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浪者之歌》——波西米亚式超现实主义
“我觉得自己是个吉普赛人。我去哪里都试图让自己适应那个地方。虽然不是每次都成功，但我努力尝试。”
——埃米尔·库斯图里卡
如果说《你还记得多莉贝尔吗》和《爸爸出差时》这两部影片为后来的史诗巨作《地下》作了政治批判的演练，那么《地下》血液中流淌着的超现实主义基因则来自于《流浪者之歌》和《亚利桑那之梦》。从《流浪者之歌》开始，“做梦”成为了库斯图里卡超脱前南斯拉夫政治现实的最好手段，吉普赛人悲情的流浪命运也成了库斯图里卡流亡海外的隐喻。
《流浪者之歌》的英文原译是《吉普赛时代》（Time of the Gypsies）。这部影片是库斯图里卡拍摄《地下》之前最重要的作品，曾获得1989年戛纳电影节最佳导演奖。该片的超现实主义表现手法已臻纯熟，标志着库斯图里卡导演风格的确立。另外，《流浪者之歌》中的吉普赛人也成为库斯图里卡之后创作《黑猫白猫》和《给我承诺》等一系列影片的重要题材来源。库斯图里卡一直对吉普赛人情有独钟，大概和他自幼与吉普赛人生活在一起有很大关系。“我一直住在萨拉热窝一个接近吉普赛聚居区的地方；我的青春和他们有交集。我和他们一起住，一起玩，和吉普赛人的女儿调情。”库斯图里卡在接受采访时如是说。
1986年夏天，南斯拉夫发表声明谴责在南斯拉夫和意大利边境进行的贩卖吉普赛儿童的罪行，库斯图里卡首次有了创作《吉普赛时代》的想法。随即他投入到吉普赛人的生活中，并用3年时间完成了这部影片。影片通过对吉普赛少年彼尔汗的离乡和还乡之路的抒写，展现了吉普赛人“被上帝抛弃”和永远流浪在路上的命运。在影片最后，叔叔向上帝祈祷：“上帝啊，你都做了什么，人们都在作恶，你离开了我们……求你，上帝，哪怕你只拯救他的灵魂。把他领到快乐的地方。哪怕让一个吉普赛人的灵魂看到你的光辉。”然而当叔叔继而要求上帝帮他赌钱顺利时，上帝像又倒了下去。这不能不说是对吉普赛人命运的隐喻。为了表现这种宿命感和吉普赛人的神秘，影片呈现出一种强烈的超现实主义风格，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这种“库斯图里卡式”的超现实主义的风格是通过哪些手法实现的。
一、梦境
描绘梦境，是库斯图里卡发挥他想象力的有效手段，在影片中，主人公彼尔汗尚未堕落时经常做梦，然而当他逐渐丧失原先的纯真时，也同时失去了做梦的能力。在一封写给奶奶的信中，彼尔汗说：“亲爱的奶奶，我甚至已经不做梦了。你知道，吉普赛人不做梦，如同教堂没有屋顶，书本没有文字。”彼尔汗早期的梦境是奇特的，一方面反映了他在现实中强烈的心理冲突，另一方面也为他之后的悲剧性经历发出了一种超自然的预示。
彼尔汗第一次做梦是在他首次求婚不成、自杀未遂之后，他梦见自己抱着火鸡参加吉普赛人在河上举行的洗礼，并在一艘小船上第一次和女友阿兹拉肌肤相亲。这个梦，不仅满足了彼尔汗在现实中受挫的、与阿兹拉结合的愿望，并且为之后阿兹拉怀上彼尔汗的孩子埋下了伏笔。在这个段落中，吉普赛人的洗礼仪式本身就有某种奇观展示的陌生感，加上与彼尔汗的梦境相结合，并配上独特的吉普赛音乐，使这一段落变得神秘、圣洁，充满了异域情调。
彼尔汗再次做梦是在他成为盗窃团伙的骨干之后。在梦中，奶奶在米兰大教堂的广场上抛一只红色的毛线球，背后是行走的啤酒机，家乡的疯老头也出现了，并送来了他的手风琴。彼尔汗在梦中看着自己拉起手风琴，疯老头跳起舞。被叔叔杀了的火鸡又活了过来，而跛脚的妹妹也跳起舞，彼尔汗回到家和一家人团聚，可家中却着火了，房顶也被吊了起来。疯老头对彼尔汗说：“你奶奶让我转告你，如果你不马上回家，会让一个银色牙齿的女人咬死。”这个梦反映出彼尔汗想家并希望治好跛脚妹妹的愿望，但家中烧了起来又是某种不祥的预兆。其中，手风琴是彼尔汗在家乡不离手的乐器，开心或不开心，他都会拉起他的手风琴。而手风琴每奏响一次，彼尔汗的处境都会发生改变，同样的曲子也伴随了彼尔汗由最初不谙世事的天真少年过渡到一个翻墙入室的小偷的全过程，曲子还是那支曲子，但表达的情感，却从最初的欢快愉悦、洋溢着青春朝气，变成了历经世事、去国怀乡的伤感。
