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适合的方式生长/阳光或者雨水/以适宜的方式活着/吃草或者赏花
——我的诗《对着一朵白云唱歌》
前几天，和一位同行不经意的聊到了“适合的教育”这一话题。忽然心有所动。都说适合的才是最好的。回望来路，从17周岁踏进教育这个门槛，风风雨雨34年倏忽成了昨天，我一路追求的是什么呢？我的教育能否称得上适合？我扪心自问，思绪急促而艰难的萦回，在苦苦的思索之后，这些年的教育轨迹和心路历程也逐渐清晰了起来。
如果可能，请给他们知识与才华
我只是个老师/以前是乡下老师/在最偏僻的联中呆过/在委顿的乡中呆过/那里离城市文明很远/离田野炊烟很近/离乡音乡情很近
——我的诗《我只是个老师》
1983年5月，我做了一名有编制的民办合同教师，那年我17周岁。两年前我毕业于一所普通的乡镇高中时，15周岁。我高考的第一志愿是西南政法学院刑侦系，我的梦想是福尔摩斯，做一个为稻粱谋的教书人其实是出于无奈。
走进了孩子们的世界，我却忽然间成了一个大人。起初我任教的是初二，班上最大的孩子比我还大2岁，但我是班主任，我是语文老师。尽管未经任何培训就迅速上岗，但我深知自己的责任。况且我所在的太兴联中，虽然地处偏僻，条件艰苦得超乎想象：我们曾经有过吃了一整个冬天酱油拌开水的“神仙汤”的经历；学校没有自来水，取水的码头对岸附近的农户养了一头牛，一到夏天下雨，牛汪塘淹了，粥里便有一股让人恶心的怪味。但是太兴联中的教学质量在整个大丰县都是名列前茅的，甚至我工作的第一个秋天，就要执笔写我们老校长去盐城教育工作会议上的大会发言。就考上小中专以及重点高中的百分比和毕业年级的合格率、平均分而言，我们的太兴联中是可以傲视群雄的。
为站稳讲台，我夹起书本向老教师学习，我们新来的年轻教师之间也相互听课，很多时候这种听课是跨学科的。1984年那年我听同事韦卫老师（现任大丰区飞达路初中校长）的物理课就达30多节。我通过阅读于漪等人主编的《备课手册》向名师学习备课，通过《语文教学通讯》走进当年语文界的大咖钱梦龙等人的课堂。在备课上可以说是煞费苦心，甚至把教学环节的预设精确到分秒。记得那时上鲁迅先生的《一件小事》，从导入的2分钟到展开的22分钟，再到深化的18分钟，到最后总结的3分钟，每个环节均严丝合缝地落实了我课前的预想，当我总结的最后一句话刚落音，下课铃声也恰如其时的急遽响起。当然这样的课堂现在看来不免有捆绑学生之嫌，可那时却是我上课“入格”的开始，我要求自己的首先是中规中矩的“规范”。后来推行“启发式”教学，我特别喜欢鼓励学生提问，除了课堂上要求学生质疑，我还专门在教室里挂了一个问题本，上面写满了学生的提问，甚至有些同学把大学语文里的问题也搬到了这里，但是不管多么刁钻古怪的问题，学生在这里都可以得到尽可能合理的解答。那时我自身有写日记的习惯，也倡导学生跟我一起写，我把这样的举措看作是作文教学的辅翼。孩子们写日记的积极性还挺高，90届的语文课代表上初二时5月份的日记从1号写到了33号，要不是被我及时叫停（一周检查一次），不知道这个孩子会不会写到50号？结果我教的班级年年全乡第一。1985年我任教的第一届初三学生毕业，我任教的语文和历史中考均获全乡第一，且以大比分领先。1991届我从初一跟班教到初三的学生中考语文考出了128.86的均分，高出当时择优录取的县中初中毕业班语文平均分10多分，因此我得到了我第一个县级的教师节表彰——大丰县优秀教师，并且在当时大丰教育局杨童局长的直接关心下，被推荐参加了盐城教育学院举办的培养骨干教师的盐城市首届“青年教师讲习班”。
