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节

杜甫：以苦难抚摩苦难

李白遭遇大难，只有杜甫在怀念他，这就要说说李白与杜甫的友情了。

李白与杜甫相遇那年，李白四十三岁，杜甫三十二岁，从诗中可以读出李白英姿勃发，充满天真，而杜甫则温良敦厚，有长者之风。由此可见，艺术风格所投射的生命基调，会兑换成不同的年龄形象，与真实的年龄有很大差别。

李白与杜甫相遇的时候，彼此有一种特殊的感觉。杜甫早就读过李白的很多诗，一见其人，全然着迷。李白见到杜甫也眼睛一亮，他历来不太懂得识人，经常上当受骗，但如果让他来识别一个诗人，却错不了。他听杜甫吟诵了几首新写的诗，立即惊叹。

他们最早是在洛阳认识的，后来又在旧地名叫陈留的地方相聚。还与几个朋友一起，骑马到商丘以北的一个大泽湿地打猎。李白和杜甫的结交，甚至到了“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的地步。

但是，对友情，似乎杜甫更为专注。杜甫写了很多怀念李白的诗，而李白却写得不多。这里体现了两种不同的人生风格，却不影响他们在友情领域同样高贵。处于思念中的杜甫，处境也不好，但麻烦比李白小一点儿。

“安史之乱”爆发时，杜甫想，自己官职虽小，灵武虽远，也要赶去参与皇帝平叛的大业，但是，他们很快被叛军的马队追上了，押回长安，被当作俘虏囚禁起来。

随后，他还卷入了“房党”事件。杜甫站出来了，上奏说，房琯这人是自己奋斗出来的，现在已经成了学养很好的高官，很有大臣的体面，希望皇上从大处着眼。皇帝一听很生气，觉得杜甫就是“房党”，下令治罪，“交三司推问”。幸亏有人提醒皇上，杜甫的职务是“谏官”，专门用来提意见的。皇上一想也对，就放过了他，但也不再信任杜甫。

后来杜甫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但什么也干不了，就带着家属到甘肃投靠一个远房亲戚，但在那里又过不下去，只得回来。在成都草堂住的时间比较长，后来又继续流浪。他不可能向任何机构领取薪俸，只能找熟人接济，经常很多天都没有什么吃的，又患有严重的肺病、糖尿病、风湿性关节炎，后来耳朵也聋了，牙齿还掉了一半。

七七〇年冬天，他病死在洞庭湖的一条船上，那年他五十八岁。

这个始终在战乱和饥饿中逃命的可怜流浪汉，居然是一个世界级的顶峰诗人。

杜甫的诗，基本风格是“沉郁顿挫”，其实风姿宏富，处处领先创新，对后世诗歌的实际影响力，比李白还要深厚。他非常细腻而多情，但又气魄浩大。他还拥有无限空间，但是，他的诗歌最让人感动的，是无尽忧虑中的无尽善良。他为苍生大地投注了极大的关爱和同情。

一种被关注的苦难就不再是最彻底的苦难，一种被描写的苦难就不再是无望的泥潭。

杜甫描写苦难存在的方位和形态，以及苦难承受者的无辜和无奈。他用自身的苦难抚摩大地的苦难，因此成了中国文化史上最完鉴的“同情语法”的创建者。后来中国文人在面对民间疾苦时所产生的心理程序，至少有一半与他有关。中国文化因为有过他，增添了不少善的成分。

人世对他，那么冷酷、那么吝啬、那么荒凉；而他对人世劫完全相反，竟是那么热情、那么慷慨、那么丰美。

第十四节

王维：美的侥幸

当信任王维的宰相张九龄被李林甫所取代，而他又丧失了心爱的母亲和妻子之后，就在心中挥走了最后一丝豪情，过起了半做官、半隐退的生活。正是在这期间，他写下了我们今天还非常喜欢的那些诗。

“安史之乱”发生后，他被叛军俘虏。安禄山知道他，逼他做官。王维以生病反抗，但是安禄山不管，还是给了他官职。王维知道此事非同小可，壮着胆子出逃了一次，却又被抓了回来，被迫任职。硬是被逼迫成了安禄山手下的人，而且是个官职不小的要人。后来，唐王朝反攻长安得胜，所有在安禄山手下担任“伪职”的官员，全都成了朝野上下共同声讨的叛臣，必判重罪。可怜的王维也名列其中，而且由于他最有名，成了全困关注的焦点。

“安史之乱”太让人痛恨了，王维几乎没有活下来的可能。但是，王维奇迹般地得救了。救他的不是别人，而是他自己。

原来是一位勇敢的唐代音乐家雷海青他当着安禄山的面宣告，艺术不与邪恶合作，为此可以付出任何代价。王维听到了这件事，深受冲击，立即写了一首诗，题目叫《菩提寺禁裴迪来相看说逆贼等凝碧池上作音乐供奉人等举声便一时泪下私成口号诵示裴迪》。传到新皇帝唐肃宗李亨的耳朵里，李亨由此知道了长安、洛阳城里的人对自己的深深期盼。皇帝凭着这首诗，示意对他从轻发落。

这不应该看成是王维的侥幸。王维在敌营痛恨逆贼，而且有写诗的实际举动，是真实的。

不过对我们这些后代读者来说，实在是一个大大的侥幸。如果王维因为“投靠安禄山”而蒙罪，即使逃过了杀身之祸，也逃不过千古恶名，那么按照中国文坛历来的道义底线，他的诗作也就留不下来了。

王维，一定在乐工雷海青壮烈牺牲的事迹中，反思过自己的人格结构，因此拿起了笔。

唐代文化的千古之美，正是由这些作品组成。他们在创造文化、经历磨难的时候，既展现了自己的人格，也淬砺了自己的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