二、隐喻
吉普赛人是一个千年以来，一直处于无根流浪状态的民族，他们的足迹遍布欧洲大陆。第一批来到欧洲的吉普赛人称他们来自埃及，曾因试图阻止埃及人追杀犹太人，违背了上帝的旨意而遭受惩罚，因而被吹散到世界各地，开始了无尽的流浪，“吉普赛”（Gypsy）这个称呼便是从英语中的埃及人（Egyptian）演化而来。流浪是吉普赛文化的精髓，出生是起点，死亡是终点，他们习惯了不断迁徙的生活，他们没有目的地，永远在路上。在流浪的旅途中，吉普赛人以占卜、乞讨、算命、打铁、贩马、驯兽等边缘化的职业为谋生手段，作为“永远的异乡者”生活在在欧洲社会的底层。英国诗人华兹华斯曾将吉普赛人描述为:“一个外化的民族，黑头发、神秘，给人算命，喜欢穿花花绿绿的衣服，拉小提琴，只要你扔一个铜板，他们会立即跳起舞唱起歌。”欧洲人眼中吉普赛人是泼皮无赖、行为不轨、无业游民的代名词，他们备受歧视和迫害，不断遭到排斥、隔离甚至是驱逐。
在影片中，我们看到行骗团伙一路坑蒙拐骗来到意大利，而占卜、打铁、驯兽这些传统的吉普赛人谋生方式也已经变成了入室偷窃、拐卖儿童、行骗等违法行为，期间这个犯罪集团颠沛流离，并被意大利警方逮捕和驱逐，这无疑表现出吉普赛人进入现代之后悲惨尴尬的生活状态。如何在吉普赛人的生活中找到一个恰当的隐喻来揭示这个民族在现代社会的悲剧性命运？库斯图里卡说道，“我逐渐找到他们的象征符号和一些具体形象。比如鹅。传说两千年前吉普赛人由印度来到欧洲，但今天，他们的翅膀已经被折断了；还有片中悬浮的房屋，这是多么美的象征，他们一直顽强生存着，哪怕他们的房屋被人吊在空中。”
“吊起的房子”是片中很重要的一个隐喻。影片片名DomzaveŠanje，原意即为“吊起的房子”。吊起的房子在电影中出现了三次：一是在赌徒叔叔输钱之后丧心病狂，用汽车将房子吊起，风雨之夜一家人全都被淋于户外；另一次是彼尔汗回家后发现妻子怀孕并且怀疑孩子不是他的，愤怒的他于是用同样方法把房子吊起；第三次则是在梦中，家中的房子再次被吊起，并且燃烧着。“吊起的房子”这一意象和吉普赛人在浪迹天涯的旅途中形成的独特的生存哲学是分不开的。他们可以没有土地，也可以没有国家，但不能离开族群生活。吉普赛人把族群当作生活和心灵的依傍，把家庭的美满和幸福当作最高的准则。他们保存和发展了以家庭为基础的社会结构，在相对封闭的社区里恪守传统的价值观念，抗拒外来文化的渗透。而影片中反复出现的、在风雨和大火中飘摇的“吊起的房子”，也正象征着吉普赛人在无根的、风雨兼程的流浪中，始终不曾被摧毁的对家园的守望。
另外我们看到，影片中的犯罪集团，也是由老大拖家带口组成的，成员包括了他的妻子、小儿子和他的弟弟等人，他们所使用的交通工具，也是吉普赛大篷马车的现代化——一辆轿车、一辆面包车加上一辆旅行车，而这辆旅行车其实也是一个“移动的房子”，这个车队停在哪里，这辆旅行车也就随之变成他们的安居之所。
“火鸡”是影片中另外一个重要的隐喻。火鸡是儿时奶奶送给彼尔汗的礼物，彼尔汗在家乡时几乎与其形影不离，还经常和它说话。当叔叔将这只火鸡杀掉炖汤的那天，骗子团伙的老大也来到彼尔汗的家，以治好妹妹的脚为幌子准备带走彼尔汗。在谈到这只火鸡时，库斯图里卡说道：“《吉普赛时代》中的那只火鸡，它来自于一个不为人知的神话传说。实际上，当它被叔叔吃了，影片中的悲剧就开始出现了。当吉普赛人家庭吃那只火鸡，故事在某种程度上就转向了彼尔汗的命运。这一切的发生就像一个恶梦，将彼尔汗的童年和成年分隔开来。”随着火鸡的死去，彼尔汗也踏上了流浪的旅途，并且从一个朴素、天真的少年变成一个西装革履、坐香车抽雪茄、挥金如土的人贩子。而在之后彼尔汗的梦中，这只已经死去的火鸡也经常和奶奶、疯老头、手风琴等一起出现，从这里可以看出，这只火鸡和手风琴一样，是彼尔汗在故乡美好童年的象征物。在困苦的生活条件下，最闭塞的民族也难逃被同化的命运，而付出的代价则是童真与人性的泯灭，这也许就是库斯图里卡借彼尔汗对吉普赛民族悲惨命运的隐喻。