1983年5月至2002年8月的差不多20年时间里，除了因为在盐城教育学院上了两年普通大专班外（其中脱产学习仅一年），其余我均在乡村从事教育工作，在太兴联中前后三次共10年零2个月。我两次在龙堤中学工作共8年，全部任教毕业班。第一次调到龙堤中学工作是1985年秋天，我19周岁，校长对我很信任，让我担任了语文教研组长，坦率的讲，我第一次的教研组长经历是很不成功的，但却因此经受了多次公开课的磨练。那时校际之间的交往都是以毕业班为契机进行的，我便以年轻的“初三老教师”和教研组长的双重身份屡次被教导处点将。1988年我取得自考大专证书，对与教材契合的黄伯荣、廖序东的语法体系比较熟悉，坐在我办公桌前面的知青大姐陈小凤老师经常与我交流对语法的看法，我则从课上得很好的陈小凤老师身上耳濡目染了很多关于课堂教学的艺术，尤其是她的亲和，以及看似随意其实顺应学生思维流向的巧妙提问给了我很大的启发。
乡村孩子质朴、勤奋，我对他们的要求也很严格。记得有一次留一位叫朱田勇的学生背书，不小心过了吃饭的时间。我买了两份面包，给了田勇一份。这本是很正常也很平常的举动，但他却记在心里。毕业以后非要邀请我去他家吃饭，我不去，他又让他父亲来请。这个学生至今还是我的好朋友。有时立夏或者过端午节，宿舍的窗台上便堆满了一包包煮熟的鸡蛋或者粽子，鸡蛋壳上画着一个个笑脸，粽香里也飘逸着孩子们的祝福。当我带着感激的心走进教室时，会看到孩子们因为兴奋而涨得通红的笑脸和纯净的眼眸里热情的光芒，我在感受职业尊严的同时，也会更加觉得自己肩上沉甸甸的责任，真的害怕自己做得不好会让孩子们失望。乡村学校师资缺乏，许多学科没有专职教师，我除了一直任教语文外，还先后任教过政治、历史、地理、生物和音体美等学科。说真的，这可能是时代的不幸学校的无奈，却是孩子们的欢乐和我的幸运，因为我从来不挤占或者出让这些课的时间，总是认认真真的准备每节课，尤其是历史，因为从来都是丢开教材上课，课堂上旁征博引，娓娓道来，还穿插一些简短生动的故事，且学生发现知识点从未出错，这也带来了我除任教语文外很大的职业荣耀。当然这样有时我的课程负担会很重，尤其是教语文的同事家里砌房子或者生病的情况下，我的周课时便会“飙升”至20节以上。而且我从1991年秋天便开始担任学校管理工作，起初担任教导副主任（仍然兼班主任），1995年秋天担任太兴联中校长，到了1999年担任龙堤中学副校长，工作真的很繁重。不过因为年轻，所以不在意；因为不在意，所以还很享受这样的吃苦，并且真的从中有所受益！
如果不能，请给他们快乐与尊严
在时间的叙事里/一朵花代表一个春天/一份散淡的时光/安放一颗欢喜与澄澈的心 ——我的诗《在时间的叙事里》
孩子和孩子之间是有差异的，有时候你真的会遇上那么一两个在学业上极其困难的孩子，他不仅不能走到班级前列，甚至连起码的学业上的进步也无法做到。这时候，我会选择悲悯，选择慈念，选择尊重、期待、宽容。因为对于我们做老师的来说，任何时候，学生都不该是分数的工具。作为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个体，学生需要的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进步，更是符合规律的快乐成长，是人格的自然生成，有时是一种静悄悄的成长。
