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2月2日-4日

第五章，英国客体关系学派：费尔贝恩与温尼科特

“在弗洛伊德与现代英国客体关系理论之间架起桥梁的关键人物，是梅兰妮·克莱因。克莱因重新界定了‘驱力’的性质，认为驱力中包含固有的人类客体，……幼儿不是通过‘偶然’联系发现乳房，而是本能地了解乳房，因为她生来就具备这种知识。……克莱因所描述的幼儿并不太快乐。……由于早期经验的积累是围绕着先天预设的客体（即生来固有的危险和避难模式），因此幼年期的体验必然是支离破碎、令人恐惧的。在克莱因看来，童年的任务不是社会化，而是改善幼儿对世界的恐惧和噩梦般的感受，这些感受来自幼儿强烈的需求和先天具有的过强攻击性力量。我们天生具有精神病性焦虑，而在适宜的条件下，我们能发展成精神健全的人。……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早期，经过了几十年的激烈辩论后，英国精神分析学会分裂成三个团体：一组完全接受梅兰妮·克莱因在理论和技术上的革新；一组对传统的弗洛伊德式概念和实践保持忠诚（以安娜·弗洛伊德为首，并发展成弗洛伊德式自我心理学）；此外是‘独立群体’或中间派的一组，他们发展出不同于克莱因理论的客体关系理论。这个中间派别的主要人物包括W.R.D.费尔贝恩、D.W.温尼科特、迈克尔·巴林特、约翰·鲍比和哈里·冈特瑞普，他们的观点均以克莱因认为幼儿先天倾向于人类互动的观点为基础。不过，他们都不赞同克莱因对攻击性源自死本能的假定，而提出幼儿先天倾向于和谐互动和非创伤性发展，只是在受到不完善养育的阻碍时才产生攻击性”。

W.R.D.费尔贝恩

“驱力理论的动机框架很难与弗洛伊德对强迫性重复的临床观察相容，即人们仿佛有意地令痛苦反复出现：包括痛苦的症状、痛苦的行为模式、痛苦的宿命、痛苦的情感状态。……根据快乐原则，力比多具有可塑性，可以替换使用各种客体求得快乐满足；因此，力比多应该能够放弃痛苦的愿望和带来挫折的客体。但弗洛伊德于1905年指出，力比多还具有所谓的黏滞性，而这似乎与快乐原则背道而驰。力比多会痛苦地固守着无法得到的旧客体、遭到挫败的渴望、遭到阻碍的欲望。弗洛伊德临床理论的核心一一俄狄浦斯情结，就是这方面最好的例证”。

寻求客体的力比多。“威廉·罗纳德·多兹·费尔贝恩（1899-1964）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间在英国精神分析学会受训，……他于四十年代起发表的一系列论文中……他提出了一个不同的出发点：力比多并非寻求快乐，而是寻求客体。……费尔贝恩认为幼儿先天倾向于在人类环境中的互动。费尔贝恩感到，如果以力比多寻求客体为前提假设，该理论框架能更简洁、更具说服力地解释弗洛伊德观察到的无所不在的强迫性重复的现象。力比多之所以黏滞，是因为它的性质正是黏滞性而非可塑性。儿童借助父母所提供的任何接触形式与父母建立联结，这些形式成为他们与他人依恋和联系的终生模式”。“费尔贝恩认为，儿童也会对早期照料者与他们的那些互动方式产生强烈的依恋，并以这种互动为核心来建立日后的情绪生活”。“我们对他人的喜好是由于他们引起了我们对旧客体依恋的共鸣，童年早期人际互动的途径和基调早已奠定了爱的基本范式。费尔贝恩认为，力比多寻求的是客体，而早期所发现的客体成为日后与他人一切联系体验的原型”。

