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利桑那之梦》——破碎的美国梦
记者：你相信美国梦吗？
库斯图里卡：对我而言，美国是一个巨大的隐喻。它包括汽车、约翰·韦恩、好莱坞、牛仔裤和杰里·刘易斯，它们都出现在《亚利桑那之梦》中。通过触碰这个梦，我失去了这个美好的幻想。我只在那里发现一场金融危机和一群蠢货。在电影业，有很多道貌岸然的蠢货一心只想毁了你。我喜欢的电影中的美国，从来就没有出现过。
《流浪者之歌》获奖之后，成名的库斯图里卡受聘在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导演课程。纽约的教书生活为他开始新的创作拓展了空间，而他的一个美国学生递交的剧本更成为他首部英语影片的基础，凭借这个剧本，库斯图里卡在美国实现了他的《亚利桑那之梦》。正如片名，这是一部关于梦的电影，不仅影片内容是关于一个美国青年的梦想，而且在美国拍摄这部影片，也是库斯图里卡制造自己的“美国梦”的过程。和大部分来到美国拍片的欧洲艺术导演一样，库斯图里卡也并未能适应好莱坞的制片工业。“通过触碰这个梦，我失去了这个美好的幻想。”因此，这部电影也成了库斯图里卡至今为止唯一一部英语电影。
一、不伦之恋
《亚利桑那之梦》讲述一个纽约的捕鱼男孩阿克赛尔被迫来到伯父居住的亚利桑那州，并被要求继承伯父的卖车事业，然而男孩却陷入了和当地一对母女的三角恋爱之中，这段不伦之恋最终以女儿的自杀而告终。阿克赛尔的一个关于爱斯基摩人的梦境贯穿影片的始终。阿克赛尔由当年青涩的约翰·德普扮演，《雌雄大盗》中的女主角唐纳薇则扮演这部影片中的母亲斯塔克夫人。
斯塔克夫人的成熟对年轻的阿克赛尔有着巨大的吸引力。斯塔克夫人曾经杀死了自己的丈夫，因此飞行对于她来说，正象征着从自己的过失中逃脱。阿克赛尔渴望像鱼一样自由，斯塔克夫人则梦想像鸟儿一样在天空中翱翔，精神气质上的契合使两人迅速地坠入了爱河。在影片中，两人的爱情被具象成阿克赛尔帮助斯塔克夫人实现飞行梦想的过程。库斯图里卡这样说道：“在《亚利桑那之梦》中，我试图将约翰·德普和法耶·唐纳薇之间的关系处理得理想化。他们不说‘我爱你’，但比那更加强烈。那种情感是自然而又深深存在着的……他们都本着纯粹的现实主义态度让某种不可思议的梦想付诸实现，一头扎进幻想之中。”
而此时的女儿格蕾丝是作为母亲的对立面出现的，她不能忍受母亲的水性杨花，加上嫉妒之心，她不断地破坏阿克赛尔和斯塔克夫人制造的飞行器，同时在精神上折磨两人，屡次游走在死亡的边缘以示威胁。其中一场她与阿克赛尔玩“俄罗斯轮盘赌”的戏让人惊心动魄。格蕾丝和母亲之间的感情是极为复杂的，一方面她不能原谅母亲杀死了父亲，另一方面母亲又是这个世界上与她相依为命的唯一的亲人，这种矛盾在阿克赛尔出现之后被推上了顶峰。
随着斯塔克夫人兴奋地驾驶着飞机在天空中尖叫，她和阿克赛尔的爱情也随之终结了。斯塔克夫人的梦想一旦实现，曾经联系两人的纽带也发生了断裂，阿克赛尔在房顶上仰望空中的斯塔克夫人，似乎了却了一桩心事。斯塔克夫人对于阿克赛尔而言，正如飞行对于斯塔克夫人，曾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这个梦点燃了他的全部热情和挑战欲，他努力去实现了这个梦，并在这个梦中完成了对世俗伦常的僭越，体现出了自己的价值。然而当斯塔克夫人飞向空中，阿克赛尔对这段爱情的投入也消耗殆尽。当把自己注视天空的目光移向身边，阿克赛尔这才发现自己真正喜欢的人其实是更加真实的格蕾丝。
如果格蕾丝不是斯塔克的女儿，那么故事将会走向一个比较圆满的结局——生活在幻想中的浪子终于面对现实，找到真爱。然而格蕾丝和斯塔克的母女关系却使这部影片必然走向悲剧的结局。斯塔克夫人生日那天，阿克萨尔要求与格蕾丝私奔，格蕾丝却在这个电闪雷鸣的雨夜开枪自杀了。这似乎是矛盾最好的解决方式，自己的母亲爱着自己心爱的男人，不管结局如何，痛苦都是难以承受的。从这里，我们反而能看出格蕾丝对母亲的恨的反面，其实是深深的爱。
二、“鱼的智慧”
影片从一个爱斯基摩人捕到一条比目鱼开始。他取出鱼泡，为儿子吹了个气球，儿子放飞这个气球，气球飞越千山万水，在阿克赛尔的头上炸了，惊醒了梦中的阿克赛尔。这是阿克赛尔的梦吗？如果是的话，为什么气球是真实的，而那条比目鱼也在影片的最后从格蕾丝自杀的现场飞向空中？通过气球和比目鱼的连接，梦境和现实的界限被模糊了，颇有“庄周梦蝶”之感，也为整部影片增添了不少超现实主义的意味。