几年前，我教初一，曾经遇到这样一个男孩子（请恕我不能说出他的名字）：个头比一般孩子稍微小些，面目清秀，像个小女孩，尤其是一双眼睛，流露出的神态就像明澈的秋水一样，纤尘不染。初到班上，课堂上很是活跃，只要逮着机会就会举手回答问题。可是每每回答得驴头不对马嘴。更为糟糕的是，他几乎背不上任何课文。有时即使勉强背上了，马上忘个精光，记忆的重复规律对他来说似乎没有什么作用。为了这个，我也想和家长沟通，想让家长协助督促，可是我很快打消了这个念头。新生入学的第一次家长会后，我正和几个家长轻声的交流关于语文学习的问题，突然从旁边跑出一位女家长，她一边大声的自我介绍，说自己是上面所说的那位男孩子的妈妈，一边使劲的抓住我的手握了握，她说：老师啊，你别看我长得漂亮，可是我大字不识一个啊！孩子就全拜托给你们啦。我看到此刻正和我说着话的另外几个家长与我一样错愕的表情，我知道真的是“全拜托给”我了。
现代文背不上或者结结巴巴的也就算了，后来上到了古诗。杜牧的《赤壁》才四句，这孩子就是背不出，急得抓耳挠腮的，像个小猴子。那次我没有办法，只好在下午的自习课把他请到办公室背。在我心里是觉得不能放弃任何一个学生，同时我也绝不相信他背不出28个字的《赤壁》，一般孩子5分钟左右能搞定，他用个15分钟总行了吧。于是，我忙着批改作业，他忙着背书。过了有20分钟，他说，老师，我背上了。我听了不由得暗暗高兴。心说，好啊，有了这个开始，以后简单的背诵还是行的，学习总是从信心、兴趣到习惯、能力，总是由浅入深的。于是我让他背给我听，他又看了一遍，神情局促，眼睛里写满了张皇，嘴里结结巴巴的，好不容易背到第二句“自将磨洗认前朝”，就再结巴不下去了。我安慰他，让他不要紧张，仔细回忆一下，甚至还启发他，从那柄断戟上，作者杜牧产生了关于兴亡的怎样的感慨。可是一切都没有用，这个孩子很不好意思的摇摇头，他的表情是那样的痛苦与无奈。眼看放学了，我只好先让他回去。并且约定，他回去继续背，背上了把它默出来，第二天带给我看。
第二天早读的时候，这孩子把他的默写本交给我，我眼光一扫，就发现4个错别字，尤其是“周郎”的“周”中间的“吉”居然少了一横。我看着这样一个下框下面一个“古”的怪字，心里充满了挫败感。同时我也真正的意识到，这个世界上并不是只存在席慕蓉在她的《几何惊梦》里所说的数字盲，也该有对语言文字极不敏感的孩子吧。我知道他又忘记了，便没有再要他背。那个早自修，他似乎比较心安，他专注于一篇新课文的预习去了。
当天的语文课，他依旧举着他的小手回答问题，回答得依旧不如人意，但是那又怎么样呢？重要的是这个孩子每天背着书包，高高兴兴地来学校，遇到老师主动的笑着问好，上课开开心心的回答问题，还有他的数学比语文和英语可是出色那么一些的。
有时我也会想，假如这个孩子是年少时的我们自己，我们会有他的那种淡然的心态吗？面对几乎无处不在的困难与挫折，他能够有表情上的明净与明丽。只要不是压迫得很紧，他就能够微笑能够举手回答问题。即使被压迫得很紧，他依然保持对老师的礼貌，向老师问好，哪怕刚刚在你面前流下过委屈与痛苦的泪水。这样的一个孩子，只要不是仅仅从成绩从分数的狭义的“进步”上去衡量，他的成长会是好好的，安安稳稳的。而我们的教育真的就应该允许这样的好好的、安安稳稳的每天发生的静悄悄的成长！
这个孩子在我班上一年，几次考试都是70多分（总分150分），名句默写的10分每次都是得2分左右。是班上唯一的语文成绩不及格的孩子，也是我迄今为止34年教学生涯中唯一的一个语文每次都不及格的孩子。但在我心目中这是个成长上完全合格的阳光少年。后来到了初二初三，被分到别的班级，我总会拜托他们的老师，对他不要用一把尺子衡量，这个孩子一直没有及格过，但他在初中的幸福指数应该还是比较高的，而且我们对他的未来还是充满了期许。
