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二十五年（220）正月二十三日，曹操逝世于洛阳，曹丕由邺城至洛阳继位丞相、魏王，改建安二十五年为延康元年。十月二十八日升坛即阼，改延康为黄初元年。

（小说符宝郎祖弼之故事，不见于史。而符宝郎（官名）始于唐朝，祖弼亦不过虚构）

曹丕称帝后，为稳固皇位，尝毒杀曹彰、逼迫曹植……

但其幼弟曹熊，却非如小说所言，被逼自尽。《三国志》载，‘萧怀王熊，早薨。黄初二年（221）追封谥萧怀公。’曹熊与曹丕一母同胞，同为卞氏所生。且年幼亦无威胁，如此逼迫幼弟毫无意义。

曹昂死后，曹丕晋身嫡长，却迟迟未能继承世子，甚至与曹植爆发夺嫡之争……

前文亦有论述，曹操利用夺嫡之争，冲击世家门阀对于政局的垄断，但最后却是以失败告终。建安二十二年（217），曹丕击败曹植，被立为魏王世子。但是，曹丕的胜利背后又隐含着怎样之秘辛，不为人知……

参《三国志·明帝纪》载，‘景初三年（239）春正月，明帝崩于嘉福殿，时年三十六。’

反推可知，曹叡应生于建安九年（204）。但曹操攻破冀州邺城，曹丕纳甄氏亦是在建安九年（204）八月，但显然时间对接不上。

据清·杨晨《三国会要》（卷一）载，‘叶维庚曰：《明纪》年十五封武德侯，而《文纪》封武德侯在延康元年五月，是明帝建安十一年生，至此准年三十三，以改正朔则三十四尔。’

即《明纪》「时年」记载有误，故曹叡应是建安十一年（206）生。

然《三国志·常林传》载，‘吉茂转为武德侯庶子（属官）。二十二年（217），坐其宗人吉本等起事被收……会锺相国证茂、本服第已绝，故得不坐。’对应《三国志·武帝纪》云，‘二十三年春正月，汉太医令吉本与少府耿纪、司直韦晃等反……’

即曹叡封武德侯的时间，并非延康元年（220），而最迟应在建安二十三年（218）。

换言之，以建安二十三年（218）曹叡十五，封武德侯为据。至景初三年（239），虚岁正是三十六，故《三国志》陈寿所载无误。

如此卢弼在《三国志集解》中言，‘窃谓承祚此文，实为曲笔，读史者逆推年月，证以甄夫人之赐死，魏明之久不得立为嗣，则元仲究为谁氏之子，可不言而喻矣。’

即陈寿实则是以「曲笔」，映射曹叡并非曹丕之子。

既然如此，曹叡是否有可能是袁熙与甄氏之子……

参《三国志·袁绍传》载，‘袁绍出长子谭为青州……又以中子熙为幽州，甥高干为并州……’自袁绍击败公孙瓒后，即以次子袁熙驻守幽州。又《三国志·后妃传》载，‘熙出为幽州，后留养姑。’

姑，夫母也。即袁熙驻守幽州，甄宓则留于邺城，孝养婆婆。

依《魏书》所载，甄宓生于光和五年（183），又《三国志·后妃传》引注《魏略》曰：‘后年十四，丧中兄俨，悲哀过制，事寡嫂谦敬……’即甄宓十四岁尚在闺中，故嫁于袁熙，应在建安二年（197）之后。

结合《后妃传》载，‘建安中，袁绍为中子熙纳之’，二者亦可相互印证。

换言之，至袁熙建安四年（199）驻守幽州，二人可谓是新婚燕尔。

但直至曹操夺取邺城，亦未出现袁熙任何记载。

故以现有文献推断，自袁熙纳甄氏后，二人既分居两地。换言之，卢弼于《三国志集解》中之推断，并无外在条件。但这里却留有一个疑问，即是新婚燕尔，二人为何会分居……

《武帝纪》云，‘建安十年(205)春正月，攻谭，破之，斩谭，诛其妻子，冀州平。’即袁谭驻守青州，妻女皆在身前。为何袁熙偏偏将甄氏留在邺城。且待袁绍死后（202），亦未见袁熙回返邺城。

后曹操围攻邺城，更是未有袁熙救援之任何载录。

而参《袁氏世考》中载，“熙字显雍，三国时为幽州刺史。妻吴氏。生子谦。”

