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在中国文坛的显赫名气，以及她一贯的冷冽笔锋，总让人误以为她遗世独立。其实她只是强迫自己藏起柔心站在局外看红尘。她生逢战乱，童年为家庭所伤，成年后被胡兰成拖累，晚年孤死他乡。一代文坛才女终生孤苦飘零。想来不免痛惜，又不禁问，何以至此？
近年印发的张爱玲遗作《雷峰塔》、《易经》、《小团圆》被视为她本人的自传，分别讲述了张18岁前、18-22岁、22岁及以后的三段人生经历，一定程度上披露了她情感黑洞形成缘由。以往的张爱玲传记总在陈述她一生为两个男人所累，一是父亲，再是胡兰成。《易经》推翻了这番论点。
张瑞芬在导读中提及：“一般人总以为父亲和胡兰成是张爱玲一生的痛感，看完《雷峰塔》与《易经》，你才会发觉伤她更深的，其实是她母亲”。
张爱玲亦在书中写道：“不！琵琶想大喊，气愤于露像个点头之交，自认为极了解你。爸爸没伤过我的心，我从来没有爱过他。”琵琶是书中爱玲，露是母亲。
张爱玲极其敏感。母亲口头禅“为了你，我如何如何”，张爱玲听来深感负罪。后来在香港求学时，母亲再次提及，张笑着反驳，“我一直非常难受，花了妈那么多钱。我不该带累了妈。不用在意我，葬送了这么多年，不值得。”母亲闻言陷入沉默，尔后告知张，她准备再婚，“也都是为了你”。
这种沉重的负罪感或许正是张母女情感疏离的最根本原因。但追根寻因，母亲所作所遇都为了女儿吗？未必。
其一，书中描述母亲的婚礼如同葬礼，母亲是裹着红头布的尸体。父母两人的婚姻没有感情基础，母亲嫁给父亲是为了向社会证明自己是处子之身，以便证明日后离婚不是为了其他男人。母亲开放的婚姻态度及追求自由的天性决定她必须离婚。不是为了女儿。
其二，《易经》虽未细述母亲为何从英国归来，但可知即使归来她也仍作了再次离开的打算，暂时滞留上海，因为她的钱借给了姑姑。不是为了女儿。
其三，张在香港读书的暑假，母亲来信婉劝张不需归家。尔后母亲来到香港，是因为她决定再嫁国外，需到香港中转。不是为了女儿。
其四，母亲决定再嫁，是因为她想要一个后半生的依靠。不是为了女儿。
“都是为了你”这句话太过于熟悉，时今仍挂在各式母亲嘴边。明明是一个成年人自身的正常行为，承载着种种私心私愿，为人父母者偏不顾事实，把帐强记在另一个人身上，以彰显自我的无私与伟大；万一行为失败，还可顺势推脱非我所愿。这种做法说穿了不免阴暗诡异，欠乏爱之光明磊落，却常见于人生中最初最亲密的人，施与你身。细思胆寒。
我时常警惕自己不要成为这种母亲。说到底，孩子并无权利选择父母，是为人父母者选择把孩子带到世上来。既生之，则有责抚养之成长，尔后得体退出。而非将自身想法或遭遇之缘由强加孩子身上。一个成熟的母亲，敢于一人做事一人当——我可以为你付出一切，可所做一切不只为了你，同时也满足了我想要成为一个合格母亲的心情，实践了一个母亲的自我要求及人生愿望。这份感情付诸你身并非希求回报，你只管大步往前走，追逐值得拥有的未来。直至某天你也停下来，成为一个母亲。
张爱玲对这种轻飘飘又冷冰冰的母爱深感不适。两人母女一场，似乎为了彼此折磨。若从未动情也好，偏张渴望一份母爱，渴望藉此与世间系上关联。最终母亲辜负了她，她亦辜负了母亲。在母亲离开香港后，适逢战乱，她想如今报平安亦不知报与谁，姑姑不会关心，惟愿告知乡下的老妈子。她甚至没有想起母亲，当是断绝了关系。
事实上，张爱玲曾认为母亲是世上最美丽的女人。她自知不及母亲貌美，便努力在功课、举止上向母亲靠近。她的功课总是最好的，举止也总得体有礼，她在努力盛放，为衬托母亲的美丽而盛放，穷其所有想要获得母亲的认可。可惜母亲只爱自己，尽管她口口声声一切为了爱玲。
张爱玲与母亲间不对等的关系，成为张爱玲心中深裹肉里的刺，碰不得，剔不得，触及都是钻心的痛。看惯张爱玲写他人的冷情冷意，看她回过头来写自己，更是刺骨的寒冰。原应最亲密、最信赖、最安全的母爱何以化成伤人利器？
在为人母后，愈发觉得建立健康、对等的母女联系尤为重要。
它应克制，但非吝啬说出我爱你；
它应信任，但非任其胡作非为；
它应得体的退出，但非不闻不问。
不要漠不关心，那将残忍切断孩子与世界最初联系；
亦不要倾尽全力，它与漠不关心一样可怕。
适度最好。人与人之间最舒适的距离不是紧密相拥，而是只臂之距。可倾听，可后退，可指点，容转身。
若一个女子曾被母亲适度爱着，她长成母亲后亦会适度爱人。
愿每个女儿都被适度相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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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夏初。
是热爱文字的女子，亦是朝九晚五的伏案文职；
信奉书中自有颜如玉，亦信奉走得再远的阅读也终将回归生活；
时常自我警醒：为生活而阅读，不为阅读而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