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这部作品，既不是小说，也没有主人公，更谈不上读者们脑海中已经形成了套路的这样或者那样的描写。这两本书《地下》与《在约定的场所地下2》是一套弥漫着死亡与迷茫气息的非虚构作品。在这本书里，村上春树充当一个聆听者，倾听日本的普通民众讲述自己的故事。当然，这些民众也有不普通的一面，他们是东京地铁沙林事件的受害者或者是奥姆真理教的教徒。
在1995年3月20日发生了一件震惊当代日本社会的巨大恶性事件，那就是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在此次恶性事件中，有12人不幸身亡，一共有3000余人受伤。这件事情的发生，彻底地震惊了承平许久的日本社会。村上春树也不由得发出感慨“这个事件显示我们生存的世界早已不是坚固和安全的了。”他也提出这是改变战后日本历史流程或表明其转向的事件。当然，我们今天站在2018回头再看，我们恐怕未必会同意村上春树的论断。
毕竟，我们有理由将日本所谓“失去的二十年”归结在一个更大的背景之中来讨论。但是确确实实，对村上春树本人而言，沙林毒气事件与同年发生的神户大地震，从头到脚地改造了村上春树的创作观，彻彻底底地影响了其作品的呈现。而这种表现最具体也是时间上最早的作品，就是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这套《地下》与《在约定的场所 地下2》。这两本书，不夸张地说，标志着村上春树新的创作生涯的开始，也标志着他由一名单纯的作者转型为用笔来参与社会的活动家。只有了解了这本书中，村上春树所接触的内容，所引发的思考，也才能够更好地理解他在此之后的作品。其中就包括了在村上春树创作生涯中最重要的两部作品《海边的卡夫卡》以及《1Q84》。而同时，有了新的对照之后，对村上早期的作品所表现出的意涵，也才能够更准确的把握和理解，有一种更加深入腠理的感知与共鸣。

二

在沙林毒气事件发生后，远在美国的村上春树回到日本国内，开始反思和平发展的日本社会究竟为何会酝酿出奥姆真理教这样的邪恶怪兽，投入到关心分析徒有其表的和平和富足的日本社会中被害者与加害者混淆不分的状态。为此，他采访了若干相关人员。在《地下》一书中，他主要将关照的对象放在沙林毒气的受害者身上。而在《在约定的场所》这本书中，则是着重访问了奥姆真理教的教徒，当然，严格来说是前教徒。
被害者的讲述，其实在我们生活中已经充斥着各种版面。《地下》这本书，似乎也没有超出过太多的阅读经验，也就不需要更加详细的介绍，大家只要静静地去读就好。当然，一定要对这本书的翻译提前做好心理预期。
而《在约定的场所》这本书则不一样。在这本书中，村上春树访问了八名信徒，其中六名男性，两位女性。其中六位是在三十岁之前入教。同时也有六位受到过高等教育。当然，从不同的指标来看，这八个人确实彼此不会有任何的交集。但是通过访问文本，却可以轻易的觉察到他们心灵上的共同点。用村上春树的总结，就是这些人“无论是在家庭还是在社会中内心深处无论怎样都有着不能满足的饥饿感，不能把自己的心托付给任何人的孤独感”。
听了这种总结，其实甚至不用去读这本书，就可以立马产生与这些教徒一样的“共鸣”。当然，这并不是暗示说有人会一股脑地参与到什么样的奇奇怪怪组织中——其实这种情况并不少见——但是心灵上的空缺，或者精神世界的荒芜，始终会唤起同病相怜、物伤其类的情愫。《联合赤军和奥姆——我们内在的基地组织》这本书里也总结了这些人的特点“新宗教治愈的不是生活的劳苦，并非疾病带来的痛苦，亦非纷争，而是空虚——所谓自己究竟是何物，是何种人物——这种生存的空虚。”村上春树则更具体地指出越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越会觉得教徒的所作所为，并不是难以理解的。
在《地下2》的最后，村上春树与日本著名的心理学家河合隼雄还有一个总结式的对谈。两个人就将矛头指向了日本的教育制度本身，认为日本的教育所提供的所谓各种指令，让日本的年轻人已经无法控制自己的身体与思想，始终处于一种“待命”的状态。当他们来到社会上之后，发现执行命令并不能够总是得到事先承诺的回报。这就会造成他们身心上的分裂，一方面他们需要来自领袖的指令；一方面遵循指令却未必得到好的结果。所以呢，这些人就只能一股脑的冲进为他们提供心灵庇护所的各种机构与组织了。

