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是在秦的基础上，建立、发展了一整套选拔人才的选官制度。包括察举、皇帝征召、公府与州郡辟除、大臣举荐、考试、任子、纳资等多种方式，且不限于一途，可交互使用。

察举即选举，是一种由下向上推选人才为官的制度，包括孝廉、茂才、贤良方正、文学，以及明经、明法、尤异、治剧、兵法、阴阳灾异等。

朝廷以「乡举里选」为依据，尊重乡里舆论对士人德才地评判。

譬如，「茂才」由州刺史以上官员察举，名额少、任用重。而「孝廉」则由郡太守察举，20万人口以上郡国每年荐1人，20万人口以下则两年荐1人。

东汉伴随着世家门阀地崛起， 至中期后逐步垄断了「察举」之权。

征辟是一种自上而下选拔官吏的制度，主要有皇帝征聘，以及公府、州郡辟除两种方式。

汉朝公卿牧守，既可自行辟除。崔寔在《论证》中曰，「三府掾属，位卑职重，及其取官，又多超卓，或期月而长州郡，或数年而至公卿。」由此导致欲为官，必需依托权门。

故被辟除者逐渐沦为主官之私属，而「征辟」则成为高官安插门生、故吏之工具。

其他如「任子」即恩荫，两千石以上高官干满三年，可任一子为郎。

由此可见，东汉的朝堂完全被世家门阀所垄断。晋·葛洪《抱朴子·知止》即云，「举士也，必附己者为前，取人也，必多党者为决。」

虽然汉武帝独尊儒术，但实际上却是儒法结合、儒法互济。

参《汉书·元帝纪》载，“元帝见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尝侍燕从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所谓「文法吏」即通晓法令、执法严峻的官吏。他们尊奉主上、通习律法，善于以法律规范处理朝廷繁复公务。

「文吏」与「儒生」在汉初属于两个不同的社会群体，且二者相互对立。

譬如，贾谊尝言“俗吏之所务在于刀笔筐箧，而不知大体”；而汉·桓宽在 《盐铁论·殊路》中亦抨击儒生“夫重怀古道，枕藉《诗》、《书》，危不能安，乱不能治”。

但鉴于儒家的官方意志，故诸多文吏亦兼涉经传、兼染儒风。另外因工作需要，不少儒生在修习儒经的同时，亦钻研掌握律令文法。

以致「文吏」与「儒生」群体，逐步开始相互渗透、融合。本应对立的群体，反而衍生形成统一地「儒化」官僚体系。故而导致自东汉章帝以来，皇帝除却借助宦官势力对抗世家门阀外，别无他法。

每任帝皇登基后，总会扶植宦官集团，以平衡、消除外戚集团的独权，同时去削弱隐在身后的世家门阀。

毕竟对于皇权而言，来自世家门阀的威胁远胜于宦官的隐患。或许在当时，灵帝尚未意识土地兼并对于国家的危害，但是世家门阀对于皇权地威胁，甚至历代皇帝性命地挟制，却是心知肚明。

故灵帝自登基始，便展开了与世家门阀间地凶险博弈……

面对灵帝党锢的压制，世家门阀亦未坐以待毙，充分发挥了掌控社会舆论之优势。

熹平四年（175）三月，议郎蔡邕等奏求正定六经文字，由蔡邕等书石，镌刻四十六碑，立于洛阳城南的开阳门外太学讲堂前，曰「熹平石经」。

前后历经八年，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官定儒家经典刻石。

《后汉书·蔡邕传》载，“及碑始立，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馀两，填塞街陌。”

灵帝虽扶持了宦官在朝政上与世门相抗，但在几百年独尊儒术的思想背景下，依旧有些束手束脚。

故光和元年（178），灵帝开「鸿都门学」，招收学生、教学内容皆与太学相悖。学生由州、郡三公择优选送，招收平民子弟入学。

「鸿都门学」突破了贵族、地主阶级对学校的垄断，并绕过了经学选拔系统。

可见，灵帝欲打造一个全新的官僚进阶体系。

参《后汉书·蔡邕传》载，‘光和元年，遂置鸿都门学，画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其诸生皆敕州郡三公举用辟召，或出为刺史、太守，入为尚书、侍中，乃有封侯赐爵者……’

其一，「画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即在表明将鸿都门学，提升至经学同等高度。

其二，「出为刺史、太守，入为尚书、侍中」即灵帝对世家门阀、对官僚体系官职垄断的一次挑战。

同时参《通典·职官三》载，“门下省，后汉谓之侍中寺。”引注曰：“嘉平六年（177）改侍中寺。”`「嘉平」即「熹平」，灵帝成立侍中寺。

「侍中」本义是入侍天子，西汉时为加官「分掌乘舆服物，下至亵器虎子之属」。至东汉地位日尊，常在皇帝左右“赞导众事，顾问应对”，秩比二千石，隶属于少府。

灵帝时，则对「侍中」的编制作了具体规定,《初学记·职官部下》载“侍中舍有八区，论者因言员有八人。”

职掌亦有新的变化，参《后汉书·百官三》注引《献帝起居注》曰，“帝初即位，初置侍中、给事黄门侍郎员各六人，出入禁中，近侍帷娓，省尚书事。” 

以侍中`省尚书事'，即由侍中审察尚书奏事。

献帝是由董卓所立，朝局政令亦皆出董卓。`省尚书事'对于献帝而言，并无意义。

由此推断，以侍中「省尚书事」应是灵帝在设立侍中寺时所定，献帝只是沿用而已。

而东汉光武以来，虽是以三公领九卿为基本架构，实则大权已移交至尚书台，并获取议政权和对百官的监督权。正是‘虽置三公，事归台阁’。

面对尚书权利的膨胀，灵帝设置侍中寺，旨在对尚书台的监督。

正如杨鸿年在《汉魏制度丛考》中所云，灵帝试图以侍中「省尚书事」，正是“由宫外而宫内而省中，将权力向内集中”。

灵帝虽以鸿都门学，去平衡儒门经学对于仕途的垄断，但所传所授内容，终究不过是辞赋、小说、尺牍、字画等非正统科目。依旧缺少一种可以对抗经学的上层意识。于是，灵帝最终将目光投向道家之《太平经》。

《太平经》有“太平将至”的中心信念，崇尚封建的伦理纲常，维护封建的统治秩序。

同时书中有浓重的劝善思想，在民间被视为辅佐朝廷教化百姓之「善道」，不仅是道家典籍，亦融入了治国之道。其中的「治平思想」、「三合相通」及「和谐观念」非常契合当时混乱的社会现实。

通过上述的层层抽丝剥茧，灵帝虽非明主，亦非昏庸无道。

灵帝一直试图在世家门阀的夹缝中，找寻突破口。其一系列的集权之举，必然遭受世家门阀地强烈反弹与口诛笔伐…… 而黄巾起义的爆发更是雪上加霜，将灵帝彻底打入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