其实这样在学习上无法施与更多要求的孩子，还遇到过一些，表现也各不相同，但是他们有非常一致的地方，那就是他们的学习真的面临着特别大的困难。这样的孩子虽然人数很少，连非主流也算不上。但是，作为老师的我们，请别忽视了他们，给一些空间，让他们快乐的向前吧！慢些也好，哪怕走不到我们期待的远方，毕竟孩子的路不是为我们走的，适合他们自己就好。而适合他们，重要的是快乐，是内心的健康。哪怕未来他们只能拥有简单的快乐，可简单也并不等于廉价。打着教育的旗号，连孩子最后的一点尊严和快乐都给剥夺了的行为，千万可别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啊！
如果可以，请以研究的姿态看教育
你是一尾水中的鱼 游动在/时间的河流里 水藻交横/肥嫩的叶子 招摇着 夏天早栖在岸边 ——我的诗《一尾水中的鱼》
我总觉得我的悟性不是特别的好。做事情有按部就班甚至顺其自然的习惯。记得上世纪80年代后期，桑建忠老师在他担任《语文教学通讯》主编的第一时间，便手书一封信，对我的教学加以慰勉，且让我有要发表的论文直接寄给他。可是我那时的兴趣不在教学研究上，也许我觉得自己起点太低，我只是喜欢写写诗歌、散文什么的，还写了一段时间的新闻报道。课堂教学上只是考虑怎么让学生爱听、爱动脑、爱发言，满足于让他们考出好成绩而已。直到后来要评职称了，论文是其中的重要指标，我才开始尝试着用研究的眼光看待自己的语文教学。2002年9月我调到大丰市初级中学（即现大丰区实验初中）工作，担任教研组长，后来又担任校长办主任、校长助理、副校长。在这样一个新的平台上，我对自己的教科研工作有了自觉的思考和明确的要求。2009年5月我在《语文教学与研究》上发表了自己第一篇像样的论文，截至目前，我有40多篇论文见诸于《中学语文教学》《中学语文教学参考》等刊物，论文关注的范围从字词教学、综合性学习、阅读教学到作文教学，我觉得是认真的梳理了我从事语文教学的一些感悟。在此基础上，我提出了“本真、高效、创意”的语文课堂教学目标追求。即追求符合语文学科教学规律和学生认知规律的，让学生语文修养不断提升、体现语文学科魅力和教师创造性的和谐共生的语文教学。
在作文教学上，和众多一线语文教师一样，我一直想挣脱长期存在的碎片式、随意化、低效化的局面，建立起一个体现作文训练合理梯度的动态发展系统。可是整个初中阶段每学期不少于7篇作文加上每两周不少于500字的练笔，六个学期下来42篇以上的作文，加上不少于3万字的练笔，还有大量的积累的功夫。一个如此浩大的工程，如果没有分阶段实施的中间位的支撑概念，建立起一个目标具体、过程清晰、可操作性强的作文教学系统谈何容易？
找到这样一个支撑概念的过程是痛苦而漫长的，直到2010年那个暑假我去贵州铜仁开会，途径著名的凤凰古城。一群朋友在吉首市城管局石副局长的带领下，陪我夜游沱江。波光粼粼，灯火辉煌，沱江的夜景美妙异常，我没有关注吊脚楼在水中的倒影，却关注到沱江上那些朴实方正的石头，他们静卧江中，把没有水上漂功夫，不会凌波微步的边城百姓和游客们从此岸送到彼岸。在石头上行走，忽然想到了我们的支撑概念，大家在石头上的跨步这不正像我们达成作文教学目标的过程吗？当然我们的作文教学不是在平面上行走，它应该是向前方也是向高处，而且我们的支撑概念也不能叫“石头”。后来我想到了我们要建立的一个训练系统应该是拾级而上的，那就把它叫做层级吧。