甄氏后嫁与曹丕，尊为皇后，袁氏族谱不便提及，亦是合理。那么《袁氏世考》所言之吴氏，或为袁熙之妾侍，后甄氏被曹丕所纳，吴氏因生子而被提为正室。

但无论如何，袁熙驻守幽州是带着妾侍，抑或至幽州后新纳。

既然如此，袁熙将甄氏留在邺城，则显得有些莫名其妙；抑或袁熙并非出于自愿，而是被逼无奈之举。

参《袁绍传》引注《典论》曰：‘谭长而惠，尚少而美。绍妻刘氏爱尚，数称其才，绍亦奇其貌，欲以为后，未显而绍死。’

甚至尚、谭相互攻伐，刘氏亦无劝阻。可见，刘氏对袁尚之偏爱，已然是溺爱不明。

相传甄氏是三国之绝世美人，正常而言，袁熙岂会自愿与其分离。而从甄氏「留养姑」判断，应是刘氏做主将其留在邺城。其因不言而喻，推测应是袁尚对这位兄嫂「别有用心」。

且参《魏书》载，‘良指后曰：此女贵乃不可言。’

虽有可能是曹魏强抢他妇之托词，但亦未必是空穴来风。刘氏欲将甄氏留与幼子，故有此举。

故即使曹叡是袁氏之子，则应更倾向于袁尚，而非袁熙。

然参《武帝纪》载，‘建安九年（204）二月，尚复攻谭，留苏由、审配守邺。至秋七月，尚还救邺……’八月，曹操已平定邺城，袁尚则逃奔中山。即自二月始，袁尚并未身处邺城。

倘若曹叡是袁尚之子，甄氏已然怀孕半年以上，曹丕如何避人耳目。

退而言之，即使曹丕秘而不言，这种事情亦绝无法瞒过曹操之耳目。因此卢弼于《三国志集解》中之推断，难以成立。

故裴松之注曰：‘魏武以建安九年八月定邺，文帝始纳甄后，明帝应以十年（205）生，计至此年正月，整三十四年耳。时改正朔，以故年十二月为今年正月，可强名三十五年，不得三十六也。’

即「时年三十六」，是承祚误记，别无深意。

后世有此传闻，除却曹叡年龄之载有差外，亦盖因甄氏之死，使人众说纷纭……

《三国志·后妃传》载，‘山阳公奉二女以嫔于魏，郭后、李、阴贵人并爱幸，甄宓愈失意，有怨言。帝大怒，二年六月，遣使赐死，葬于邺。’

换言之，曹丕即祚不过半载有余，却将甄氏赐死。

正如《三国志集解》所言，‘宫省事秘，隐奥难窥，开国之初而不能容一妇人，事涉离奇，读史者不能不为之推寻也。’

甄氏究竟因何而被赐死，各类史志之载录，却是南辕北辙……

依《后妃传》载，‘郭后、李、阴贵人并爱幸，后愈失意，有怨言。’

然《魏书》却道，‘文帝践祚，有司奏建长秋宫，帝玺书迎后，诣行在所……玺书三至而后三让，言甚恳切。时盛暑，帝欲须秋凉乃更迎后。会后疾遂笃，夏六月丁卯，崩于邺。’

即曹丕迎甄氏为后，甄氏却三辞而不受，期间因病而死。

然《魏书》将甄氏之形象，刻画的太过「贤德」、死的时机亦太过「巧和」。正所谓过而不及，实难让人信服。

故裴松之注曰，‘文帝之不立甄氏，及加杀害，事有明审。魏史若以为大恶邪，则宜隐而不言，若谓为小恶邪，则不应假为之辞，而崇饰虚文乃至于是，异乎所闻于旧史。’

即用虚假的语言粉饰太平到如此地步，实在是史书中从没有见过的。

不仅如此，《汉晋春秋》亦道，‘初，甄后之诛，由郭后之宠，及殡，令被发覆面，以糠塞口……’但即使甄氏失宠，尚不至于将其赐死，更何况是‘被发覆面，以糠塞口’，让其有口难言，有怨难辨。

可见，此绝非简单一个「失宠」能够诠释。

而所谓的「宫闱隐秘」究竟暗藏何等玄机，以至于令曹丕如此之「狂躁」……

黄初元年，甄妃触怒曹丕而失宠，同年曹植莫名作《出妇赋》。黄初三年，甄妃被赐死后，曹植更是作千古名篇《洛神赋》。后世对此赋之意，历来有大争议，有君臣大义说、亡妻崔氏说，以及感甄说。

