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五铢钱的发展与缗钱令的后果
无论是美元还是人民币,都有相当强大的防伪功能。防伪的作用在于提高了除国家以外的其他组织和个人随意印制钞票的门槛。特别是组织和个人伪造钱币,很难形成如国家一样的规模优势,制造完全相同钞票的边际成本远远大于国家。在金属货币时代,规模经济的道理也同样适用。缗钱令和盐铁专卖使帝国的财政力量空前强大,于是帝国也能不惜血本铸造货币,通过技术门槛将民间和地方铸造的钱币排斥在市场之外。
郡国多柬铸钱,钱多轻,而公卿请令京师铸钟官赤侧,一当五,赋官用非赤侧不得行。白金稍贱,民不宝用,县官以令禁之,无益。岁余,白金终废不行。……其后二岁,赤侧钱贱,民巧法用之,不便,又废。于是悉禁郡国无铸钱,专令上林三官铸。钱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钱不得行,诸郡国所前铸钱皆废销之,输其铜三官。而民之铸钱益少,计其费不能相当,唯真工大奸乃盗为之。
对待地方,帝国通过行政命令禁止其铸造货币。而对待民间,则通过铸币的规模优势使其盗铸成本增加。劣币逐良币的事情,可能发生在帝国中央铸造的货币数量不够多的时候,当工艺优良的“良币”数不胜数的投放到市场上的时候,持有“良币”而使用“劣币”就变得不太令人理解了。“良币”没有稀缺性,你藏着它干吗?同样,“良币”满大街都是,你使用“劣币”购买食货,就会面临被拒收的风险。但帝国人民从那时起就拥有了胆大心细、聪明勤劳的特质,仍然有“真工大奸乃盗为之”。不过,这已经不是主流了。
专门铸钱的“上林三官”注定要在中国货币史上留下大名。上林三官其实是在上林苑办公的三个官员。至于是哪三个官员,所说不一。有种说法是钟官,技巧,辨铜。钟官掌铸钱、辨铜掌原料、均输掌制范。最后,汉武帝决定设立新的官员掌管帝国的新的财政金融业务,这就是水衡。
帝国以往的财经部门主要有少府、大农、太仆。少府即后代的内务府,负责皇家的供养。大农,掌钱谷,负责田赋。太仆,负责畜牧。这三个部门当中,少府说白了是皇家私人的管家,太仆的主要职责也是为了皇室和军队准备马匹,能给帝国带来财政收入的只有大农。但大农负责的是正税,而缗钱和铸币是不管的。随着缗钱令的实施,缗钱收入成为帝国财政收入的一大部分。前面说过,缗钱令实施以后
卜式相齐,而杨可告缗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杜周治之,狱少反者。乃分遣御史廷尉正监分曹往,即治郡国缗钱,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产业,而县官有盐铁缗钱之故,用益饶矣。
商贾破产、人民不乐意生产而愿意去盗窃,这恐怕有夸张的成分。但如果把缗钱令看作是一种税,则这种结果是经过现代历史证明的。高税收下,民间(无论是资本家还是劳动者)的生产意愿就会降低,进而可能损害到生产力的发展。加上民间财富能被帝国缗走的已经缗走了,缗钱令的废除也就是可以预料到的了。
而缗钱得来的土地、奴婢众多,帝国就将收上来的土地重新分配给有农业管理职能(也就是有财政管理职能)的水衡、少府、大农、太仆等部门。这些部门就使用收上来的土地、奴婢进行农业生产,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下河漕度四百万石”,也就是说,由黄河漕运过来的粮食每年增加了四百万石。官府再籴一些粮食就足够帝国朝廷用度的了。
这里就要简单说一下汉代的漕运。汉代的政治军事中心在关中。关中地区经过周、秦的千年经营在当时无疑是天下最富庶的地区。但关中地区同时集聚大量了帝国的皇室、重臣及其仆役,加上为了防备匈奴,后来是为了进攻匈奴,关中地区也集聚了大量军事部队。如此大量的不事生产的人员生活在关中地区,单靠关中地区的粮食是无法供养的,只能从山东、江南等地转运粮食。而关中地区自古有“百二”之称,陆路运输殊为不便,这时候就只能靠漕运供给了。而要完成对关中地区的补给,仅仅有交通手段还不行,帝国必须能在山东、江南等地组织起用于漕运的粮食来才行。现在,帝国掌握了大量山东、江南的土地、奴婢,自然也就掌握了大量粮食可以运往关中,不够的部分,只需要帝国拿出盐铁专卖得来的钱稍微在市场上买一些就可以了。
汉武帝时期,为了应对财政危机,实行了缗钱、盐铁专卖和铸造五铢钱三项措施,如今我们已经大体的介绍过了。经过五铢钱改革和缗钱,帝国的财政实力大为增强,货币币值也比较稳定,为社会生产和交换的发展创造出良好的条件。经过改革,帝国拥有了打击匈奴、征服西域、平定西南的庞大军事实力,“汉”作为一个朝代的名称也开始逐渐转化为一个民族的名称。但我们同时要注意,汉武帝近七十年的文治武功,是和汉高帝开始对匈奴、南越韬光养晦分不开的,也是和惠后文景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分不开的。没有七十年的蛰伏,很难有汉武帝时期的腾跃。也就是说,前后两个七十年,都是大汉皇室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封建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不能用汉武帝的历史时期否定高惠后文景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高惠后文景的历史时期否定汉武帝的历史时期。
当然,五铢钱的改革是利远远大于弊的,从五铢钱千年的使用就可以看出。而缗钱令作为帝国推出的税收政策,虽然解一时燃眉之急,但却不是长久之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