2011年5月，我在发表于《语文教学与研究》的论文《促进高效作文教学的几点思考》中首次明确提出“作文能力发展层级”这一概念，在做课、观课、评课等实践性研究的基础上，我们依据学生知识构成、思维水平和心理特点，进一步明确了七年级认知性作文层级、八年级体验性作文层级和九年级感悟性作文层级教学的具体目标与要求，以此为框架，我们还先后设置了16个专题48个微点，既体现了训练的梯度，又让学生写作能力提升有了一个个具体、扎实、有序的落点。以写景为例，七年级设置了抓住特征、按照一定的顺序、调动适度想象、运用多种修辞这四个微点，仅要求学生掌握写景的基本技巧即可。八年级则设置了一线串珠移步换景、借景抒情托物言志、联想想象对比烘托、隽永语言真挚情感这四个微点写景，不仅写景技巧上难度加大，而且要求学生能把体验到的景物魅力、意蕴、精神、情操等表达出来，形象思维的要求有所提升。九年级设置的微点是：有明有暗、有详有略，感悟自然的沧桑；由景生情、由情而理，体会生命的温度；抓住特征、变换角度，体现人与自然的和谐；把握时代、追踪发展，赋予景物情思哲语。除技巧外，九年级要求学生有独特的感悟，理性思维的要求极为明显。
我在作文教学中还尝试采用了活动式、情境式和实验性作文教学的方法。比如把孩子们带去参观梅花湾，先在学生搜集梅花知识与图片的基础上，由语文老师、生物老师和美术老师分别和孩子们交流梅文化、梅花的科学知识、拍摄梅花的常识，然后让孩子们设计参观梅花湾的方案，在这次以踏访春天为主题的参观结束后，再让兴高采烈的孩子冷静下来，写出很好的文章。再比如让孩子们拿着一张泛黄的老照片或者在优雅的琴声中讲述自己的成长经历。我还让孩子们亲身体验毕淑敏散文《生命里最宝贵的五样东西》里那个虐心的实验，然后写出刻着自己心灵印记的有温度的文章。
后来，我和同事们在此基础上将相关研究进一步整合完善为“层级微点”作文教学系统。我们为作文教学课程化进行了前后10多年的有益探索，相关研究获江苏省教育研究成果三等奖、省教学改革成果二等奖、苏派作文教学研究成果一等奖。在江阴500人会议、盐城精英教师培训班和多个国培班上的相关讲座以及在《中学语文教学参考》等杂志上的介绍激发了同行们的强烈兴趣。大家认为这一系统科学合理，有很强的操作性，有不少教师要加入我们的实践，山东和青海等地的一些语文骨干教师还特地赶来我校学习。
如果不行，请让自己享有健康与包容
把一切放下/轻轻的/如同放下一朵白云/一片蓝天或者一颗心
——我的诗《在路上》
2016年9月和12月，我的特级和正高申报先后获得通过，很多长期关心我的领导和朋友都向我表示祝贺。我在心存感激的同时，内心也是颇为复杂的。说实在的，没有大家的帮助与支持，我也许不能坚持到这样一天。同时我也清醒的意识到，做一名倾心于教育的教师就好，外在的那些，有更好，没有也别累着自己伤着自己。这样我们才能带着满满的正能量走上课堂，投身我们的教育工作。
我申报江苏省特级教师的过程充满了曲折与喜感。2008年，我在连盐城市学科带头人也不是（前一年申报带头人时被向农村倾斜掉了）的情况下，便被当时大丰高级中学的老校长季希彦和我们学校奚志宏校长“怂恿”着斗胆报了特级，后来有时在心里和自己开玩笑说，你的勇气谁给的？梁静茹呗（梁静茹有一首挺好听的歌叫做《勇气》）！呵呵，最终结果自然是止步于盐城，可是我居然也进入了盐城的上课和答辩环节，这倒是给了我不小的鼓舞。两年后的2010年，我带着大家的鼓励和祝福以及新积累的包括盐城市学科带头人等条件“卷土重来”，当然我也没能掀起多大风浪来，又一次在盐城折戟沉沙。不过听说的一个小插曲倒是让我觉得特别有意思。有人说这次在盐城的最终总评委投票环节，我和邻近县的一位老师以同样的得票压线，可是偏偏多出一人。于是在我们都不在场均不知情的情况下有了一场PK，在这场隔空对决中我败下阵来，毕竟那位老师教小学科，报省里更容易批下来。传言的真假当然不重要了，最终的事实也证明了评委的想法是正确的。2014年我第三次申报特级教师。以材料分初中第一的身份从盐城出线，关心我的领导和同事、朋友都为我高兴，但是我深知，申报的过程真的不是简单的获得一张证书的过程，而是人生的一份修炼。果然，一封据说200字不到的“人民来信”让我再次扼腕叹息。我在当时的一篇随笔《又一季花开》里写下了这样的文字：
