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冬天好像来的格外早。像我这样土生长的南方人，选择在冬天去北方的同学家玩耍，真的是鼓足了很大的勇气。但即使是再有心里准备，也抵不住这寒冷干燥的北风。
同学的家不在市中心，也不在县里，而是在一个相对僻远的小镇上，平日里人来人往的都是认识的人。这圈子确实小，但很质朴，人与人之间都熟络。镇上没有稍大一点的超市，人们平日所需的生活必备品都是在一个特定的日子里去镇上赶集采购。到她家的第二天，刚好赶上每月一次的赶集。她嚷着要带我去看看她们镇每个月最热闹的时候，早上六点左右就把我叫起来。
赶集的地方就是在小镇最繁华的那几条马路，以十字路口为中心，在马路边上，四边扩散的摆着摊，小商贩们都拿出自家的商品，有自家种的蔬菜水果，也有自家晾晒的米线，看着比城市大超市专卖的绿色食品还要健康，心里盘算着，回程的时候要不要带点回家。
边走边想着，来到了十字路口，我问同学，接下来要往哪边走，她说记得有个王阿婆的豆花很好吃，过了这个路口前面一点就到了。刚准备抬脚走过去，路灯忽的变成了红灯，于是只好在原地等了。路对面是一个很小型的移动小商铺，铺子旁边有一个棚子，不大，里面有一张床，目测应该只有1米宽，和学校宿舍的床差不多大。床脚边有一个铁盆，盆里一个碗，一双筷子，棚子门口坐着个老头，像是个乞丐，但路边行人来来往往，却不见他要求施舍。只是两个眼睛死盯着马路，空洞，无神，只是偶尔眨一下眼睛。我心里想着，路上车子来来往往，他，到底在看什么呢？
红灯变成了绿灯，过路的行人开始移动，同学拉着愣神的我穿过马路，去王阿婆家吃了豆花。对于一个吃惯了甜的豆花的南方人老说，北方的咸豆花着实新鲜。
回去后，在同学家的炕上呆了几天，差不多该回程了，打算去镇上买点特产，顺便再吃一碗豆花。又走过那个小型商铺，我突然定住，老头仍坐在棚口，一双筷子，一个碗里还是空空。眼睛还是盯着马路，呆滞无光。我觉得老头挺可怜的，于拉着同学走到老头面前，站定。老头还是没反应，眼睛只是睁着。我从口袋里掏出十元钱，放在老头面前。正准备离开时老头突然起身，捡起地上的钱丢在我脸上，“你有钱了不起啊，我要我儿子，你倒是给我儿子偿命啊！”老头大声冲我吼。“我好心给你钱还是我的错了，你这人讲不讲道理啊，这世上哪还有你这样的人啊。”我当时就气了，这不是好心当成驴肝肺吗。老头还是骂着，由不太标准的普通话变成了我完全听不懂的家乡话。路人都以为我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都已异样的眼神看着我。真是丢脸死了。我正准备还口时，被同学拉住，示意我算了，然后用着家乡话给老头道歉，拽着我走了。
一路拽到吃豆花的地方，同学说“你先坐着，我去阿婆那里点两碗豆花。”
“吃什么吃啊，气都气饱了，好心好意捐点钱给他，反倒被他骂。真的好人难做啊！还有，你道什么歉啊？”
“你怎么知道我是在道歉？”
“听着你那语气，看你那满脸歉意，还欠着腰，不是道歉就怪了。”我说完之后白了她一眼
“其实这也不能怪那老头。”
“你什么意思啊，难道怪我？”
这时王阿婆走过来，看我满脸不快，问发什么了什么。在知道事情来龙去脉之后，阿婆解释道：“那个老头是个可怜人啊。他结婚结的很晚，虽然人老实憨厚，村里的人都觉得他心眼好，但是家里条件差，还有一个七八十岁的老母，每天靠着点要维持生命。在四十多岁的时候经村里人介绍找了一个老婆，生了个儿子。农村人又不懂什么医学常识，夫妻两人又没文化，不识几个大字，生了孩子第二天就下地干活，他老婆身子就没调理好，落下一身病，没两年就死了，他就把那儿子当命根子，去哪都带着，去地里干活就让儿子坐在田埂上，又当爹又当妈的。儿子八岁那年，也刚好是赶集的日子，在他买东西的时候过马路给撞死了，肇事者是县长的亲戚，家里有钱有势，想用钱补偿他，私了这件事。他却不答应，硬是要告上法庭，讨个说法，要肇事者收到惩罚。你也知道，当时这里没发展起来，没红绿灯，没监控，目击者也不敢作证，硬说成是孩子自己过路不看车，怨不得司机，最后肇事者没判刑，老头得到几万的补偿金。”
“后来呢？”我问
“后来啊，听说他把钱在他儿子的坟前烧了。然后就变得精神失常，有时清醒，有时糊涂。却一直坐在路边不肯走。有好心的人从他家里搬了些东西就在电话亭边搭了个棚子让他住着。”
“电话亭？”
“就是现在的那个移动的商店。一住就是这么些年。”
“都没人管他吗？”
“有啊，听说他们村的村长和镇长都来了几次，让他回家住。他也不闹，只是看着大马路，喊着他儿子的名字，笑着说‘我得陪着儿子啊，我不能走啊。我走了，他一个人就该害怕了。’附近的街坊也都觉得他命不好，是个可怜人，但凡哪家做了点吃的都会端来一点，倒在他的碗里，他也不说谢谢，只是看着马路。”
我低下头，看着碗里，舀一口，再一口。
抬头，看着门外的枯枝依然在寒风中孤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