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  风  立  论  一  宗  师～石涛

佛教不但是阐释宇宙观、人生观、自然观的教育，它也是客观实际地剖析科学真理的智慧教育，它更是创造艺术的最高殿堂。佛教的建筑、壁画、经文等，都透露着艺术地宏观再现，以及展示着艺术地客观实际，讲述了微观艺术的灵性极美，传承着艺术本质真谛。同时，也创造了一代代艺术家。

尤其是明清时代，佛教再一次兴盛，成就了艺术僧人的空间，给他们创造一个展示智慧地艺术世界。明末清初的朱耷、石涛、弘仁、髡残被人们并称为“清初四僧”。这四僧则是书画界著名的四人，他们开创了各自的画风特点，成为一代艺术宗匠祖师。

石涛（1642——1707），清代著名画家、僧人，俗姓朱，名若极，小字阿长，落发为僧后，法名元济、源济、超济，自号苦瓜和尚。广西桂林人，原籍安徽凤阳。在游历南京时，得一长竿，取号枝下叟，别署阿长，钝根，山乘客、济山僧、石道人、一枝阁。他的别署很多，有大涤子、清湘遗人、靖江后人、清湘老人，晚号瞎尊者、零丁老人等。他是明宗室靖江王赞仪的十世孙，父亲朱亨嘉，明亡后，他的父亲自称监国，被唐王朱聿键处死于福州。

幼年的石涛，在父亲死后，由太监带走，然后在广西全州湘山寺出家，法名原济，字石涛。曾拜名僧旅庵本月禅师为师。石涛生性喜欢漫游，曾多次游览安徽宣城敬亭山、黄山及南京、扬州等地，晚年居住扬州。它曾两次跪拜迎请康熙皇帝，并且与清王朝上层人物多有往来，而又怀有国破家亡之痛，内心充满了矛盾。

石涛常常号称出生于帝王贵胄之家，可是明朝灭亡之时，然而石涛只是一个三岁孩童，他的出家更多地也是一种政治姿态，他与朱耷的“癫狂孤寂”相反，又和渐江的“受性偏孤”不同，石涛的性格充满了“动”的因素，虽身处佛门，而心却向红尘。康熙南巡时，石涛曾两次接驾，山呼万岁，而且主动进京结交达官显贵，企望能出人头地，可是那些权贵们只是把他当作一位会画画的僧人罢了，并未与他计较，致使他的希望破灭。他的一生是在自诩清高和不甘寂寞之间，存在着矛盾中度过的。又因他聪明绝伦，把这种内心矛盾巧妙地融合进了画作之中，为此他的书画纵横排闼、闪转腾挪，充满了动感与张力，也说明他作画异于常人，精妙而高明，作品特点呈现瑰奇之风。

也许他的身世之因，一生最爱吃苦瓜，也是历史上吃苦瓜最有名的人，因此自号苦瓜和尚。石涛每餐必食苦瓜，更有甚者他把苦瓜放在案头供奉礼拜。他对苦瓜如此情感，这与他的身世、经历、心境有着密切关系。

石涛出家以后，颠沛流离，到处游历，他到过广西、江西、浙江、安徽、江苏、陕西、河北等地，晚年时定居扬州。他于康熙四十六年（1707），在扬州辞世，终年六十五岁。他一生内心充斥了矛盾和隐痛，希望能与达官贵胄交往出人头地，最后在失望中回归自己。最后以丰富的绘画技艺，娴熟笔墨之法，运用变幻莫测创作手法，而形成了恣肆洒脱的艺术风格。集实践、革新、理论于一体，成为具有开创性的一代宗师。

石涛一生工诗文，善书画。其画擅山水、兼工竹兰。山水画不局限于师承画派，取历代画家之长，以传统笔墨技法加以变化革新，以笔触阐释理论，既注重师法之源，又吸收自然之性作灵感，从尔完善了自我艺术的表现形式。他的作品笔法流畅凝重，松柔秀拙，尤其擅长点苔，密密麻麻，整体涂染，丰富多彩；用墨浓淡干湿，或笔简墨淡，或浓重滋润，淋漓酣畅，变化极尽；构图新奇，或全纸渲染，或局部特写，突出景物，变化无穷。他的画风新颖奇异、苍劲恣肆、纵横排奡、生意盎然。他的花鸟、兰竹作品，亦不拘于成法，自抒胸意，笔墨爽利俊迈，清润淋漓，极富个性。他的绘画在当时名重于世。综观他的一生，所有绘画作品，无论寻丈巨制，或册页小品，都充盈着鲜明的个性和时代气息。由于他饱览名山大川，“搜尽奇峰打草稿”的人生经历，形成了他自己苍郁恣肆的独特艺术风格。石涛善用墨法，枯湿浓淡并用兼施，墨气酣畅，淋漓峻峙，有着极强的空间感。他运笔灵活，或细笔勾勒，很少皴擦；或粗线勾听，皴点并用，有时运笔酣畅流利，有时又多方拙之笔，方圆结合，秀拙相生。

石涛的作品，构思新奇灵异，无论是黄山云烟，或是江南水墨，还是悬崖峭壁，以及枯树虬枝，或是寒鸦花鸟等，或平远、深远、高远之景，都力求画面新奇，意境出新。他极善采用“截取法”以特写景色传达深邃之意境。石涛又颇讲画风气势，笔恣情肆，淋漓洒脱，不扬小处瑕疵，具有郁勃豪放之气势，以奔情放意见胜，以致对后来中国绘画的发展产生巨大影响。石涛身为明宗王室后裔，因生不逢时，非剃发为僧，才得以活命。随着他命运的不停流转，铸就了他绘画风格不断变幻。从他传世作品来看，石涛在中国绘画史上，不仅是一位实践革新的画家，而且他又是创作题材广泛的多产作者。石涛绘画手法富于变化，又将独特、和谐统一成为自己的画风特色。在自然中以真实感受和不断探索，对前人技法长处加以革新融会贯通。对绘画创作强调“师法自己”，把绘画创作与审美体系构成为“借笔墨以写天地而陶泳乎我也”。