五年申特的付出，三十多年把事情做好的努力，最后败于这么一封也许并无太大恶意的2百字人民来信。只有一声叹息，花被虫咬又怎能是花儿的责任呢？
这几天接的电话与信息还挺不少。包括一些同事和老朋友，也包括顺利出线的樊徐两位校长，还有《初中生世界》的赵主任、《中语参》的曹老师，于我多有勉励。我终于明白，我五年的申特路并不是一个失败所能概括。奋斗的汗水洒过了，外在的视野开阔了，内在的心灵充实了。尤其是结识了很多优秀而诚恳的朋友，很多人热忱的帮助过我。我感觉这五年在专业上的进步是前二十多年所不具备的。所以我庆幸，庆幸我五年的努力，庆幸有云肖（徐州一位高中老师，与我同时评上特级和正高）这样一批一直关心着我的好朋友！
又一季花开，虽不是我的花季，一样的高兴，因为我知道我的内心并不脆弱！
这些年来，接触的老师多了，我深深地理解一个普通老师要想抵近教育的本质、做出一些成绩是非常不容易的。也许他不仅要从平淡的生活与庸常的环境中突围出来（并不是所有人都与我一样幸运的拥有积极进取的环境），还要从自己的内心世界突围出来。有些老师败给了时间，有些老师败给了自己的身体，更多的可能真的需要建立起强大的内心。如果说一时还不能抵达我们心中所愿，请你多一份耐心多一些等待，身心的健康与对人对事的包容也许比什么都重要。
行文至此，脑子里又自然地浮现出一件往事：1990年的那个初冬，一场出血热差一点送了我的命。在大丰人民医院抢救的第三天上午，我的两个鼻孔同时鲜血如注，棉球堵不住，止血针也不行，最后是医生强行用硬纱布塞满我的整个鼻腔，直塞得我鼻梁骨格咚一声，感觉裂开一样。那时站在我病房前的黑压压的一片病友，无论男女老少，脸上都是哀怜的表情，我知觉还清晰，我懂他们是觉得我年龄不大（24岁本命年），就这样死去，实在可惜。后来，经过近20天的治疗，我从死神的手里奇迹般的挣脱，最终回到教育岗位。许多人觉得不可思议，那时出血热是死亡率极高的疾病，况且我已经到严重出血的地步。但是我知道，除了我年轻体质好外，更重要的是那时我就没有觉得自己会死。我清楚的记得，我刚住进医院时医院就下发了“病危通知单”，后来校长告诉我班上的学生要来看我。我看着窗外黑压压的天空，坚决的请求校长让孩子们不要来。可是孩子们还是冒着雨来了，有带着水果的，有带着鸡蛋的，有带了书籍的，还有几个同学凑了钱买来绢花的。不只是当时教的从初一带到初三的那个班的学生，以前的学生也闻讯赶来了，还有一些学生家长也来了。有个叫祁亚萍的孩子上学的时候很腼腆，课堂上都没有怎么发过言，这时却轻声地给我讲了好几个笑话。后来因为来人太多，原本比较宽容的护理部也出面干涉了。你说在这样的爱的包围中，我会想到死吗？后来的许多时候，我都曾经想过，我这辈子其实是很幸运的。不要以为当了教师，就一定是高高在上的传道授业解惑，有时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梦想、我们的爱与欢乐反而是由孩子们纯真美好的心灵点燃的呢，所以我们真的要做合适的自己，把适合的教育奉献给亲爱的孩子们！
（本文删节部分文字后刊用于2018年5月《江苏教育》杂志，谢谢陈社长、李洪祥老师和赵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