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鸿胪井刻石”与文物返还
8月7日，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通过日本驻华大使木寺昌人致函日本天皇明仁和日本政府，要求日本归还所掠文物“唐鸿胪井刻石”。这是中国民间首次向日本皇室追讨文 物。唐鸿胪井刻石刻于开元二年（公元714年），见证了唐睿宗派遣鸿胪卿崔忻前往靺鞨册封大祚荣为渤海郡王、左骁卫员外大将军这一历史事件 , 1908 年由旅顺被掠往日本，现藏于日本皇宫内建安府前院。
“唐鸿胪井刻石”是中国边疆史、外交史领域重要的研究材料，而且中国并非对这件流失海外的珍贵文物不闻不问：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出版的《东北通史》中，作者、历史学家金毓黻先生就对“唐鸿胪井刻石”做了一定的研究，上个世纪90年代又有人把日本学者渡边谅的《鸿胪井考》翻译到中国，随即引发中国学术界研究的热潮，不同的学者甚至就对该刻石的不同观点进行过学术争鸣。2006年，唐鸿胪井刻石”进入了大众媒体视野，《青年参考报》对中国社会公众报道了相关情况。可以说，中国民间对“唐鸿胪井刻石”的返还要求，是建筑在对文物充分的理解、阐发和研究之上的，并且具备相当的舆论基础，并不突然。
日本在中国进行的文物掠夺可谓“历史悠久”。虽然早在中华民国初期就颁布了禁止文物出口的禁令，但是由于当时的政治动荡并未能被严格遵守，日本亦参与到列强对中国文物的掠夺，譬如二十世纪初大谷宗瑞、橘瑞超对敦煌文物的掠夺、1942年北京协和医院搜藏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突然失踪（当时北京被日军占领） 等等。据不完全统计，日本侵华期间中国被掠走古籍300万册，重要文物15000余件。但是战争结束后，只有一批117箱的南京中央图书馆的善本书被返还给中国。从国际视角来看，近代史许多在战争中遭受伤害的国家，在战争结束后针对在战争中遭到掠夺的文物都提出了返还诉求。譬如1866年奥匈帝国将西奥多琳德的冠冕返还给意大利蒙扎教堂；一战后德国将《神秘的羔羊》和《最后的晚餐》两幅油画返还给比利时，以及 2005 年日本将“北关大捷碑”返还给韩国。
当然，在成功的文物返还案例背后，还存在着大量的争议，较为著名的有埃及对英国提出的对埃尔金石雕的返还要求争议、埃及对德国提出的奈费尔提蒂半身像的要求争议，以及中国对被日本掠走文物的返还要求争议。近日埃尔金斯石雕的返还要求争议也在放大，由于一战前后大英博物馆曾经对埃尔金斯石雕进行过打磨以迎合欧洲社会对白肤色的崇拜，导致大英博物馆在道德上处于不利地位。这一事例说明，流失在原殖民国家 的殖民地文物有被意义杜撰甚至“修改”的可能，而被杜撰的意义则常为政治及意识形态所利用，这也是文物流失海外的最大危机。
为了应对殖民秩序解体后的文物返还需求，西方原殖民国家的博物馆创造了“普世性博物馆”来对应，并将自身的定位提升到全球和全人类，标榜自身的宗旨为全人类服务来逃避文物归属的核心性问题。但是“全球和全人类”这个定义并非 均质，原殖民地国家在借用、研究流失海外文物的时候尝尝会受到阻碍，以中国为例，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研究海外敦煌文物是要支付费用的，以及现在中国博物馆 在举办展览的时候，各“普世性博物馆”或收藏中国流失文物的博物馆，会制造种种借口拒绝文物的借用。矛盾更为尖锐的是，这些博物馆在解释或者“利用”文物的时候，是否尊重文物在原生文化下的意义？日前宾大博物馆把镇墓兽和佛教壁画用作婚礼背景的争议，这正是这种矛盾的具体表现。
目前，在被占领或沦为他国附庸期间散失的文物应返还给原归属国这一要求，得到了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理解和支持。随着冷战结束，世界由对抗逐渐走向认同，文物的返还问题 也有望在充分尊重原属国文化权益和现属国文物收藏、保护、研究贡献的基础上，通过国际合作甚至第三方合作的方式来解决。
（此文原名《中國有權索還唐代石碑》，已发表于日本华文媒体《东方新报》，严禁其他媒体机构商业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