石涛是一位僧人，他是以禅门入画道，画风以一种超凡脱俗之意境，无论是山水、人物，或是花卉、走兽，都有着极高的艺术成就。当代著名画家吴冠中认为“中国现代美术始于何时，我认为石涛是起点”。欣赏石涛作品，全是有感而作，是直接从自然视觉形象中得到创作启示，他对自然形式美有着独特的敏感。石涛的创作灵感直接来源于生活，表现的全是身处真山真水地自然空间里的亲切感受。

石涛的生前身后之事，两百多年来，实得后世对其追捧与争议一直未曾停止。从众多的言论来看，追捧、赞叹石涛的声音盖过批判的厉声。而这个世界里，从古至今，人无完人，在中国绘画史上，石涛对现代美术发展的地位无可否认和替代。但站在严格的理法角度看，他的艺术弊病也应引起反思。当代画家刘墨表示“石涛的画很少依赖已形成的固定风格，他是凭自然的性之所至而变化”。国家一级美术家梅墨生解读石涛的艺术说：“二十世纪的中国绘画是绕不过石涛的”。著名美术史家徐建融认为石涛“晚年的一些作品，也许与卖画应酬有关，粗疏草率，艺术水准明显趋向低落”。可见每一位评论者，都客观地对石涛的绘画艺术作了批评。

石涛敢于超越传统，高标独树是他的过人之处，也是他取得重大成就的主要原因之一。石涛在生活表现形式上却是更胜一筹。原本应该有着富贵生活，由于国破家亡，他一生过着曲折生活。为了活着，幼年出家为僧，进入佛门，云游四方，漂泊他乡，足迹遍达半个中国。然而却受到了大自然地长期熏陶，以及佛学思想和禅学领悟，他以超凡脱俗的意念，创造一个新的艺术世界，塑造了他绘画地最高艺术境界，他的坎坷人生，和他走过地艺术道路，加上他的身世、佛学禅意等诸方面，作用着他的艺术观和人生观。他从显赫的皇室沦落贫民，饱尝人间艰辛，形成了他要出人头地的思想。为此，由于他思想活跃，也造就了他不受传统束缚，反对墨守成规，敢于破陈法新，在中国绘画史上独树一帜，出类拔萃。石涛不仅有着高超画艺，而且有着高深的美术理论，一部《画语录》，深刻反应和总结了他地艺术观、人生观和美术观。

石涛人到中年，是他艺术生崖的一个转变时期，也是他生活上最为得意的时期。尤其是康熙两次南巡，两次召见石涛，这是石涛一生中最感荣耀的大事。特别是康熙二十八年（1689），康熙于扬州平山堂再次召见石涛，并当众叫出石涛的名字，石涛受宠若惊，倍感荣幸，特作《客广陵平山道上接驾恭记》七律二首记之，诗云：“无夜从客夜出关，黎明努力上平山。去此罕逢仁圣主，近前一步是天颜。松风滴露马行疾，花气袭人鸟道樊。两代蒙恩慈氏远，人间天上悉知还。”“甲子长干新接驾，即今己巳路当先。圣聪勿睹呼名字，草野重檐万岁前。自愧羚羊无挂角，那能音吼说真传。神龙首尾光千焰，云拥祥云天际边。”感情真切的诗句，既是对皇上的感恩戴德，又是对恭迎圣驾颇感得意跃然纸上。与此同时，石涛挥毫绘制一幅《海晏河清图》，并题签诗曰：“东巡万国动欢声，歌舞齐将玉辇迎。万喜祥风高岱岳，更看佳气拥芜城。尧仁总向衢歌见，禹会遥从玉帛呈。一片箫韶真献瑞，凤台重现凤凰鸣。”这首诗中可以看出，石涛不仅为两次迎驾面君倍感荣耀，而且为能以新朝属臣为荣。

石涛于康熙二十八年（1689）秋，到北京结交了不少上层权贵，并与辅国将军博尔都结为挚友。在北京期间，石涛在广泛交友活动中，不断地向同时代的画家学习，只要能为己所用的笔墨技法，石涛都虚心采撷，兼收并蓄。石涛北京之行，是他人生重要的转折点，特别是在绘画艺术上，得到了很大提高，但在他的内心需要上，并未能达到报效朝廷的心愿。

石涛在北京虽然结交了不少权贵王侯，但真正能体达察验他的思想的人，可谓是屈指可数。石涛在北京只是受人之邀，吃喝趣谈，求画索书之外，却没有人帮他满足心愿。最后他终于明白自己在京城所扮角色，在一丝苦笑中，凄楚哀婉地吟出：“诸方乞食苦瓜僧，戒行全无趋小乘。五十孤行成孤往，一身禅病冷于冰。”在他的思想里是一种失望，以及所求心愿地破灭。

康熙三十一年（1692）秋，石涛离开北京南下，至是年冬天回到扬州。直至康熙四十六年（1707）病故。在扬州，石涛一心投身艺术创作，并以卖画为生。这最后的一段生命里，他的艺术风格，有中年较繁富、清逸转向沉雄、朴实，艺术创作也进入最为纯熟和旺盛时期，最终成为“画风理论一宗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