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天翻地覆慨而慷、抑或生离死别，我们仍然是兄弟“ ——余华《兄弟》
个人是很喜欢余华老师的作品的，先后读过他的《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我不知道是因为余华老师作品中那极具故事性的情节将我吸引，还是喜欢他那朴实接地气的语言风格，又或是借小人物的生活与遭遇传达出的时代背景和主题总能引人深思……大概都有吧！从寒假在读《兄弟》这本书，中间断断续续，总不能持之以恒，也是因为老师的呼吁，我重新拿起这本，继续阅读那个时代那俩兄弟的故事。就像工程宣告竣工一样，我终于也可以充满自豪感地说:我顺利读完了一本书！并也有了关于这本书我的一些感想！好书是值得分享的，不仅是对阅读感受的总结，也是一种推荐行为。
余华老师惯会塑造悲剧，那些他笔下的人物，或多或少都带着些许悲情。
在《活着》中，主人公福贵的儿子因与县长夫人血型相同，为救县长夫人抽血过多而亡；其女凤霞与队长介绍的城里的偏头二喜喜结良缘，产下一男婴后，因大出血死在手术台上；而凤霞死后三个月其妻家珍也相继去世；二喜是搬运工，因吊车出了差错，被两排水泥板夹死；外孙苦根便随福贵回到乡下，生活十分艰难，就连豆子都很难吃上，福贵心疼便给苦根煮豆吃，谁承想苦根却因吃豆子撑死……这样的悲剧塑造同样存在于《兄弟》这部作品中——李光头还未出生，他父亲就因为在厕所偷看女人屁股而掉进粪坑淹死。从此，老实善良的母亲在自觉蒙羞的时光中度日，直到后来与失偶的宋凡平结合，她才从自卑的阴影中解脱。对于李光头的母亲李兰来说，宋凡平就是她最大的救赎，是她生命中唯一的光亮。然而，好景不长，文化大革命到来，宋凡平被抓坐牢，又被乱棍打死，死状颇惨。再说宋钢，典型的老好人形象，对父母好，对兄弟好，对妻子好，完全的利他主义。他善良、正直，却善无善报，最后落得个凄惨命运。宋钢在母亲去世之后遵守母亲的意愿，无微不至地照顾李光头，为李光头做饭、织毛衣，并且他为了家庭背井离乡做生意，一生劳累。但是，在他临死的时候，他都要摘下眼镜，怕把眼镜（宋钢参加工作后得到的第一笔工资不舍得用在给自己配眼镜上，是李光头一再坚持才买了这副眼镜）弄坏，并戴上口罩，怕自己的肺病传染给别人。仿佛作者在与读者较劲一般——“悲惨吗？那行，我还可以把他们写的更悲惨”当时读到这些情节的时候，我的内心只觉得五味杂陈，我是不喜欢悲剧的，先生又惯会塑造悲剧，于是又觉得对余华老师作品的喜爱不那么纯粹，然而过不久又渐渐地释怀——就如同鲁迅先生所说到的那样:悲剧就是把美好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悲剧，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一种美，它也曾是喜剧，作者也曾将美好的事物带给过这些角色。就拿这部作品来说，宋凡平对李兰的爱热烈而赤诚，灯光球场上他对李兰传达出他毫不掩饰的爱；他的儿子——宋钢，年轻时英俊敦厚，最终也与“刘镇第一美人”林红结为连理，羡煞旁人；你能说他们曾经不快乐吗？不能。遗憾有之，但总要学会释怀，太过执着于分辨悲喜，反而不妙。就如同红白事，人们往往会说成是红白喜事，红也好，白也罢，都是美事。也正是这样的悲剧塑造使得故事情节跌宕起伏，人物鲜活好似有血有肉，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深感痛心，几欲半途却步而又欲罢不能，余华啊，你真是把读者的心理拿捏的死死的。
人物形象圆形而非扁平。扁平人物一般来说稳定性极强，几乎没有什么发展变化。但就主要人物而言相信很多小说的主要人物都不是非黑即白的绝对对立。余华的这部作品也毫不例外。我甚至觉得，余华不同的作品中塑造出来的不同人物，某些层面上竟具有一种相似性。例如，《活着》中，徐福贵本来是地主家的少爷，年轻时不懂事，又赌又嫖，后来龙二设下赌局骗光了他的家产。败光家产后，幸得妻子不离不弃，他也决定发愤图强。在家人相继离世，最后只剩下他一个孤零零的老头和一头同样年迈的老黄牛相伴时，作者又为徐福贵加入乐观豁达的性格元素。何以见得？在故事的结尾，老人和牛渐渐远去，老人粗哑的令人感动的嗓音在远处传来，他的歌声在空旷的傍晚像风一样飘扬，老人唱到——少年去游荡，中年想掘藏，老年做和尚！或许至亲的一次次离他远去，一次次打击才更加彰显了活着的意义和难能可贵。同样地，在这部作品中，兄弟之一——李光头，就让我印象十分深刻:李光头的父亲是个并不光彩的流氓，从一定意义上来讲，李光头自己也是一个“流氓”他贪恋女色——小的时候是个偷看女人屁股、讲黄色故事的小流氓，长大了是一个投机倒把、四处钻营，凭着几个钱乱搞男女关系的大流氓。然而除了这些“黑料”，他也有令人赞许的一面——他费尽心思，动用自己不多的资源和小聪明，在一个匮乏的时代里面千方百计用专板车拉着母亲上坟，让一直觉得颜面扫地的母亲觉得无比骄傲、感动。