内部客体关系的世界。“费尔贝恩的客体关系理论建立在梅兰妮·克莱因提供的概念资料基础之上，特别是她关于内部客体和内化的客体关系的概念。但费尔贝恩对于这些术语的使用以及他对精神的理解与克莱因非常不同。在克莱因看来，内部客体是想象的产物，伴随着所有的体验。……在费尔贝恩看来，健康的养育将导致孩子具有向外的倾向，引领他朝向能够提供真实接触和互动的真实的人。费尔贝恩认为克莱因所描述的内部客体是不良养育的结果。如果孩子的依赖需要没有得到满足，如果无人提供孩子所寻求的肯定性互动，那么就会发生远离外部现实、远离与他人真实互动的病态转向，而建立幻想的、只属于自己的幻象（内部客体），个体与之保持幻想的联系（内部客体关系）。在费尔贝恩看来，内部客体并不是（像克莱因所认为的那样）伴随所有经验的必不可少且不可避免的东西，而是补偿性地替代了现实事物，即人际世界中真实的人。……如果孩子常常不能找到父母，他就会分化出父母对自己响应的方面（好客体）和无响应的方面（令人不满意的客体）。由于在寻求客体时孩子无法在现实中触及父母无响应的方面，于是他将其内化，幻想父母的这些特征此时存在于自己内部，是自己的一部分”。

压抑。“随着弗洛伊德从幼儿诱惑理论转向幼儿性欲理论，他开始设想压抑的核心内容是被禁止的冲动，这些冲动因为过于危险而不被允许进入意识。记忆仍可能被压抑，只是此时的理解变为，记忆之所以被压抑不是由于其本身具有创伤性，而是由于它与冲突的、被禁止的冲动有关。费尔贝恩认为，压抑的核心内容既非记忆亦非冲动，而是关系，是无法整合到其他关系构型中的与父母特征的联结。记忆和冲动也可被压抑，但主要不是由于它们具有创伤性或本身被禁止；而是由于它们代表着危险的客体联结，并可能把这种客体联结暴露出来。在弗洛伊德看来，……自我关注现实和安全，超我关注道德和惩罚，二者联合起来阻止被禁止的冲动进入意识。在费尔贝恩看来，被压抑者和压抑者都是内部关系。被压抑者是自体与难以接近且常常是危险的父母特征相连的部分；而压抑者是自体与容易接近、较少危险的父母特征相连的部分”。

自我的分裂。“病人在克服自身最痛苦的情感状态时，却感到正在失去与作为内部客体的父母的联系，这种情况并不罕见。病人在感到更多快乐的时候，也在某种程度上感到更孤单，直到他们能够信任自己的成长能力，从而建立新的、不那么痛苦的人际联系。因为我们所有人接受的养育都不可能是最理想的，所以费尔贝恩推断自我的分裂是普遍存在的。在费尔贝恩的体系中，孩子变得贴近父母的无响应特征：抑郁、隔离、受虐、霸道等等。正是通过吸收这些病态的性格特质，孩子感到与父母相连，而通过其他方式父母却是不可触及的。这种对父母的内化必然导致自我分裂：自体的一部分仍指向外部世界的真实父母，寻求他们的真实反应；另一部分则转而指向作为内部客体的幻想父母，并保持紧密的联系。费尔贝恩感到，一旦与父母的体验被分裂和内化，在父母吸引人、给人希望的特征（激励性客体）与带来挫折和失望的特征（拒绝性客体）之间的进一步分裂就会随之发生”。“对应于内部客体的分裂，自我也进一步分裂。自我的一部分与激励性客体相联系，这部分自体体验到持久的渴望和希望。费尔贝恩把自体的这个部分称为力比多自我。自我的另一部分认同于拒绝性客体，这部分自体充满愤怒和仇恨，蔑视脆弱和需求。费尔贝恩将自体的这个部分称为反力比多自我。反力比多自我的敌意指向力比多自我与激励性客体，从反力比多自我的角度来看，这两者都是错误而危险的”。“尽管我们大多数人感觉自己是单一、延续的自体，但费尔贝恩则认为人实际上构成了多个巧妙独立的自我组织，即具有独特特征和观点的不同的自己”。“我们每个人都是根据最早的重要关系而内化的模式来塑造各种关系。与早期客体关联的模式成为我们偏好的与新客体建立关联的模式。描述人类关系之重复性的另一方式是：我们每个人都把自己的内部客体关系投射到新的人际情境中。新的爱的客体之所以被选择是因为他们与过去的坏（令人不满意的）客体具有相似性；与新伴侣的互动是激起旧的、期待行为的方式；新的经验被解释成仿佛满足了过去的期待。正因为这种旧模式的循环投射以及自我实现预言的反复内化，人际关系中的性格和问题才如此难以改变”。

