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梁启超对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研究又常常受到他思考现实问题的影响。如对王安石，他的正面评价主要基于社会改革（或政治斗争）的角度，一旦深入经济政策的利弊，则针砭之意溢于言表。梁启超说：“青苗法者，不过一银行之业耳。欲恃之以摧抑兼并，其效盖至为微末。而银行之为业，其性质乃宜于民办而不宜于官办。但使国家为之详定条例，使贷者与貣者交受其益而莫能以相病，而国家复设一中央银行，以为各私立银行之枢纽，而不必直接与人民相贷貣，则其道得之矣。荆公之为此，所谓代大匠斫易伤其手也。”
>> 从《管子传》的有关论述中可以看出，“通过对亚当·斯密作历史主义的探讨摸索到了历史学派学说的梁启超，他所选择的当前的经济处方，是政治优先、国家至上的德国国民经济学说。”“不过，这个构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做了修正。如果说，梁启超在大战的惨祸和德国战败这一严峻现实面前，不得不承认国家主义仅仅是一种‘病态’的话，那么他也不得不拣起从前的评价来，认为管子、商君书等的‘法家者流之生计政策，无论为重农为重商，要皆立于国家主义基础之上。
>> 赖建诚认为梁启超在《管子传》中的矛盾难以理解，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认定梁启超在基本经济理念上是反对自由放任的
>> 把梁启超划入主张保护主义、反对自由放任的一派。但这样的概括是值得商榷的。
>> 在这里，梁启超抨击的是“过甚”的“自由放任”，而且不忘提醒政府干预“非可遂行于今日”。
>> 由此可见，梁启超在研究中国古代经济思想时暴露出来的观点跳跃或逻辑矛盾，固然有其治学特点上的原因，但主要还是其基本经济理念和特定历史情境所导致的政策需求之间的差异所导致的。而这种差异又有着深层的思想和文化的根源。有批评者说：“梁的经济论述有几项特色：①现实的问题性很强，是符合时代的急迫性问题。②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项特性是负面的：环境一变、时间一过，这些问题的意义就随风而逝。
>> 梁启超对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研究，在学术史上有着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他的探索为中国经济思想史这门学科的创立准备了条件；另一方面，他在研究中体现的特点是他本人和当时国内经济思想的一个缩影，并在很大程度上预示了中国近现代经济思想发展的轨迹。
关于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创立时间，叶坦认为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她说：“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其形成或创立的主要标志至少有二：一是这一时期系统性研究成果集中而大量问世，并且明确命名为‘经济思想史’；二则是同时在我国南北方有十余所大学中先后开设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这些此前都是没有的。迄今知道的我国最早以‘经济思想’命名的中国经济思想史著作，是1925年北京志学社出版的熊梦著《墨子经济思想》。
>> 梁启超对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研究，在学术史上有着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他的探索为中国经济思想史这门学科的创立准备了条件；另一方面，他在研究中体现的特点是他本人和当时国内经济思想的一个缩影，并在很大程度上预示了中国近现代经济思想发展的轨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