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之致沅弟（2）【1075】2024-9-28

评点：规模远大与综理密微

点评此信前，必须先交代一个背景。咸丰七年二月初四日，曾氏之父曾麟书病逝于老家，享年六十八岁。十一日，讣告递到曾氏驻营之地江西瑞州城（即今江西省高安市古称，南昌西南50公里）。曾氏当即向朝廷奏报丁忧开缺，不等朝廷批复，便带着六弟温甫自瑞州兼程回湘。与此同时，九弟沅甫亦自吉安启程。

身为统帅，且正当军事吃紧之时，曾氏置江西军务于不顾，擅自离开前线，此种做法的确有悖常理。故当时湘赣两省官场一片哗然，纷纷指责，时为湘抚高级幕僚的左宗棠甚至破口大骂，弄得曾氏灰头灰脑的。

许多人都以为朝廷要严责曾氏，但出乎意外，朝廷并没有指责反而准假三个月，拨奠银四百两，令其假满即赴江西督办军务。曾氏再上奏坚持在家终制，朝廷仍申前谕，命其三个月后即赴江西，依旧署理兵部侍郎。待到三个月假满时，曾氏给朝廷上了一道奏折，将多年积蓄在胸的苦恼一吐为快。他说他有三大难处。一、他的军队皆为募勇，虽能保奏官阶，不能补实缺，所升的官其实是虚的。他本人虽居侍郎之位，而权势不如一提镇（清代提督与总兵的合称。提，指提督。镇，总兵的别称。）。二、筹饷需经地方官之手，而他无地方之权，不能号令地方官。三、头衔常变，官印也跟着常变，不能取信于人；奉朝廷命出省打仗，但朝廷又不将此与地方通气，得不到地方的支持。

就曾氏原意来讲，本希望朝廷看到这道奏折后，会体谅他的难处，即便“勇”暂不能变为“兵”，若能授一个地方实职，如巡抚、总督，那么第二、第三两大难处则迎刃而解。不料朝廷来了个“着招所请”，准他“在籍守制”。曾氏的如意算盘落空了。其实，曾氏所言皆是实情。二十多年后，王闿运撰写《湘军志》。他在阅读有关史料时发出如此感叹：“夜览涤公奏，其在江西时实悲苦，令人泣下······‘闻春风之怒吼，则寸心宇碎；见贼船之上驶，则绕室彷徨’。《出师表》无此沉痛。”王闿运替他说了几句公道话。

但朝廷是只叫他当奴才卖命，却并不为他办成事提供相应的条件。江忠源三年功夫，便从知县升到巡抚；胡林翼两年功夫，便从道员升为巡抚，朝廷都很大方地给了他们一方诸侯的实职。唯独曾国藩，早就是侍郎了，却一直对他吝于督抚之授。分析此中缘故，或许又可以返溯到五年前的《讨粤匪檄》上去了。

曾氏当时的心情该是何等委屈沉重！他的小女纪芬晚年自订年谱，在“咸丰七年”中有如下记载：“是年二月初四日竹亭公薨。文正公在瑞州闻讣奔丧，忠襄公亦自吉安归······初，黄金堂之宅相传不吉，贺夫人即卒于是，其母亦卒于是。忠襄夫人方有身，恶之，延巫师禳祓rangfu（除凶之祭）。时文正公丁艰家居，心殊忧郁。偶昼寝，闻其扰，怒斥之。未几，忠襄遂迁居焉。”

曾氏当时心情恶劣，迁怒于弟媳，几至酿成兄弟不和。这种恶劣心情源于何处，当然一是江西军事不顺，一是朝廷淡薄无情。曾氏无可奈何，只得在籍守着父母墓庐，读书课子。

八月，江西巡抚耆龄奏请起复老九回吉安。老九不是朝廷命官，无需三年之制，遂于九月初离家赴赣南，总领吉字营。此信即写在这个时候。

信中有两个命题颇值得我们重视。

一为：“古之成大事者，规模远大与综理密微二者阙一不可。”规模远大，指的乃是大抱负、大规划、大目标。对于办大事者而言，这好比是旗帜，是方向，是北斗星座，他能使人不会满足于小得小成，也不会走人误区，不会被前进路上的各色诱惑所迷惑，一步步地引导你走向辉煌的成功。光有此还远远不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万丈高楼筑于一砖一石之上。在迈向高远目标的途中，每一步路，每一件事都得做好，这靠的便是综理密微。曾氏曾亲自督促打造数百把腰刀，用以奖励立功将领。所费不大，却让受赠者感到温暖亲切，有一种被统帅视为亲信的感觉，得此殊荣的莫不爱重珍惜。这本是一桩小小的事，却有笼络人心、激励士气的大作用。曾氏告诉弟弟，所谓综理密微，便是从这些看似小的事上一桩一件的做好，那么你的远大规模便不至于落空。蒋介石终生极为敬佩曾氏，行军打仗，一部《曾文正公全集》常带在身边。他的“不成功则成仁”的“中正魂”短剑，无疑典出于此。

二为：“才大器大”四字，余甚爱之。才根于器，良为知言。

“才大器大”这四字是胡林翼称赞老九的。曾氏认为这四个字很好，固然有赞成胡之言进而肯定弟弟的一层内容在内，但更主要的乃是从原则上肯定胡的“知言”。在曾氏看来，器居最为重要，才干之大小取决于器局之大小。器局者，胸襟也，度量也，见识也，多半来自于天赋，少半来自于修炼，正如曾氏所说的：“器有洪纤，因材而就。次者学成，大者天授。”（见《李忠武公神道碑铭》）古往今来，凡成就绝大事业者，必有绝大之器局；具有绝大之器居者，也必可锻炼而成绝大之才干。所以，在后来的一封信中，曾氏便明确地将“识”与“才”作了一个排序。他说，凡办大事者，以识第一，才则次之。

世事纷纭，人事迷离，辨伪存真，洞悉先机，最为难得，也最为重要。此中本事皆源于“识别”！是多么可贵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