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读的是《苏轼十讲》的第三讲“乌台诗案”，相比“雪泥鸿爪”“贤良进卷”，本讲的内容比较易懂，主要讲解了“乌台诗案”的起因和始末，并通过“乌台诗案”不同版本的比较分析而还原了“乌台诗案”整个过程。并介绍了“乌台诗案”中所涉及的苏轼及有关“供状”演变成“诗话”的情形。 下面说一下读过本讲后的一点思考：

一、忧国不谋身的“旧党”

这是我读这一讲后，对于苏轼以及当朝的很多新旧党争主要人物的新看法，所谓的“新旧党争”，并不是什么忠臣和奸臣、君子和小人、邪恶和正义之间的斗争，而是一群为国为民的人为坚持自己的政治理念的君子之争。他们可以说是一群品格高尚、不计私利、值得尊重的人，他们是真正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他们上疏力争，不畏强权、不计个人得失、不顾个人安危，不顾生死冒犯皇帝和宰相，誓死表达自己的“政见”，不惜被免职，更有的官员因为政见不合，自动离职。当时的老臣韩琦、欧阳修、文彦博都因反对“新法”而责罚；谏院长官范纯仁、刑部官员刘述、御史刘琦等皆因反对“新法”被罢免、范缜自请解职，司马光因力争“新法”之非被罢免等等，在这样轰轰烈烈的“变法”过程中，很多人表现得大义凛然，不计个人荣辱。这样的一群人是值得尊重的，是可爱的。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在荣辱、个人得失、名利面前表现得这样风轻云淡、大无畏。试想，社会发展到今天，又能有几人这样能“豁出去”。很多人在名利场上滚、在荣辱圈里混，他们把自己的利益当做第一标准，至于别人的利益、群众的利益、人民的利益，从不在考虑范围之内，是随时可以牺牲和忽略的。至于“顶头上司”，他们从不敢冒犯，一切以“一把手”的意志为转移，他们“溜须拍马”，他们“趋炎附势”，他们想“一把手”所想，他们急“一把手”所急。至于是非黑白、得失对错，“那都不是事”。他们一切行动都以“升迁”为目的。相比之下，宋朝的这些敢于直言的官员真是太可爱，太可敬了。

二、做事有“专业精神”的“新党”。

苏轼遭遇“乌台诗案”是不幸的，但是，值得庆幸的是苏轼所在的宋朝当时已经具有了非常完善、严密的司法制度，并遇到了一群非常具有专业精神“法官”，即便这些人是苏轼的政敌，属于“新党”。他们也是以“法律”为准绳，使得苏轼获得合法的处置，不在法律之外加以重判。

具有专业精神的人是可爱的、可敬的，他们没有因为苏轼反对“变法”而给苏轼“莫须有”的罪名；没有因为苏轼写诗冒犯皇帝、宰相，就趋炎附势、“想上级所想”，置苏轼“特行废绝”。他们顶住“御史台”的重大政治压力，一切以“法律”为准，合理判决。北宋司法官员的专业精神是值得赞许的。

“乌台诗案”苏轼能够“当徒二年，会赦当原”，除了“新党”执法具有“专业精神”外，和很多亲朋好友、“旧党”臣僚的积极营救也有关。其中有两个人值得注意。一个是苏轼的前辈张方平，他给宋神宗写了一份奏疏，说写诗讽喻政治符合儒家对《诗经》的解释传统，是一种正确的做法，皇帝应该“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不该“问责”。另一个是领导“变法”的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礼，屡次为苏轼求情，王安礼的态度也就是王安石的态度，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王安石这位北宋政治家的胸怀。

三、“魑魅喜人过，文章憎命达”。

苏轼的官运并不亨通，他在中央一直都不得重用，王安石为代表的的“新党”执政，他仗义执言反对“新法”，被王安石驱逐到地方做官。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执政，他又维护“新法”，被司马光借机驱逐到地方，苏轼就是一个不怕死的“真性情”，说“真话”的人。他既不依附王安石，也不附炎趋势司马光，他以“人民的利益”为第一检验标准，坚持自己的看法。“魑魅喜人过，文章憎命达。”正是有了这些“被驱逐”，苏轼才与中国的大好河山有了最为亲密的接触，与底层的人民有了休戚与共的情感，才为中国的山山水水留下了诸多家喻户晓的名句。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乌台诗案”对于苏轼来说是人生的炼狱，但对于苏轼的文学成就却是一次机遇。福兮祸之所伏，祸兮福之所依，在乌台的监狱中，苏轼凶险至极、生死未卜，人在这样时候，往往对人生和生命的意义有更深刻的理解和感悟，人生只有跌到谷底，才会绝地反击、鹏程万里。通过这样的磨砺，苏轼对于生命、人生的思考更加成熟。经过“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后，苏轼才真正躬耕于“东坡”，才真正成为了“苏东坡”，才有了名流千古的“赤壁赋”，才有了千古绝唱“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因为有了“苏东坡”，北宋的“词”才有了新的赋能，走向更加多元、更加繁荣，“词”不再只是卿卿我我、莺莺燕燕的“小家碧玉”，“词”也是志在天下、胸有丘壑的“豪放志士”。

因为对苏轼的偏爱，长久以来，一直对大宋变法的“新党”持有偏见，并对大宋当朝陷害苏轼的“小人”深恶痛绝，对于大宋朝的印象也是腐败无能、纲纪混乱、国之不国。认真读过这一讲后，刷新了我对大宋朝的认识，对于当时新旧两党之争也有了比较客观理性的看法，对于人见人爱的苏轼更多了几分热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