然君臣大义说，皆出自南宋理学之后，完全是在以己度人，在此不需骜述。

亦并非亡妻崔氏说。因《洛神赋》中带有小心翼翼、得患得失之感。由于身份之阻碍，唯有敬以远观。通篇情感之复杂、矛盾，绝非是在感念亡妻……

其中「动朱唇以徐言，陈交接之大纲」，即洛神离别时朱唇微启，缓缓地陈诉着往来交接之纲要。如果是对于亡妻崔氏之怀念，分离即是永别，又何来的「往来交接」。

特别是《洛神赋》中云，「执眷眷之款实兮，惧斯灵之我欺。感交甫之弃言兮，怅犹豫而狐疑。收和颜而静志兮，申礼防以自持。」

即‘我怀着眷眷之诚，又恐受神女的欺骗。因有感于郑交甫曾遇神女背弃诺言之事，心中不觉惆怅、犹豫和迟疑，于是敛容定神，以礼义自持。’如果是对于亡妻崔氏之悼念，又何来的欺骗、狐疑。

最后洛神离去，曹植希冀着洛神灵影复现，驾轻舟逆流而上，漂泊于洛川而流连，思念绵绵，爱慕重重。夜里心乱而无眠，满身晶霜而至天明。无奈令仆夫起驾，准备东归。

但揽缰绳举马鞭，却怅然盘桓，不愿离去。

此种情感之表达，仿若初恋一般，充斥失恋、彷徨，哪里有一点曹植对于亡妻崔氏之追忆。

而在曹植的交际圈中，唯有甄氏。无论身份、地位，皆相对符合《洛神赋》中曹植对于自身情感之描述。故民间相传甄氏与曹植有私情，最终被曹丕赐死。

那么，曹丕如此极端，亦情有可原。

然参史志载，甄氏大曹丕四岁，大曹植九岁。曹植与甄氏二人，即非青梅竹马，甄氏又非情窦初开。且参《后妃传》中载，甄氏早慧，又审时度势。想来二人很难两情相悦、互相爱慕。

且如果二人存有私情，曹植作《洛神赋》，即是与曹丕摊牌，岂非取死之道。

可见，二人存有私情的推测，并不成立。但是《洛神赋》中，曹植申礼自持，让洛神感到不安，故而「超长吟以永慕兮，声哀厉而弥长」，向君王表达心中之情感，却无法逾越人神之异途，因而发出哀声。

从中清楚地透露出，洛神主动之举……

在《洛神赋》如此矛盾的表述之中，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曲折……

《曹植传》中载，‘太祖征孙权，使植留守鄴，戒之曰：“吾昔为顿邱令，年二十三。思此时所行，无悔於今。今汝年亦二十三矣，可不勉与！”’

又《武帝纪》载，‘二十一年（216）冬十月，治兵，遂征孙权，十一月至谯。’即建安二十一年（216）十月，曹操南征孙权，使曹植留守邺城。

从「今汝年亦二十三矣，可不勉与」推测，应是对曹植的最终考验。

但《武帝纪》又载，‘二十二年（217）冬十月，天子命王冕十有二旒，乘金根车，驾六马，设五时副车，以五官中郎将丕为魏太子。’

建安二十二年（217）九月，曹操还邺城。十月即确立曹丕为魏太子，曹植夺嫡之争最终以失败告终。不过一月时间，是什么让曹操最终下定决心？曹植守邺期间，又究竟发生了何事……

参《曹植传》云，曹植「任性而行，不自彫励，饮酒不节」，故夺嫡失败。至于具体原因，却并未言明。

不过其后又云，‘二十二年，增置邑五千，并前万户。植尝乘车行驰道中，开司马门出。太祖大怒，公车令坐死。由是重诸侯科禁，而植宠日衰。’显然「增置邑五千」，是曹操对曹植夺嫡失败的补偿。