费尔贝恩对分析情境。“在费尔贝恩对分析情境的理解中，病人尽管满怀希望地寻找着新体验，却又不可避免地将分析师（在移情中）体验为旧的坏客体。病人对人类关系的基本假定和原型是既往建立的，并保持在内部客体关系中，塑造着病人对分析师的体验。……在费尔贝恩看来，……神经症体现了受分析者唯一了解的人际关系形式。无论在现实世界还是在她内部世界的表征中，她感到只有通过痛苦的心灵状态和自我挫败的行为模式才能与他人相联。她坚信放弃这些痛苦状态和旧有模式会导致全然地与人隔绝、被抛弃、被毁灭。……除非一个人相信存在新的客体、存在着与人交往的其他方式，令她能感到自己看得见摸得着，否则她就无法放弃与旧客体成瘾般的强烈联系。要使受分析者断绝与分析师之间旧有的、移情形式的联系，她必须开始信任更自由的新的关系模式”。

D.W.温尼科特

“唐纳德·伍兹·温尼科特（1896-1971）在成为精神分析师之前曾是一名儿科医生，在他的分析生涯中始终继续关注着儿科学。……温尼科特具有作为一名克莱因主义者完美无瑕的资历：他的第一个分析师是詹姆斯·斯特雷奇（弗洛伊德著作标准英文版的译者），正是他帮助克莱因来到英国；他的第二个分析师是琼·里维埃，是克莱因最亲密的合作伙伴之一。温尼科特还曾受到克莱因本人的督导。但到后来，他的思想过于独立，他对心理动力学和发展的观点过于富有创见，以至于无法见容于克莱因要求学生保持的正统。‘喂养幼儿可以没有爱，’他写道，‘但没有爱是缺乏人情味的管理，无法成功造就一个新的自主的人类儿童’。温尼科特晚期著作中的这段代表性表述包含了他的许多主要观点，也标志着他引入精神分析思想的全新观点：关于母婴关系和与之平行的医患关系”。