阿克赛尔在一条捕鱼船上工作，在影片开头的旁白中他说：“人们认为鱼类是愚蠢的，这不对，它们知道保持沉默。人类才笨，鱼类不用思考，但它们什么都知道……每一次我凝视它们的眼睛，我就仿佛看到我的生命……鱼简直就是神。我从来没有见过它们撒谎。我也没见过它们像我们那样活在困顿中。”库斯图里卡对鱼有一种奇特的偏好，他曾经谈到片中这个晦涩的意象：“《亚利桑那之梦》中的鱼是我创造隐喻一个非常好的例子。鱼对于我来说意味着某种深深的孤独感。一种对理性解释人类历史的反抗。每当我看着鱼的眼睛，我看见真正的智慧的痕迹，这种智慧完全属于人，而且是与人类的社会历史发展完全相悖的。因此鱼对我来说代表了人类的本性，它的根本性历经任何变化却一直保存着。这确证了人来源于大海中的鱼。我并不相信人类历史的线性发展。我更相信超自然的事物，像是‘鱼并不思考因为鱼什么都知道’之类的。”库斯图里卡对鱼的阐释，很有一种禅意。他所说的鱼所代表的这种人类本性，接近万物有灵的观念，似乎在追求一种对人类历史的直觉性把握和顿悟，这也许就是他所说的“鱼的智慧”的真正含义。而在影片中，库斯图里卡也把他对鱼的领悟通过阿克赛尔之口说了出来。
阿克赛尔热爱他的捕鱼工作，这跟他对鱼的崇敬是分不开的，这不仅因为鱼“很聪明但保持沉默”，更是因为鱼“不像人那样活在困顿中”，活得自由自在。自由随性，成为阿克赛尔甚至是大多数70年代美国青年的终极追求。他宁愿在捕鱼船上度日，也不想继承伯父的事业去卖凯迪拉克，而斯塔克夫人对他的吸引，在很大程度上也来源于她自由飞翔的梦想。而最后格蕾丝开枪自杀，那条比目鱼也突然出现在夜空中，给人的感觉就像是《三峡好人》中那个突然升起的建筑物，是一种情绪的释放，象征着格蕾丝解脱之后自由的灵魂。而阿克赛尔在经历过这番对自由的追求之后，也重重地摔在了地上,不过这也使他终于面对现实，对生命有了新的认识。他来到了伯父业已荒废的店里，想起父亲曾经对他说过的话：“你知道工作就像头上戴着的帽子，即使没有裤子，你也不会感到在街上走很羞愧，只要你戴着帽子……”。阿克萨尔最后躺在一辆凯迪拉克上，又进入了梦乡，在梦里，他和他的伯父都变成了爱斯基摩人，他从伯父那学会了如何从冰窟窿中钓鱼，伯父还告诉他：“别看鱼游来游去，那么休闲，其实它们很紧张的。”之后两人一起将钓到的鱼放飞了。这个温馨的梦，也在最后为影片带来了一丝亮色，和以往一样，库斯图里卡还是让我们看到了希望。
对于影片中的阿克赛尔来说，这个破碎的梦给了他人生的启示，而这部影片本身，也成了库斯图里卡来到美国所做的一个梦。这个梦曾寄托了他对美国所有的想象——我们在片中可以看到很多致敬美国导演的片段，如《愤怒的公牛》、《西北偏北》、《教父》等等。但库斯图里卡终究不是属于好莱坞的，在拍完这部影片之后，他就再也没有沾过英文电影了，他也从自己的美国梦里醒了过来。
三、超现实主义与走向解体的前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
在《你还记得多莉贝尔吗？》和《爸爸出差时》的政治批判之后，库斯图里卡一反常态地突然脱离南斯拉夫的政治现实，转而去寻找一种超现实主义，而梦境，成为这种超现实主义的鲜明标签。从《流浪者之歌》到《亚利桑那之梦》，“梦”是库斯图里卡进入他主角心灵、揭示人性变化最重要的手段。正如阿克赛尔的父亲对他说的：“如果你想看一个人的灵魂，问问他做了什么梦就行了。”而如果把这两部影片当作库斯图里卡的梦，那梦中人无一例外的幻灭和悲情结局，似乎也在传递着库斯图里卡此时某种悲观的心理状态：在梦中，他并没有找到他要的满足和慰藉。
库斯图里卡曾这样形容自己在美国的境遇：“当我来到美国，我觉得自己像条鱼。还是条沙漠里的鱼，更别提像一只鸟一样自在飞翔了。我就像是一个可笑的鱼缸里的外国人。”在库斯图里卡刚到美国的一年半时间里，他几乎不出门。“我刚到美国时很害怕。我第一次走进布拉格哥特式的大教堂时也有同样的恐惧。我感觉自己如此渺小。我电影中的梦是一种自我防卫的表现。”在这段足不出户的时间中，库斯图里卡在家里阅读了大量书籍，包括雷蒙德·卡夫、吉姆·哈里森等等。这些书籍让库斯图里卡重新审视好莱坞，也更加抵触好莱坞：“在这些文学作品中我意识到，我们审视美国的目光已经被好莱坞提供给我们的影像扭曲了。我所厌恶的好莱坞电影里的东西，不是别的什么，正是它的‘自然主义’。