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在follow一个台湾女生的脸书。今天她写了这样一段话：“离开环境公益律师的工作多年，很久没有这样的感觉，很久没有像以前那样，在办公室为案子哭了。今天细读释字743声请书、解释文、理由书、意见书、还有大法官书记处的摘要导读，竟然好几次红了眼眶。我有一度很怕这样陈年老案，以前是在办太多这种案子了，事实复杂，希望渺茫，以前工作时那种无力感全浮现出来。可是，在不知不觉间，竟然有这么多人在为这个案子努力啊！看着检察院的声请书，其详尽、清楚、热切，恐怕超越了我们自己的书状吧，还有大法官书记处，竟破天荒为媒体、为人民写解析导读。还有那些意见书，一份一份满溢悲悯不忍，谁说法律文字不能是有温度的语言。好像有碰到了当初说要当律师的初衷了，它并不全是植入建构的，剥掉外层的攀附和私心部分，那份初衷还是有精纯真诚的核心。就单纯想要其他生灵少受点苦，就真心感受到其他生灵的痛，不知他们之间什么因果，也许他也应该受他的果报，但就是感觉到他这当下的痛，觉得不忍。想拔苦，想予乐。我一定要全力以赴，用最大能量去利用这些解释，这才能与他们付出的能量相应，这才平衡。其实在此时收到这个解释，并不只是工作而已，我真心感受到宇宙明确地在支持我，安慰我，帮助我的修行。我就把释字743当做宇宙在2017年开春送给我个人的礼物了，这会是很好的一年，我收下了，诚心合十。”

我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知道这个台湾女生以前一直是做环境诉讼的。我们在哈佛其实并没有太多的交集，大概只是在楼道里面见面之后相视一笑而已。其实我应该放下自己没有的架子去主动攀谈她的，每每想起自己的不成熟也觉得悔恨万分。她的这段话，突然间让我回想到，两年前和修安去Yard听韩国一个慰安妇故事的时候。那个时候，日本的首相安倍晋三来哈佛做演讲，所以某韩国社团组织了这个慰安妇演讲和在第二天首相演讲的时候去大规模游行，给安倍压力。坐在层叠的椅子上，修安问我，“你说这有用吗？”再怎么抗议、再怎么去争取，安倍也不会道歉，只是一群年轻的学生平白无故浪费了感情和经历而已。我答，“你害怕吗？”一个日本首相来的场合，我们仅仅是学生，万一有摄像机记录下来我们站在反对的人群当中，以后会不会对我们有影响呢？

第二天我们谁都没有去参加抗议。几月之后，修安跑过来对我说，她和一个台湾的同学聊天了。那个台湾同学说，大陆人好理性哦，台湾人好不理性哦。我说为什么呢？台湾一出了什么事情，同学们就成群结果去静坐、去抗议，结果也不见得因为此被改变，反而抗议出格了还影响个人前途。大陆同学也看到了自己社会的诸多问题，可是却没有诉诸不理性的抗议，而会说自己要进入体制，在社会上有了一定权力之后才能够更好地改变这个社会。台湾同学唏嘘，要是台湾的年轻人也有大陆年轻人的那种理性就好了，不要一出什么事情，就跑去静坐。

哦。如果年轻人在进入体制之后不改变的话，我们这个国家听起来真的好有希望。可是问题是，激情的基础大概很难存在于人本身，而是更存在于“非体制”的这个地位上。年轻人进入了体制，变成了权威主义代言人，体制不会变，年轻人倒是变了。这是大陆的故事。在台湾呢，按照那位台湾朋友的说法，年轻人经常去站在政府的反面，抗议示威还去打各种民权诉讼，体制也许会变也许不会变，年轻人却因为抗拒政治而让自己的激情没有了展示和存续的舞台了。驳论多了，很容易，可是终究还是要立论的。于是乎，我们大陆的羡慕台湾年轻人的激情，台湾年轻人羡慕我们的理性。

理性对于年轻人绝对是好东西。可是激情对于理性日益增长的人也同样重要，因为慢慢有了资源和影响力，反而可以去做一些年轻时期无法做到的事情。本文开头的那位台湾姑娘已经三十中旬，可是我看到的大部分大陆女生还有男生在远早于她的年级就将生活调节到了“尊重社会模式”了。至于那些更加年长的师兄师姐们，没有成就地变得唯唯诺诺，当了大官地变得傲气凌人，我等小辈只能够敞开心胸，接受他们的不成熟。本科同学在微信群里面发“只招男生”的招聘广告，室友站出来说话反而被指责你不要太女权癌。这群眼中只有熠熠生辉的职场大道的男士们大概没有意识到一个金融职业只招男生的问题；同样他们也大概不会意识到一个护士职业只招女生的问题。因为这个社会必须要给一群少数想要摆脱不论性别、不论家境、不论职业范式的人一些机会，否则走在自己理想道路上的人们，也只能发现自己必须要随波逐流，只好用有利于自己的社会规则去谴责别人，在不利于自己的社会规则前面无能为力。

修安后来变了主意。她不再认为站出去抗议会是一件什么没有意义的事情。她和一个那位台湾同学后来去参加了在哈佛广场了一个关于绿色革命的抗议。她说，如果每一个人都认为自己对于改变社会无能为力，那么社会怎么能够改变呢？可是站在那个广场看到别人在冲着她们拍照片，她又突然间感受到了我说的那种被曝光的忐忑感。惴惴不安。其实这样挺好的。怀疑自己、困惑自己，总比接受“我只能这样了”，要强一些。

如花2017.1.6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