第一次事业失败，他毫不气馁，心甘情愿地风餐露宿，仍旧豪情满怀地向别人都不愿涉足的行业领域开拓。他重情重义，心胸宽广——飞黄腾达的时候，他没有忘记福利厂那些曾与他朝夕相伴的十四个“忠臣”；宋钢提出与其正式绝交，断绝兄弟情，可当得知兄弟病重缺钱医治时，他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周游原本是狡猾奸诈的江湖骗子，但在得知苏妹怀了自己的孩子并诞下抚养时，他良心发现，毅然决定返回刘镇，不再四处招摇撞骗，并将饭店改名“周不游点心店”。你看，无论是徐福贵，还是李光头和周游，作者在塑造人物时并没有将他们“写死”，倘若真的规定某个人非某种单一性格不可，那么小说也会显得枯燥乏味了。
人物命运的巨大落差造就读者“意难平”的心理效果。小说中，宋凡平送李兰去上海治病，谁承想，一场文化大革命，使得新婚燕尔车站一别，即是永别。你当然难以想象，在拨给李兰的电话中，他报喜不报忧，没有向妻子诉说自己已然被迫害的事实。宋凡平在被看管所的人殴打后手臂脱臼肿胀，可当两个儿子问起缘由，他撒起了善意的谎言，他告诉他们——“这是左手在休息呢，它光吃饭不干活，长胖了”；他是一个好丈夫，也是一个好父亲。就是这样善良的人，最终拼了命也没见到自己心爱的妻子，却是死在见她的路上，即便是死了，因为没钱置办上好棺材，他的身躯又过于高大，权衡再三，只有敲断小腿才能勉强缩放在那小小的棺材里。他的儿子宋钢则死的更为悲惨，在得知李兰与自己的兄弟李光头乱伦私通时，他选择在一个漆黑的晚上卧轨自杀……有关这段情节，余华这样写道——“这就是人世间，有一个人走向死亡，可是无限眷恋晚霞映照下的生活；另两个人寻欢作乐，可是不知道落日的余晖有多么的美丽。”我不由地想起鲁迅笔下的祥林嫂，那个命运悲惨的，可怜的，在一片新年祝福声中死去的女人……或许吧！对宋钢来说，他早已疲惫不堪，他也不愿意带着世人的窃窃私语和指点继续活下去，他想的是成全，死亡或许是他唯一的解脱。
讽刺手法的运用。文革发生时，刘镇的下层百姓纷纷如墙头草般，人云亦云。其中又尤以余拔牙，王冰棍等为代表。小说中有这样一段描述:我们刘镇打铁的童铁匠高举铁锤，喊叫着要做一个见义勇为的革命铁匠，把阶级敌人的狗头狗腿砸扁砸烂，砸扁了像镰刀锄头，砸烂了像废铜烂铁。 我们刘镇拔牙的余拔牙高举拔牙钳子，喊叫着要做一个爱憎分明的革命牙医，要拔掉阶级敌人的好牙，拔掉阶级兄弟阶级姐妹的坏牙。 我们刘镇做衣服的张裁缝脖子上挂着皮尺，喊叫着要做一个心明眼亮的革命裁缝，见到阶级兄弟阶级姐妹要做出世界上最新最美的衣服，见到阶级敌人要做出世界上最破最烂的寿衣，不！错啦！是最破最烂的裹尸布。 我们刘镇卖冰棍的王冰棍背着冰棍箱子，喊叫着要做一个永不融化的革命冰棍，他喊叫着口号，喊叫着卖冰棍啦，冰棍只卖给阶级兄弟阶级姐妹，不卖给阶级敌人。王冰棍生意红火，他卖出一根冰棍就是发出一张革命证书，他喊叫着：快来买呀，买我冰棍的都是阶级兄弟阶级姐妹；不买我冰棍的都是阶级敌人……与其说是百姓的毫无原则与不辨是非的响应，倒不如说是这些人各自保命的权宜之计。其实他们也是小人物，不响应或将带来杀生之祸。你说讽刺吗？什么时候连拔牙，裁剪衣服，就连卖出一根冰棍，都带上了阶级色彩？作者在这里就大有“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那意味了。他真正痛斥的，是吃人的时代浩劫和随之而来对无辜百姓的身心摧残。作为一种巧妙的技法，可以说是点睛之笔了。
最后令人动容的，莫过于宋钢和李光头那深沉的兄弟情了。原本没有血缘关系的两人，在父母相继死后相依为命，不是亲人，胜似亲人，不可不谓之难能可贵。李光头上任，宋钢为其亲笔抄写长篇文书；李光头也可以为了宋钢殴打那个所谓的“刘作家”；李光头第一次创业失败流浪刘镇街头，宋钢不顾妻子反对，仍然接济李光头……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以至于宋钢在死前写给李光头的信中写道:我从未怪过你，即便是天翻地覆慨而慷了，就算是生离死别，我们依然是兄弟。我每每为这种历经磨难而又格外坚毅的兄弟情而动容，又常常感慨两人命运的天差地别，唉，不说了。
有关《兄弟》这部作品还有许多值得品鉴的地方，笔者所言也仅仅是冰山一角，经典永不过时。纵使余华先生在书中记载的那个时代离今天的我们可以说是很遥远了，我却觉得那些“纸片人”全部都活了起来，仿佛他们真的存在，向我们讲述他们那个时代的悲喜。我也不再为我擅自定义的悲剧暗自伤神了，那是时代洪流滚滚向前所不可避免的。
这次的分享就到这里了，我想我还会读很多的书，就如同与一位挚友交心。那感觉，简直太棒了。
2022年3月10日
广电二班 李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