如此，曹植私闯司马门，即可能是导致其夺嫡失败核心。

参《后汉书·杨震传附玄孙修传》引《续汉书》载，“人有白修与临淄侯曹植饮醉，共载从司马门出，谤讪鄢陵侯彰。太祖闻之，大怒，故遂收杀之。”即杨修应是死于司马门事件。

但依《曹植传》所言，司马门事件却发生在二十二年（217），曹丕被立为太子之前。

又《曹植传》引注《典略》载，‘至二十四年秋，公以脩前后漏泄言教，交关诸侯，乃收杀之。脩死后百余日而太祖薨……’从时间推算，杨修应是死于建安二十四年（219）秋九月。

如此《续汉书》所载则与《三国志》有所冲突。

故《曹植传》与《续汉书》则必然有一方表述有所遗漏……

曹植为何要谤讪曹彰？在此期间，曹彰又有何事「值得」曹植谤讪？

参《魏略》载：‘太祖与刘备战于汉中。召彰，彰晨夜进道，西到长安而太祖已还，从汉中而归。’时间是二十四年（219）。即曹彰无功而返，与杨修之死时间相近。亦是史志中唯一记载，「值得」谤讪之事。

但此时曹植已然夺嫡失败，与曹彰并无利益冲突，除非是拉拢未果，而心生怨念。

而二十四年（219），此时曹丕作为魏国太子，整个邺城皆受其监管。

曹植即使有心私闯司马门，亦难以实现。且曹丕亦无必要去设计陷害曹植，如此会使曹操误会曹丕监管不力，甚至怀疑曹丕心胸狭隘，无包容之心。故曹丕绝对不会让此类事件，发生在自己监国期间。

而二十一年（216）十月曹操东征孙权，至二十二年（217）九月而还。

近一年的时间，正是曹植监管邺城之时，曹植完全有条件私闯司马门。

故《续汉书》所言，实际上两件事并非同时发生。只是杨修作为曹植谋士，在曹植监管邺城期间，有责任辅助在侧。但却任由曹植醉闯司马门，属于失职。故而《续汉书》在叙述导致杨修被诛原因时，将两件事归结在了一起。

然则，曹植私闯司马门，绝非如史志所载，盖因「醉酒」所致，如此单纯……

参《魏书》载，‘二十一年（216），太祖东征，武宣皇后、文帝及明帝、东乡公主皆从，时后以病留邺……’

但是其中却有一处异常突兀，即东乡公主。

其一、东乡公主年幼，为何要跟随曹操南下从征。

其二、甄氏生病，东乡公主为何不选择陪伴母亲……

与此同时，曹植留守邺城，甄氏亦在邺城养病。而按照常理，曹植应向甄氏问安。如此岂非曹丕故意在为曹植、甄氏营造独处之机会。以此推之，曹植醉酒私闯司马门，或许即是曹丕、甄氏早有预谋之作。

又参《三国志·后妃传》载，文德郭皇后「太祖为魏公时，得入东宫。后有智数，时时有所献纳。文帝定为嗣，后有谋焉。」

曹操建安十八年（213）五月，册封曹操为魏公；建安二十一年（216）四月，为魏王。

即郭女王是在213年5月，至216年4月间，得入东宫。时间正是曹丕谋夺太子前夕，后屡屡献策帮助曹丕夺嫡成功。换言之，郭女王在夺嫡过程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那么，郭女王会给曹丕献出怎样的计谋，即能击溃曹植，亦能打击甄氏……

而观甄氏《塘上行》之词赋，其哀怨之对象，绝非是曹植。

特别是《塘上行》中云，「莫以豪贤故，弃捐素所爱？莫以鱼肉贱，弃捐葱与薤？莫以麻枲贱，弃捐菅与蒯？ 出亦复何苦，入亦复何愁。边地多悲风，树木何翛翛！ 从君致独乐，延年寿千秋。」

其中怨念之强烈，亦非是失宠之宣泄，而是暗讽曹丕：兔死狗烹、鸟尽弓藏。

换言之，曹丕是以甄氏为诱饵，设计陷害曹植而谋夺太子。又岂会愿意此等丑闻泄露。

然甄氏的《塘上行》让曹丕感到了威胁，故急于将其赐死。并令其「被发覆面，以糠塞口」，让其无法申冤告状。同时，亦是以此间接警告，其他知晓此事之人。

倘若仅是失宠，曹丕何至于如此「心狠手辣」；《魏书》亦何至于「崇饰虚文乃至于是，异乎所闻于旧史」乎……

而曹植作《洛神赋》何尝不是一次警告、一种保障。除却其母卞氏之维护，曹丕亦恐曹植临死反扑，将此等丑事公布于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