假我障碍。“温尼科特关注的是主观经验的质量：内部现实感、生活中充满个人意义感、视自己为自身经验的中心，独特而具有创造性。他发现对他最具吸引力的病人不是那些受到强烈冲突困扰，或受到干扰生活的、令人费解的症状折磨，或承受抑郁或内疚重压的病人，而是那些在举止和功能上一如常人，但却感到自己不像人的病人。温尼科特开始使用假我障碍一词来描述这种心理病理形式，即个人状态的本质——主观感受本身出了问题”。”温尼科特最具深远影响、最具创造性的洞见在于，他首先将成年病人的假我障碍与他观察到生命最初阶段的母婴互动中的细微差别之间建立了联系。影响力最大的似乎并不是粗暴虐待或严重剥夺，而是母亲对幼儿的应答敏感性质量的某些问题，即她对幼儿需求的‘处理’。关键的不是喂养本身，而是爱；不是需要的满足，而是母亲对幼儿体验中的‘个人’特征所做的反应”。“温尼科特设想新生儿像是漂流在由一连串非整合的（而不是失整合的）时间片段汇聚成的长河中；零散的愿望和需要自发浮现，当它们获得满足，便消融于河流之中。他将这种漂流状态称为‘听任自然’。……它令人舒适的不连续不同于支离破碎，它弥散但不令人恐惧。温尼科特认为，幼儿生命最初几个月的体验质量是个人状态出现的关键。正是母亲提供的环境（而非儿童冲突的本能压力作用）决定了结果。根据温尼科特的观点，假我障碍是‘环境缺陷性疾病’”。“温尼科特将促使‘足够好的母亲’提供幼儿所需环境的心理状态概括为‘原初母性专注’。……在为幼儿提供滋养环境时，母亲自身的主观性、自身的利益、自身的节律以及所关注的事物都逐渐退后而成为无足轻重的东西；她将自己的动作、活动，乃至她的生存本身都用来满足幼儿的愿望和需要。……随着幼儿的需要和愿望在非整合的意识流中浮现，足够好的母亲迅速以直觉了解到孩子的愿望，并安排孩子周围的世界以实现孩子的欲望”。“在这个特殊时期，幼儿感到自己是一切造物的全能中心——温尼科特所谓的主观全能。……母亲毫无耽搁、一拍不漏地‘将世界带给’幼儿。温尼科特指出，正是母亲的应答敏感性给予幼儿短暂的幻想时刻，让他以为是自身的愿望创造了他想要的客体。母亲在被需要的时候出场固然很关键，但同样关键的是她在不被需要的时候退场。她创建了温尼科特所称的抱持环境，在这个物理心理空间中，幼儿得到保护而不知自己受保护，这种特有的无知无觉为接下来自发出现的体验打下了基础”。“原初母性关注是一种建设性的短暂疯狂，使母亲能够悬置自己的主观性，成为幼儿主观性发展的介质。……她越来越感兴趣于自身的舒适、自身所关注的事物、自身的个性感受，因而她对孩子的愿望和动作的反应开始变得迟缓。……随着欲望与满足之间的差距逐渐加大，孩子慢慢认识到，尽管自以为全能的早期信念既自圆其说又令人信服，但他的欲望并非无所不能。孩子的需要和表达本身并不能带来满足，带来满足的是母亲的反应。这一逐渐清晰的认识具有巨大意义，幼儿第一次感到自己依赖着别人，……幼儿逐渐意识到，世界上不止有一种主观性，而是有许多种主观性；欲望的满足不仅需要表达，更需要与他人妥协，因为他人也有自身的欲望和计划”。

过渡经验。“后来，在儿童主观全能的经验上增加了客观现实的经验。后者并没有取代前者，而是与前者同时并存，或互为辩证关系”。“一个独特的人会体验到持续涌现的自我感受和个人意义，这就需要他能保持主观全能的经验，以之作为深刻个人化的、从未全然显露的经验核心。母亲的抱持与促进为幼儿提供了暂时的主观全能体验，并作为宝贵的馈赠和资源而保留下来。这一重要早期经验使成长中的儿童继续感到自己自发浮现的欲望和表达是真实、重要、具有深刻意义的，即使他必须在与他人的适应妥协中整合这些经验”。“在温尼科特称之为主观全能与客观现实的这两种经验形式之间，还存在着第三种形式：过渡经验。在主观全能的经验中，儿童感到是她自己创造了想要的客体，如乳房，并认为自己对该客体具有完全的控制力。而在依据客观现实组织的经验中，儿童感到她需要在外部世界中找到她想要的客体；她正确地认识到客体与自己分离、与自己截然不同，是自己不能控制的。‘过渡客体’既不是儿童主观创造和控制的，也不是独立存在、需要儿童去发现的，而是或多或少介乎两者之间的经验”。“与许多精神分析术语一样，过渡客体一词也被吸收到日常用语中，用法也得到扩展。一种最常见的用法就是用来指弗洛伊德主义自我心理学家（特别是马勒）提出的儿童从与母亲的共生融合及依赖到分离——个体化之间的过渡。儿童的过渡客体，例如玩具熊，对孩子来说代表着母亲。随着母亲逐渐加长与孩子分开的时间，过渡客体使孩子能与母亲保持一种想象中的联系”。“但温尼科特的想法不止于此：他关注的过渡不是从依赖到独立的过渡，而是两种不同的经验组织模式之间的过渡，在与人关系中两种不同的自身定位模式之间的过渡。玩具熊之所以如此重要，不仅是因为它代表了母亲，更是因为它成为了儿童自体的某种特殊延伸，介于儿童在主观全能中创造的母亲与儿童在客观世界中发现的独立活动的母亲之间。过渡客体以其似是而非的模糊性，缓冲了两个世界之间的落差”。“过渡经验构成受保护的领域，为创造性自我提供活动和游戏的空间；它也是产生艺术和文化的经验领域。一个完全生活在主观全能中、与客观现实毫无联系的人，是自闭的、自我中心的。一个完全生活在客观现实，没有扎根于主观全能中的人，是肤浅地在适应生活，缺乏激情和原创力。而正是过渡国度的模棱两可，一方面将经验扎根于自体内部深邃自发的源泉，同时又在另一方面将自我表达与他人的主观性世界联系起来”。“温尼科特在后期论文中提出了另一个概念：客体利用，用以探讨攻击性在从主观全能到客观现实的过渡中的地位。在主观全能中，儿童‘无情’地使用客体。他创造了它，为了自己的快乐而尽情榨取它，并在完全占有中毁灭它。……正是经过全能地创造、毁坏到幸存的循环过程，儿童开始产生了一些对外部的感受，即认识到有这样一个独立存在的真实他人不受他的全能控制。如果母亲难以承受幼儿对她的使用，如果她退缩、垮塌或报复，幼儿就必须过早地关注外界，以丧失充分体验自身欲望为代价，这些欲望看上去是无所不能且危险的。结果是儿童害怕充分地需要和使用客体，日后则成为神经质地抑制自己欲望的成人”。