我试图向我的学生解释这些。他们分不清现实和现实主义，他们认为生活比电影更广阔，他们错了。电影一定比生活更广阔……”通过库斯图里卡对于隐喻和塔可夫斯基的偏爱，我们似乎可以理解库斯图里卡的意思——在他的影片中，能指和所指之间约定俗成的关联断裂了，能指变成了漂浮状态，观众不再能通过现实经验去理解影像了，从而真正从现实中解脱了出来。库斯图里卡这样说道：“每当我开始拍电影，大部分时间，我试图将我心中最好的那些留给观众，帮助他们飞起来一小会儿，从现实的牢狱中解脱出来……我希望我的隐喻能在一瞬间里让他们的生活更加轻松。这是我最初也是唯一的希望：能够在哪怕在一秒钟的时间里，改变人们的生活。”也许，这才是库斯图里卡的“超现实主义”的本质内涵。这种独特的超现实主义风格，与他之前的影片风格大相径庭，仿佛让我们看到另一个库斯图里卡：更加洒脱，脑袋里充满五彩斑斓想象，在梦境中随性地遨游，浑身散发出不可抑制的浪漫主义的情怀。
这个时期的库斯图里卡往梦中寻求安慰和解脱，并最终远走他乡，是和前南斯拉夫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期急剧动荡的历史不无关系的。此时，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的社会矛盾和经济危机加剧，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剧变和西方大国干预的国际背景下，联邦内部的民族矛盾迅速激化，各个共和国独立之势愈演愈烈。1991年，联邦内的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波黑及马其顿四个共和国相继宣布独立；1992年，塞尔维亚和黑山两个共和国联合成立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正式解体。去国怀乡，库斯图里卡不仅流亡海外，并且再回首时，原本完整的祖国也已经四分五裂。而在美国，库斯图里卡当然也没能找到心灵的归宿和身份的认同，浓烈的乡愁、国家分裂的伤痛、梦想破灭的失落交融在一起，一个艺术家的情绪已经累积到满溢，到了不得不爆发的程度。1995年，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解体之后的第三年，库斯图里卡终于从梦中醒来，向世人交出了他史诗般恢弘的巅峰之作——《地下》。
参考文献
1、"Our Yugoslavia", crossed-interview between Enki Bilal and Emir Kusturica, in French magazine L'Express, september 1992
2、Interview for the release of "Arizona Dream" published in "Le Petit livre d'Emir Kusturica" book, 1993
3、Interview for the release of "Arizona Dream" published in "Le Petit livre d'Emir Kusturica" book, 1993
4、Interview for the release of "Arizona Dream" published in "Le Petit livre d'Emir Kusturica" book, 1993
5、Interview for the release of "Arizona Dream" published in "Le Petit livre d'Emir Kusturica" book, 1993
6、"Films have to be bigger than life". Interview in French newspaper Le Monde, 6 January 1993
7、Interview for the release of "Arizona Dream" published in "Le Petit livre d'Emir Kusturica" book, 19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