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及「卖官鬻爵」，绝非什么明君之举，然则此举并非灵帝首创，而是贯穿两汉历史。

「卖爵」一词始现于汉惠帝元年（前194），《汉书·惠帝纪》载，‘民有罪，得买爵三十级，以免死罪。’

又《史记·孝文本纪》有云，‘天下旱，蝗。帝加惠：令诸侯毋入贡，弛山泽，减诸服御狗马，损郎吏员，发仓庾，以振贫民，民得卖爵。’名士晁错亦尝上疏文帝，提出“入粟拜爵”之政策。

景帝时，参《汉书·食货志》载，‘孝景二年……上郡以西旱，复修卖爵令，而裁其贾以招民，及徒复作，得输粟于县官以除罪。’

总之，西汉初朝廷的卖爵活动频繁，但初衷是增加财政收入，而非后来的吏治腐败。

至于卖官， 武帝时尝多次颁布“入物补官”、“入羊为郎”等卖官鬻爵诏令。譬如武帝元狩元年，‘始令吏得入谷补官，郎至六百石。’亦是财政开源的重要措施之一。

换言之，「卖官」之策实由汉武帝始。

而成帝、哀帝，甚至是王莽时期，皆延续了武帝时的卖官鬻爵政策。

至东汉初，文献中未见卖官鬻爵之相关载录。

然孟祥才在《中国政治制度通史》有云，‘东汉前选吏尚名节，公开买爵之事很少见于记载。中期以后，宦官、外戚的轮流擅权执政造成吏治日甚一日的腐败，卖官、买官成为一种公开的市场交易。’

其中反映出两点问题：

其一，因「 东汉前选吏尚名节 」，故卖官鬻爵之举仅是在暗中活动。

其二，东汉中期「卖官鬻爵」已是「 公开的市场交易」，并非桓、灵期间所独有。

譬如《后汉书·孝安帝纪》载，‘永初三年（109），三公以国用不足，奏令吏人入钱谷，得为关内侯、虎贲羽林郎、五大夫、官府吏、缇骑、营士各有差。’

即安帝时，对于部分官职已是公开售卖。

灵帝只是将事曝于明面，标价售卖的更加全面而已。

参《后汉书·孝灵帝纪》载，‘光和元年（178），初开西邸卖官，自关内侯、虎贲、羽林，入钱各有差。私令左右卖公卿，公千万，卿五百万。’

又《后汉书·宦者列传》载，“又造万金堂于西园，引司农金钱缯帛，仞积其中……帝本侯家，宿贫，每叹桓帝不能作家居，故聚为私臧，复寄小黄门常侍钱各数千万。’

目前主流观点，灵帝「卖官卖爵」是用于西园的建设，以供自己享乐。

但这里有两点需要思考：

其一，《宦者列传》提供的理由是，灵帝虽出身于侯爵之家，然则家贫。

灵帝登基之初即发动了党锢，但卖官鬻爵却是在登基的十年之后。又中平二年（185），造万金堂于西园，却是在平叛黄巾之乱后。

由此推之，灵帝敛财的初衷并非单纯地贪财、享乐，背后皆有事件、环境地推动。

其二，灵帝将财富分散藏于小黄门常侍家中，并不符合一个敛财者的本质。

灵帝将财帛一分为二，将本应由大司农掌管的国家财政，藏于西园万金堂；而将本应有少府掌管的皇家财政，分散藏于小黄门常侍家中。

如果仅仅是为了自我享乐，又何必如此精细地分而藏之。

汉朝管理国家财政称「大司农」，掌管田租、口赋等税收；而管理皇家财政称「少府」，是皇帝的私人管家。

国家和皇家的收入、支出皆有严格的区分，二者不能混淆、挪用。

故灵帝通过「卖官鬻爵」所获取的大量财富，令士族阶层感到不满，针对钱财进入国库，抑或私库，曾有过激烈地争论。

参《后汉书·五行三》载，蔡邕言曰，‘『帝贪则政暴而吏酷，酷则诛深必杀，主蝗虫』……易曰『得臣無家』，言有天下者何私家之有！’

又《后汉书·卢植传》云，‘散利者，天子之体，理无私积，宜弘大务，蠲略细微。’

又《后汉书·宦者列传》亦云，‘强上疏谏曰： 天下之财，莫不生之阴阳，归之陛下。归之陛下，岂有公私？’然刘宏却是不听，卖官的政策一直持续到刘宏逝世。

其一，东汉中期以后，战乱频繁，内有农民起义、外有边患入侵。东北有鲜卑，北西有诸羌，西南有诸蛮，频繁兴兵。更是常年遭受水灾、蝗灾、旱灾、地震山崩、大疫等自然灾害侵蚀。

至桓帝时，已是「三空之厄」，即田野空、朝廷空、仓库空。

而灵帝时，更是地震、大疫、蝗灾等连年不断，国库早已不堪重负，而尝以皇室私库应付战争、救灾等紧急事态 。

但如果钱财进入国库，恐是泥牛入海，再不受灵帝所掌控。

而在灾荒、战乱频繁，财政赤字严重地前提下，世家门阀并不会私掏腰包。灵帝唯以‘强硬’手段收纳钱财，以维持财政的正常运转，虽无根治之法，却可暂且帮助国家度过危机。

退一步而言，至少需保证皇家军队的正常供给。

其二，自东汉以来，世家门阀占据了国家政权的支配地位。

诸如弘农杨氏、汝南袁氏所谓的‘四世三公’，便是门阀世族势力恶性膨胀的产物。袁术即尝言‘天下之人，非家吏则门生也，孰不从我？四方之敌，非吾匹则吾役也，谁能违我？’

对于灵帝而言，即使不通过卖官鬻爵，朝廷的重要官职，亦不再其掌控。

而且随着“党锢之祸”的不断升华。世族、官僚与皇帝之间的相互博弈，致使国家的行政效率下降，亦间接加速了国家财政收入的减少。

汉朝单一的农耕经济，是国家经济基础的唯一基石。然而世家门阀通过不断地「土地兼并」，间接削弱着国家的财政收入。

灵帝面临战乱、天灾，不得不以「卖官鬻爵」的方式，补充内库所需；

亦在试图撕裂世家的政治垄断，获取部分人事任免；与此同时，豢养军队积蓄力量，以迎接皇权交替，皇子年幼的循环桎梏。

灵帝以此作为政权稳固之突破口，自然不愿将以名声换取的钱财归入国库。

而世族贪婪财富地同时，亦恨恼政权垄断受到挑衅，进而拿起「儒学武器」予以反击，最终将灵帝钉在了昏君的耻辱柱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