是，回到艺术本身来看，就像尼采明显表露的那样，这种寻找自我根源的努力使现代社会的追求脱离了艺术，走向心理：即不是为了作品而是为了心理，放弃客观而注重心态。六十年代的后现代主义发展成一股强大的潮流，他把现代主义逻辑推到了极端。

说是，“超出意识范围的冒险家”。

所谓“超出意识范围”，可以理解为进入了类似“疯癫”和“精神分裂”的“无意识”范围。

哈贝马斯也有类似的看法，他认为，“尼采是后现代理论的始作俑者”。

“海德格尔及其信徒追随尼采对理性的攻击，最终走向了前现代的神秘主义，而巴塔耶和稍后的后现代理论家（如福柯）则推出了一种非理性主义的唯美主义。”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后现代主义者的灵感大都来自现代艺术或后现代艺术的经验，其思想核心基本上代表着现代艺术或后现代艺术的价值观。

正是由于这种体验，德里达将写作归结为“字符的流动”，将文本归结为纯粹的“分延”和“撒播”，这意味着“作家的死亡”和赋予“文字”以生命。

于是，“文学行动”成了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的最好武器。

如果说，德里达的思想来自他的文学体验和审美经验的话，那么，德勒兹和加达里的理论更是来自现代或后现代艺术的体验或经验了。

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他们的“精神分裂分析”正是对“精神分裂艺术”的理论概括。《反俄狄浦斯》就被称为由各种微型文本堆积和拼贴起来的“精神分裂文本”。

至于，德勒兹和加达里的《千块高原》及其所表达的“游牧思想”和“极限思维”，更是一种典型的具有“精神分裂”特征的“后现代艺术”。

事实上，在后现代主义者那里，文学艺术与哲学往往是一回事，确切地说，他们用文学艺术消解了哲学。

福柯自述的那种“边缘化”的个人审美体验和快乐体验，显然有助于我们更深层次地理解他的著作和思想。他的著作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文学著作，而他的所谓“知识考古学”和“系谱学”在本质上是一种典型的文学批评的方法，以致哈贝马斯称他的理论是“一种非理性主义的唯美主义”。

第三个是，在后现代主义的人文主义那里，科学与人文的关系似乎表现为两种相反的倾向：一方面，表现为科学与人文相互分离和对立的状况在进一步加剧；另一方面，在两种文化之间似乎又出现了某种微妙的整合趋势。

当然，在后现代主义那里，首先表现为科学与人文相互分离和对立状况的进一步加剧。

后现代主义几乎全盘继承了现代西方人本主义的非理性主义，全盘吸取了现代西方人本主义对科学与理性的批判，并将这种非理性主义及其对科学与理性的批判进一步推到了极端，于是，毫无疑问，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分离和对立便被进一步加剧了。

关于“系谱学”的概念和方法更是来源于尼采。福柯在“历史、谱系学、历史”一文中写道，“在某种意义上，谱系学回到了尼采1874年认识到的三种历史模式。”

至于在福柯那里几乎无所不在的“权力”概念也与尼采有颇深的联系。德勒兹：“福柯的权力，如同尼采的权力”。

我们也可以从尼采、海德格尔与德里达的思想联系中，看到现代西方人本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渊源关系及其反科学的性质。

德里达“从海德格尔那里所受的影响似乎主要关乎海德格尔后期对形而上学的批判和对哲学的自我批判。”

然而，“德里达与德国思想史的交往中，尼采的著作也许具有决定性意义。”

德里达：“尼采的独特之处在于他提出了一种非常重要的非常规的符号概念，一种‘不具备在场真理性的符号’概念。”

因此，对它的解释不应当满足于追寻“某种超验所指或任何其他的合法基础”，而应当理解为“一种‘永不停息的解密过程’。”

正是这种“永不停息的解密过程”，在德里达那里，变成了一种偏激的文本主义。

这种偏激的文本主义显然是反科学的。

它通过对任何所谓“超验所指”、“合法基础”、“在场真理”、“总体性思想”、“中心意识”、“文本的外部世界”和人本身的解构，把一切都归为“没有对错、没有起源的符号世界”或“没有确定性的游戏”，于是，科学也就从根本上被解构了。

我们还可以从尼采、弗洛伊德与德勒兹和加达里的思想联系中，看到现代西方人本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渊源关系及其反科学的性质。

作为人本主义的精神分析学说与精神分裂分析在根源上有着很深的联系，特别是就反理性和反科学而论，他们是完全一致的，正如海德格尔和加达默尔及其解释学与文本主义也有很深的联系一样。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德勒兹和加达里的许多思想，包括“欲望——机器”、“精神分裂”、“游牧思想”、“根状思维”等等，从根源上大多数都来自对尼采的解读。

德勒兹和加达里的思想比尼采具有更浓的反科学色彩：它不仅将尼采用艺术对抗科学的思想推向极端，即用“精神分裂”、“游牧思想”、“根状思维”等后现代艺术思维来对抗科学，而且还将尼采著作中关于差异、多样性、生成和偶然这些零散的思想加以系统化，变成“科学之外的新原则”用以解构科学。

从现代西方人本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科学与人文之间的距离和鸿沟似乎在不断的扩大和加深，这是因为，“知识考古学”、“系谱学”、“文本主义”和“精神分裂”学说，从根本上来说是反科学的，而且它们是站在极端的人文主义立场上来反科学的。

“索卡尔事件”就是一个典型，表明在“后现代”的视野中，科学与人文的冲突不仅依然存在着，而且有时还表现得非常激烈。

另一方面，从现代西方人本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转变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在科学与人文之间似乎又出现了某种微妙的整合趋势。

我们从尼采、海德格尔、加达默尔、弗洛伊德与福柯、德里达、德勒兹、以及加达里的关系中，可以看到后现代主义的反人本主义的鲜明特征。

尽管福柯、德里达、德勒兹等人都深受尼采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都是“尼采主义者”，可是，他们在尼采那里所吸取的往往只是用后现代主义来解读的东西，而将尼采的人本主义思想及其将艺术看作是“生命的最高使命和生命本来的形而上活动”，这种“人文精神”统统抛弃了。

后现代主义对现代西方人本主义的批判和决裂，以及对“人”的消解，似乎在某种程度上，又缓解了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尖锐对立。

当然，在后现代主义者那里，不仅人本主义是一种形而上学，实证主义更是一种形而上学。

这样一来，后现代主义者似乎消解了导致科学与人文分离和对立的实证主义的根源，又消解了导致科学与人文分离和对立的人本主义根源。

罗蒂认为，可以在“后哲学文化“的旗号下，将”我们关于民主、数学、物理学、上帝和其他任何东西的观点，联结成一个关于所有事物怎样关联在一起的连贯的故事。”

然而，这个“连贯的故事”在很大程度上是虚假的，至少是非常可疑的。因为首先，消解大写的“真”、大写的“善”和大写的“美”，从表面上看，似乎消解的是形而上学，其实质也是从根本上消解了科学的精神、道德的精神和审美的精神。

当然，总的说来，关于两种文化的融合问题并非是后现代主义的主题。

因此，后现代主义的既反科学又反人文的特征，从表面上看，似乎缓解了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尖锐对立，促进了两种文化的融合，但从深层看，后现代主义只不过是把现代科学与现代人文之间的尖锐对立，变成了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文化之间的尖锐对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