非足够好的母亲所导致的心理病理学。“温尼科特认为，如果母亲无法提供巩固健康的自体感受所必需的足够好的环境，儿童的心理发展基本会停止。他在心理上就停滞于那一刻，而残存的人格成分在人格核心缺失的情况下继续发展。真正个人状态的核心暂时停止发展，取而代之的是对缺陷环境的适应性顺从，直到能够找到一个抱持环境，更为自发、真诚的主观经验才得以浮现。温尼科特认为，当养育走入歧途时，儿童感觉不到抱持，而是感受到冲击，这可能有几种形式。如果儿童表达出自发欲望，而没有得到满足，他会感到自己被忽略或误解，冲击由此发生。如果儿童漂流于听任自然状态，而未能在支持性的非整合环境中得以维持，他会感到被迫要关注并应对某些外部世界的要求，冲击由此发生。非足够好的母亲没有为孩子提供受保护的精神空间，使自体可以在其中游戏般地扩展并得以巩固，而是在孩子面前呈现出一个他必须要立即妥协、适应的世界，儿童对外部世界的这种过早关注会限制并阻碍儿童自身主观性的发展和巩固”。“根据温尼科特的观点，是长期的养育失败引起了自我的这种根本分裂，一方是欲望和意义的真诚源泉（真我），而另一方是由于被迫过早地应对外部世界而形成的顺从自我（假我）。在沙利文的一个自传片段中，他生动地描绘了温尼科特设想的这种分裂：‘在我与我母亲的儿子之间有如此大的差别，以至于我常常觉得自己不过是她用来挂上她的幻想的衣架。’成为‘我’，具有稳固的自体感，拥有真实体验，产生自己的个人意义，这些都需要适于儿童主观性萌发的养育环境。幼儿只有在稳固地形成和确信‘我’，并愉快地感受‘我’之后，才开始具有作为‘母亲的儿子’的感受，即一套他必须接受的形象和期待。被迫过早地面对做‘母亲的儿子’的任务，代价将是失去对‘我’的逐渐认识和表达，这将导致经验核心出现不和谐的断裂”。

