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备恨鞭督邮之后自去了京都洛阳，前文已是有过交代。
参《英雄记》载，‘灵帝末年，备尝在京师，后与曹公俱还沛国……’又《三国志·先主传》有云，“顷之，大将军何进遣都尉毋丘毅诣丹杨募兵，刘备与俱行，至下邳遇贼，力战有功，除为下密丞。”
刘备在京都疏通后，恰逢其会参与了京都募兵事宜，作用即保护新兵，抑或粮草、辎重。
再次积累功勋，而拜为下密丞。至此刘备为下密丞之时，应是在灵帝组建西园八校之后，故此时的时间线应是在中平五年末（188），甚至是中平六年（189）。
后《先主传》载，刘备‘除为下密丞。复去官。后为高唐尉，迁为令。’
这里则有一个疑问，下密县位于青州北海国辖内（山东昌邑），而高唐县位于青州平原国辖内（山东禹城），两地相隔三郡之远。
且下密县丞与高唐县尉虽然有文武之分，不过官职品阶却是类似，刘备是因何去官，又是何时去官？史书中并无明确记载。
参《先主传》载，刘备任高唐令时‘为贼所破，往奔中郎将公孙瓒，瓒表为别部司马，使与青州刺史田楷以拒冀州牧袁绍。数有战功，试守平原令，后领平原相。’
文中「为贼所破」之贼，应指初平二年（191）的青州黄巾。
参《后汉书》中载，“初平二年（191）十一月，青州黄巾寇泰山，泰山太守应劭击破之。黄巾转寇勃海，公孙瓒与战于东光，复大破之。”即青州黄巾由泰山郡北上渤海郡。
依东汉郡县划分，高唐县不仅是北过黄河的渡口之一，更是由泰山北上渤海的必经之路。
故高唐县作为黄河以南的最后屏障，平原国治所之南大门，必然遭受青州黄巾的强烈冲击。刘备虽有关羽、张飞之勇，但毕竟一县兵马有限，面对势如破竹的青州黄巾，刘备注定无法守住高唐，唯有退而投靠公孙瓒。
故刘备「为贼所破」的时间是在初平二年（191）十一月之前。
汉朝郡国对属县的考课，通常是在秋冬。故刘备从高唐尉迁为高唐令，至少需要跨年。
由此按时间推算，刘备任高唐尉的时间应是在初平元年（190）。而初平元年（190）正月，正是关东联兵讨伐董卓的时间。
由此推断，刘备「复去官」很有可能是响应关东联军，去官讨伐董卓。
虽然陈寿在《三国志》中并无提及刘备伐董之事。
不过裴松之却在注《三国志》引《英雄记》中有所提及。参《英雄记》所载，「会灵帝崩，天下大乱，备亦起军从讨董卓。」
可见，刘备亦曾响应会盟，参与了讨伐董卓之战。
然则参与伐董这样的功勋，正史为什么并未明确提及：
依东汉郡县划分，下密隶属北海国。查《两汉太守刺史表》，孔融是初平元年（190）上任北海相。
又《后汉书·孔融传》载，‘时黄巾寇数州，而北海最为贼冲，卓乃讽三府同举融为北海相……融到郡，收合士民，起兵讲武，驰檄飞翰，引谋州郡。’
此时北海相孔融初来乍到，正疲于应对黄巾，并未响应关东诸侯。
参《后汉书》载，‘前刺史焦和好立虚誉，能清谈。时黄巾群盗处处飙起，而青部殷实，军革尚众。和欲与诸同盟西赴京师，未及得行，而贼已屠城邑。和不理戎警，但坐列巫史，萗祷群神。’
又《九州春秋》载，‘是时英雄并起，黄巾寇暴，和务及同盟，俱入京师，不暇为民保障，引军逾河而西。’
将两处文献合而观之，青州刺史焦和尝起兵响应同盟，且「军逾河而西」。
由此推断，刘备应时奉命起县兵向西与焦和军汇合。然则焦和军未及西赴京师，已出现黄巾屠戮城邑事件。
而焦和为官崇尚清谈巫祝，并无军事之能。
参《九州春秋》载，‘和不能御，然军器尚利，战士尚众，而耳目侦逻不设，恐动之言妄至，望寇奔走，未尝接风尘交旗鼓也。’
换言之，焦和起兵响应同盟之举未成。
故刘备虽起兵，却未能参与伐董之战，所以正史并未提及刘备讨伐董卓一事。
但刘备虽为汉室宗亲，却不比荆州刘表、益州刘焉，为维护自身政治立场，故选择「去官」以参与讨伐董卓。
然则刘备即使有心响应，却不过区区县丞，可谓是位卑权轻。
对于关东诸侯而言，不过是杂兵级别，须依附其他诸侯方可。故裴注《三国志》引《英雄记》方云，「备亦起军从讨董卓」。所谓「从讨」即随从讨伐。
而参与讨伐董卓的诸侯名单中，刘备最有可能跟随的是济北相鲍信。
首先，济北国、平原郡相互比邻，与高唐更是一县之隔，是距离刘备最近的一路诸侯。
其次，鲍信是泰山平阳人。参《魏书》所载，讨伐董卓之前，鲍信‘乃引军还乡里，收徒众二万，骑七百，辎重五千馀乘。’曹操在己吾起兵后，鲍信亦以济北相之名起兵响应曹操。
故亦可将鲍信军等同于曹操军，因为鲍信十分看重曹操。
参《英雄记》载，‘时绍众最盛，豪杰多向之。信独谓太祖曰：“夫略不世出，能总英雄以拨乱反正者，君也。’讨伐董卓时，二者亦是一体作战，并追随曹操参与了荥阳之战。
而当年刘备在京师时，曾与曹操俱还沛国，募召合众，二人早已相识。
以此推之，刘备是在曹操的阵营中「从讨董卓」，后因功任高唐尉。故正史方才对刘备「复去官、后为高唐尉」之间记述中闪烁其辞，并未详细交代。
当然刘备跟随曹操、鲍信从讨董卓，完全是对刘备「起军从讨董卓」的一个推测而已。
或许刘备一路西行，因至高唐县遭遇黄巾军寇城，故留下辅助守城，而被拜为高唐尉。即刘备虽名义上响应了伐董之战，但实际上未能参与其中。
而《英雄记》所云，仅是刘备阵营自我吹嘘之词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