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初，桓温一听说石氏大乱，就向朝廷上疏请求出兵收复中原地区，但过了许久也没有回音。桓温知道朝廷依仗殷浩来对抗自己，对此十分愤怒，然而他也一向知道殷浩的为人，知道这个人很难有所作为，对此倒也并不惧怕。因为东晋暂时也没有什么其他的灾祸变故，两人也就得以相持共处了一年多，但不过是一般性的联系，应付而已。
当时，桓温管辖的八州之内民众的资财赋税，几乎都不给朝廷调用，逐渐形成半独立状态。桓温多次请求北伐，朝廷下达诏书不同意。十二月，桓温上了奏章后就立即行动，率领四、五万人顺江而下，驻扎在武昌，朝廷十分恐惧。
特别是殷浩，一会想用辞职来躲避桓温，又想用出示驺虞幡（一种绘有驺虞图形的旗帜，用以传旨解除武装）的方法来让桓温不再继续前进。
王彬的儿子，吏部尚书王彪之对会稽王司马昱说：“殷浩这些举动全都是为自己考虑，并不能保全江山，不是替殿下考虑。如果殷浩辞职，必将导致人心分离混乱，天子独坐天下，在这种时候，一定要有人出来承担责任，这人不是殿下还能是谁呢？”
王彪之又去对殷浩说：“如果桓温上表直言，兴师问罪，首当其冲的就是您。您在朝廷担任要职，猜忌和隔阂已经形成，这时想成为一般百姓，难道还能保全自己吗？您应该暂且静观不动地等待桓温，可以先让宰相给他写一封亲笔信，向他表示恳切的诚意，为他分析成败趋势，他就一定会率兵返回了；如果他不听，那就由皇上亲自下达诏书；再不听，就应当用正义之师去制裁他。为什么您要平白无故地匆匆行事，先自我倾覆呢！”
殷浩惭愧地说：“面临的这件大事我正难以决策，近日一直使我感到烦闷，听到你这个计谋，我才知道该怎么办了”
高崧也对司马昱说：“您应该写信给桓温，向他说明利害得失，他自己就应当率兵返回了，如果他不这样做，就整理六军人马出征，正义叛逆从此判明！”
于是高崧替司马昱起草书信说：“贼寇发难应该平定，时运到来应该接住。这确实是为国家着想的长远谋略，能够具有夺取天下的宏图大略，弘扬光大这种时运的人，除了足下您还能有谁？但兴师动众，重要的是应该以雄厚的财力物力为基础，辗转运输的艰难，正是自古以来让人最头疼的事情，不能认为它容易而不加以认真地考虑。近来我之所以对您的举动深以为疑，原因就在这里。对于出乎寻常的举动，人们都会感到很惊骇，所以近来各种议论说法纷至沓来，想必足下也有耳闻。”
“人们一旦害怕得到的东西会再次失去，就会无所不用其极，或许还会非常惊恐，甚至会顷刻崩溃逃散，如果真的那样，那么宏大的愿望和已有的成果会全部丧失，国家的大业也就完了。这都是由于过去我昏庸懦弱，没有表现出崇高的道德和信誉，以致于百姓不能沉着安定，凭借险要的城池保卫国家。这就是我于内问心有愧，于外对不起好友的原因。我与足下，虽然任职有内外之分，但安定社稷、保卫国家的目标是一致的。天下的安危与完美的德行相联系，应当先考虑使国家安宁，然后再图谋向外扩展，以使帝王的基业兴隆昌盛，道义弘扬彰显，这就是我对阁下的期望，区区一点心意，难道还能因为顾虑猜疑而不坦诚尽言吗！”
桓温收到信后果然立即上书，诚惶诚恐地表示了谢罪，率军返回了原来镇守的地方。
随后，殷浩上疏请求北上许昌、洛阳，晋穆帝下诏同意。殷浩于是任命安西将军谢尚（谢安堂兄）、北中郎将荀羡为督统，进军驻扎于寿春。前秦苻健的部将张遇向谢尚投降，谢尚对他不理不睬，张遇对此十分恼怒，便占据了许昌反叛，并派他的将领上官恩占据洛阳，又派乐弘在仓垣攻打督护戴施，使得殷浩的军队无法前进。
当时，羌人姚襄因为父亲战死，率兵归附东晋，把五个弟弟送去作人质，自己单人匹马渡过淮河，在寿春见到了谢尚，这两人一见如故，谢尚非常热情地招待他，然后形影不离。
谢尚、姚襄一起在许昌攻打张遇，张遇又向前秦求救，前秦国主符健派苻雄率领二万步骑去救援张遇，双方在颖水的诫桥交战，谢尚等大败，死亡一万五千人。谢尚逃回淮南，姚襄扔掉了军用物资，护送谢尚到了芍陂。谢尚把后事全托付给了姚襄，然后回京。殷浩听到谢尚失败的消息，也只得退到寿春驻扎。
谢尚因为战败被送交给廷尉治罪，可他是当今太后褚蒜子的亲舅舅，太后临朝执政，只将谢尚降职为建威将军。不久，谢尚的部属戴施从冉魏手中设计得到了传国玉玺送回建康，朝廷百官一同庆贺，于是赏赐给谢尚轺车、鼓吹，在石头城驻守。
殷浩北伐的时候，中军将军王羲之写信劝他不要去，他没有听从，此后无功而返，他便图谋再一次出征。
王羲之又给殷浩写信说：“如今我们占据着区区江左之地，天下人为之心寒，本来已经很久了。力争战功，这不是现在该干的事情，近来在朝廷内外任职的官员们，没有深谋远虑，却任意挥霍摧残国家的根基，每个人都追求实现自己的志向，最终却没有一桩战功可言，使天下大有土崩瓦解的趋势。随心所欲干这种事情的人，岂能让他推卸掉天下人的责怪！如今军队在外边被攻破，在国内资财被耗尽，连保全淮南的志向，已经不再是力所能及的了，不如回来确保长江，督将们再各自镇守旧地，长江以远的地区，保持着联系就可以了。官员们引咎自责，重新实施良好的治理方法，减免赋税徭役，与百姓一起从头奋斗，或许还可以解救千钧一发的危急局势。您出身于布衣百姓，承担着天下的重任，掌管着督察统管之责，然而却失败落魄到如此地步，恐怕满朝廷的那些贤士没有一个会愿意为别人分担责任。如果您还觉得事情考虑不周到、细致，所以应该再去追求分外之功，那么虽说宇宙之大，恐怕也容不下您！这就是我愚钝的头脑所不能理解的。”
王羲之又给会稽王司马昱写信说：“作为臣下，谁不愿意遵奉自己的君主，希望他的事业和前代一样兴隆昌盛呢？况且现在又遇到了难得的良机，只不过在力量有所不及的情况下，难道不能够权衡轻重而随意行事吗？如今虽然有可喜的机会，但看看自身的情况，令人担忧的事情仍然多于令人可喜的事情。成功未可预期，遗民损失殆尽，劳役毫无时限，征敛日益繁重，以区区吴越之地去征服统治天下十分之九的广阔地区，不失败还会怎样呢？不权衡自己的德行与力量，不彻底失败就不善罢甘休，这就是国内人士所痛心疾首而又不敢直说的话。‘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愿殿下再三思量，先奠定不可战胜的根基，等到根基牢固、势力强大时再做图谋，那时也为时不晚。如果不这样做，恐怕危险就会降临到我们江南！希望殿下能够暂时放弃虚华高远的想法，以挽救眼前千钧一发的危急局势，这才可以说是以亡图存，转祸为福。”司马昱也没有听从王羲之的劝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