温尼科特的分析情境。“在温尼科特看来，精神分析的情境非常适合探索和重建个人主观性。如同足够好的母亲，分析师提供了一个将自身主观性暂时置之脑后的环境。……分析师试图理解病人的经验中深层个人化的内容、病人自发浮现的欲望。病人在这里得到了远离外部世界要求的庇护所；对病人没有其他任何期待，只需要‘存在’分析情境之中，感知并表达自己所体验的内容。他不必保持连续性或者秩序；非整合和不连续是被这个情境所预期和接纳的。分析师与分析情境提供了抱持环境，一度中断的自我发展可以在这个环境中重新进行，真我可以在这个足够安全的环境中开始呈现”。“病人的问题源自于内部分隔，由于这种分隔使病人与自己的个人经验源泉割裂。……分析情境的退行力量主要不是促使旧的欲望浮现，而是促使旧的‘自我需要’浮现，即自体成长的发展性要求。温尼科特认为病人具有强大的自我修复力量，能塑造和影响分析情境，使之提供童年缺失的环境特征。……会谈的内容和解译几乎无关紧要；关键的是自体在与他人关系中的体验。在治疗较重的病人时，温尼科特会做出各种努力，以病人自发产生的需要为中心来调整治疗。他甚至认为，设定规律的治疗时间也是制造一种人为的外部结构，要求病人来适应，就像根据固定时间安排来喂养幼儿，而不是根据幼儿的要求来喂养。因此，温尼科特会努力根据病人的要求提供治疗”。“兴奋中的幼儿准备幻想出某种东西来攻击，这时他找到乳房。此时现实中的乳头出现，幼儿感到这正是他所幻想的东西。……通过这种方式，他逐渐形成想象出实际存在的东西的能力。母亲必须持续给予幼儿这种体验。类似地，病人来到分析情境中，寻找自体新生所必需的体验。分析师把自己提供给病人自由使用，从而为病人提供了缺失的经验。分析师让病人感到，是病人自己创造了他，而分析师不指责病人对他的使用，这使病人能重新发现她自身想象和幻想的能力，产生非常真实、属于自己的、有意义的体验”。

独立群体的其他创新人物

从费伦齐到巴林特。“迈克尔·巴林特（1896-1970）曾接受过桑德尔·费伦齐的分析，而且他的贡献在许多方面都是费伦齐观点的延伸。无论在理论还是在临床实践上，费伦齐（1873-1933）都是弗洛伊德早期弟子中最具创新性的一个”。“在理论上他强调创伤和剥夺，相应地，在临床技术上他日益确信，重要的是分析师提供恰当的爱与情感，而不是节制地不满足病人的需求和愿望”。“费伦齐不但是巴林特的分析师，也是梅兰妮·克莱因和克拉拉·汤普森的分析师，他是从弗洛伊德的工作过渡到若干当代精神分析思想最重要流派的一个关键人物。巴林特延伸了费伦齐的创新，他确信病人，特别是较严重的病人，在分析情境中寻找的不是幼儿性欲和攻击愿望的满足，而是一种无条件的爱，是他们在童年被剥夺的‘原初客体之爱’。与费尔贝恩不同，巴林特从未背离弗洛伊德的驱力理论；然而，与费尔贝恩一样，巴林特提出客体关系并不是驱力的衍生物，而是在生命之初就存在”。“巴林特认为，孩子与母亲最早的关系是一种被动状态，体验为‘原初物质’的‘和谐、互相渗透的混合’。更为主动的关系形式和快乐寻求形式是从这种被动状态之中产生的。早期关系的破裂会产生巴林特所称的‘根本缺陷’，即自体核心的破碎和断裂，在某种意义上这是病人寻求分析时渴望治愈的根本内容。巴林特的贡献提供了重新理解困难临床情境的新角度，他强调病人努力通过所谓‘温和退行’重新抓住失去了的发展机会，并重新拥有曾经解离的自体成分，过去对这种努力的理解非常模糊”。