三

在《地下》系列作品之前，村上春树于1995年11月，和日本知名的心理学家河合隼雄有过长时间的对谈。这些内容，后来结集成书《村上春树，去见河合隼雄》。在这本书里面，村上春树就明确地谈到了自身的转化。在最初投入写作的时候，村上春树秉持的是“不交流不干涉”的态度，对社会总是持一种冷眼旁观的立场。可就在《地下》两本书开始创作的时候，如果放宽松一点，可以追溯至《奇鸟行状录》的写作时间，村上春树开始转换自身的立场。神户大地震与东京地铁沙林事件，访谈与书写《地下》这两本书，使得村上春树更加清楚深刻地觉察到了日本社会在暗流中出现的种种社会问题，他也大大加快了转身的速度，开始以一种“介入”的姿态，去审视社会，参与社会。
谈到“介入”这个字眼，毫无疑问会让人联想起就在五十年前发生在巴黎的“五月风暴”，而这个词也正是法国知识界领袖萨特一贯的态度，也正是萨特的写作理念，认为作家应该通过作品对当代社会、政治事件表态，来保卫日常生活中的自由。而萨特走上街头与学生们一起对抗政府的画面，也成为了“六八一代”最具有争议的议题。
虽然同样是使用了“介入”这个概念，但是村上春树的行动始终还是不像萨特一样积极。在这方面，如果仔细去考察村上春树的生平与他早期的作品，就不难理解他为何总是保持着对政治一种旁观甚至冷感的态度。作为经历过日本六十年代狂飙猛进的学生运动的“全共斗一代”，他体验过安田讲堂的沦陷，见识过联合赤军的残酷。一切运动到最后都是无疾而终，甚至走向自我毁灭的后果。这些运动的失败造成了村上春树一生的PTSD。他也坦承，最初写作，也是希望能够通过作品自我治疗。
而当他通过最早的《青春三部曲》乃至《挪威的森林》自我疗伤之后，慢慢地恢复了曾经的元气，他开始重新关心人群，介入社会。当然，这种介入始终有所保留。最主要的介入手段，就是他的作品。

四

最能够反映出村上春树变化的，肯定要算是他的作品了。在东京地铁沙林事件之后，除了推出了有关一系列相关的非虚构作品——比如今天提到的《地下》两本书之外——村上春树还出版了主题与灾难密切相关的《神的孩子全都跳舞》。在这些作品中，村上春树的灾难意识与社会关怀已经有所体现。
在村上春树一贯擅长的都市小说中，这种影响也前所未有地体现了出来。如果听众读过最为知名的《挪威的森林》的话，都应该记得最后的结局是渡边的自白，不知自己身处何处去向何方，正处于脱离于社会的个别存在。而在与《挪威的森林》有着同样题材、类似结构的《斯普特尼克恋人》中，这部作品的结尾却截然不同。在《斯普特尼克恋人》中，主人公意识到自己与他人的联系，开始以自身的存在去探究他人的生活。这种差异，可以看出村上春树整体思维的转变，已经脱离了上文说的革命冷感后的虚无，而是以更积极地态度去思考社会。
更为知名的《海边的卡夫卡》更是如此。这本书的结构，基本上沿袭了俄狄浦斯的故事。但是村上春树同时没有忘记介入历史事件。不过这次他所关照的，并不是都市中的灾难。而是回到了《奇鸟行状录》时代所侧重的战争主题。在《奇鸟行状录》里描写的是日苏之间的诺门坎战役，《海边的卡夫卡》的背景则变成了二战中的化学试验。
无论是少年卡夫卡这条线，还是失忆老人田中这部分内容，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都在书中遭遇到了制度上的暴力。一个是来自父亲，一个则是来自军国，而战争则是笼罩在整体上的压制性力量。村上春树为他们安排的出路，是让他们通过暴力与杀害来反抗。通过这样激烈的手段，受害者才能摆脱他们自身受到的压迫与侮辱。暴力也成为村上春树为人们提供的一条自我解放的出路。联系到他后来的《鸡蛋与高墙》的讲演，再对比他之前疏离于人群的书写，其中的变化已经非常明显。
然而，在最近出版的《刺杀骑士团长》，村上春树的“介入”姿态，似乎又有所动摇。在他的笔下，主人公竟然选择了回归日常，回归家庭。这种退缩的选择，似乎也隐约暗示着村上春树年纪渐长精力渐衰所带来的保守。而在他之前的野心之作《1Q84》中，则完全看不到这种妥协。在《1Q84》中解决问题的主角，就是一个用健身教练作为掩护的职业杀手。暴力同样是村上春树选择的解决问题的关键。
说了这么多，其实已经不难看出，村上春树晚近的作品已经有了太多的暴力成分，而这往往也是解决问题的重要所在。但是这又与现实中的村上春树具有明显的距离。从这条线索来考察他的创作态度的转变绝对是非常有趣的事情。有兴趣的听众不妨按照这个思路再去重温一遍村上春树的作品。当然，千千万万不要忘记，一定要使用的工具书，就是今天介绍的《地下》这两本书。之前部分提到的《村上春树，去见河合隼雄》同样不错，透露出来的村上春树的创作理念，比起去年出版的那本《我的职业是小说家》可要有料得多了。

五

不管从什么角度来说，《地下》这两部作品在村上春树的创作生涯中，都有极为重要的影响，而是每一个喜欢或者厌恶他的读者都不得不认真阅读研究的一套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