三、魔法
“魔法是属于吉普赛人的，没有魔法对他们而言将是一种灾难。”库斯图里卡接受采访时说道。在影片中，彼尔汗具有用意念控制物品的特异功能，这种魔力不仅被骗子集团老大沿路行骗时利用，也成为彼尔汗用来杀死老大的手段；而奶奶哈志吉大妈更像是西方童话中的吉普赛巫婆，她具有用巫术救人的本事，彼尔汗女友的父亲，骗子集团老大的儿子，都曾在死亡边缘上被哈志吉大妈救了回来。然而每当哈志吉大妈念完巫术咒语，切开病人虎口放血之后，都说“要是上帝的恩赐，他就能活过来”，这好似吉普赛人和上帝之间签订的某种若隐若无的契约——上帝虽然给他们安排了颠沛流离的命运，却也一直保佑着他们具有顽强的生命力。而阿兹拉漂浮在空中生产时的场面更加令人称奇，这也与她在梦中与彼尔汗结合受孕的情节相互呼应，为彼尔汗的这个儿子平添了一份神秘的色彩。
进入19世纪特别是20世纪后，吉普赛人的流浪生活方式进入西方人精神生活的层面，给现代文明带来了一种全新的文化内涵，这便产生了“波西米亚精神”。“吉普赛人在生活上有漂泊不定、不拘小节、无拘无束、反抗社会、甘于边缘等特点，这从两个方面给19世纪中叶的艺术家以思想启迪：吉普赛人的流浪特性迎合了现代人对于自由的想象，吉普赛人的生活成为处处受约束与限制的现代生活的对照物；吉普赛人独特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是现代知识分子用来对抗社会的梦寐以求的对象。”“波西米亚精神”以非主流的形式挑战社会规范，成为一场影响广泛而深刻的文艺运动，著名的作家波德莱尔、海明威、凯鲁亚克等人都是这一批波西米亚艺术家的杰出代表，他们的身上都具有抛弃上帝、对抗体制、拒绝犬儒、向往自由、叛逆和浪漫等显著特质。库斯图里卡的这部《流浪者之歌》也具有着浓厚的波西米亚文艺气质。它通过离奇的梦境、晦涩的隐喻和奇妙的魔法，《流浪者之歌》呈现出一种强烈的超现实主义风格和浪漫主义情调，然而，它又深深地扎根于吉普赛人的生活之中，可以说是一部不断航行在半梦半醒之间的诗电影，它将传奇、音乐和梦想完美地结合了起来，将现实性和情绪化完美地结合起来，充满了神秘和奇观，却又追求着真诚的人道主义。
参考文献：
1、"Our Yugoslavia", crossed-interview between Enki Bilal and Emir Kusturica, in French magazine L'Express, september 1992
2、"Time of the Gypsies - life ahead", interview in French Magazine L'Express, in November 1989
3、宋时磊《吉普赛人无根的双重流浪》[J]《世界文化》2010年08期P41
4、"Time of the Gypsies - life ahead", interview in French Magazine L'Express, in November 1989
5、Interview for the release of "Arizona Dream" published in "Le Petit livre d'Emir Kusturica" book, 1993
6、"Time of the Gypsies - life ahead", interview in French Magazine L'Express, in November 1989
7、宋时磊《吉普赛人无根的双重流浪》[J]世界文化2010年08期P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