约翰·鲍比。“在过去几十年里对精神分析思想作出贡献的重要人物中，没有谁比约翰·鲍比（1907-1990）对精神分析与其他学科之间关系的建构影响更大，这些学科包括生物学、人类学、生态学、信息加工以及儿童和家庭研究。鲍比对精神分析的观点像弗洛伊德一样坚实地扎根于达尔文进化论，但鲍比的进化论显然是二十世纪的进化论，不同于弗洛伊德十九世纪的进化论。……鲍比与哈特曼（参见第二章）的观点一致，他认为进化论革命的核心信息是适应在塑造动物和人类本性中的作用。……经过上亿年以生存为目的的自然选择的雕琢，本能对人类环境具有预适应性。哈特曼所探讨的适应维度是认知与知觉功能。而鲍比主要关注的适应性本能动机，则是关于孩子与母亲的联结，鲍比称之为依恋。他指出，建立与母亲的深刻而强韧的联结是增加幼儿生存几率的本能系统。与母亲越是亲近，幼儿越能确保得到更好的照料和保护，以免遭捕杀。鲍比描述了促进母婴亲近、调节依恋的五种本能反应成分：吸吮、微笑、黏附、哭泣和追随”。“在传统驱力理论的框架中，孩子熟悉和重视母亲这个人，只是因为她担任了满足需要的客体。由此早期胜任的照料者是可以互换的，当母亲仍然是满足需要的（而非力比多的）客体之时，早期的母亲丧失不会带来巨大精神创伤，也不会引发哀悼。但鲍比指出，孩子对母亲的依恋是本能而非习得的，是原初的，而不是母亲满足需要的活动所带来的衍生物。他利用关于动物和人类的分离与丧失的大量实证研究来证实他的观点：早期丧失导致真正的哀悼，这显示了孩子与母亲之联结的原初性”。“鲍比的依恋概念与费尔贝恩认为力比多是寻求客体的观点紧密相连，在鲍比重新阐述人格发展和心理病理的各种核心特征时，依恋概念成为最重要的内容。鲍比认为，情绪安全感反映出对是否可以找到依恋对象的信心，是通过早期童年经验而逐渐建立的。不同种类的焦虑都来源于与依恋客体分离的基本焦虑；从根本上来说，愤怒是对分离的反应和抗议。鲍比还指出，所有防御在本质上是反依恋，是抑制基本而核心的依恋需要，而情绪体验却正是以依恋需要为核心的”。

哈里·冈特瑞普。“哈里·冈特瑞普曾接受费尔贝恩和温尼科特的分析，在说明、编纂和整合英国中间派所有学者的贡献方面，他起到了重要作用。冈特瑞普比其他人更进一步的是，他将精神分析概括为‘替代疗法’，分析师‘代替父母’提供缺失人际环境，即健康自体成长和发展所需的人际环境。冈特瑞普指出，正是养育性的分析关系，既是高度个人化的同时又是高度人际性的，成为治愈的手段。费尔贝恩与冈特瑞普都认为退缩和疏离的分裂样现象存在于所有心理病理形式背后。费尔贝恩曾指出，分裂样退缩只是远离外部世界真实的人，分裂样病人对作为内部客体的幻想形象保持着强烈关联和专注。……冈特瑞普指出，在面对严重剥夺时，力比多自我将会分裂。自我的一部分完全放弃了客体寻求，不但放弃了外部客体，也放弃了内部客体，退缩到一种深深埋藏自己的隔绝状态。此时自我极度渴望着回归子宫，并在更加宜人的养育环境中重新开始。这个自体部分，即退行自我，表现为弥漫的自我弱小感和深刻的无助绝望感。冈特瑞普在试图整合费尔贝恩与温尼科特的观点时，提出了退行自我的概念。退行自我禁锢在隔绝状态之中，这个概念既包含逃离带来挫折的客体的自体（费尔贝恩的力比多自我的一个分裂成分），也包含由于缺乏适当的促进性养育环境而从未实现的自体成分（温尼科特的真我）。冈特瑞普的退行自我概念对某一类受分析者具有广泛的适用性，这些受分析者（在梦和白日梦中）将自已体验或描述为弱小的幼儿，而且大多是遭到忽略或抛弃的幼儿，这尤其发生在分析中触碰到他们原先非整合的、无法触及的情感状态和渴望时。这种观点也被通俗心理学以‘内心的小孩’这样的概念而广为传播。不过，冈特瑞普的观点始终是强烈精神分析取向的，这表现在他坚信除非经过缓慢艰难的分析，修通人格较表浅、防御的层面，否则无法以任何真诚、有效的方式触及被压抑的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