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的最后四个章节，阅读感受完全不同，第十八章很过瘾，讲述着福柯对疯癫的理解以及对精神病人的认知以及管理层面在的变化过程，感觉还不酣畅淋漓，增加了我进一步对这个内容探究的兴趣。第十九章，提到马克思主义，又一次深深地刺激我想到我们初中时代的思想政治课，思想政治原本可以不需要学成条条框框、死记硬背式的悲痛记忆的！第二十章，涉及到经济学领域，基本是在瞌睡中读完的，而且花费了很多是时间，回头整理，依旧一片空白。第二十一章是本部分内容的结尾，概括性的内容，少了原本只有些许的故事性，读起来十分费力，但是已经有了似曾相识的感受。
十八、理性在咆哮：米歇尔·福柯
他从一开始就将自己置于西方思想及其历史的边缘地带。时者，势也，时机的选择至关重要。
1956年，辩证法也陷入自身的僵局，而福柯却强调理性运作中的被遗忘者和被压抑者。他正在寻求一种新的历史感性，并通过表述那被遗忘的历史，追寻理性运作的轨迹，铸造一种崭新的历史感性。
在探险中，疯癫迫使我们对理性进行重新思考，准确揭示其强弱之势。福柯发现，人类已经对自己显然无法理解的事物做了人为理性化的编织。也正是在这编织中，福柯搜寻着压抑之作。他挑选出对意义所做的滑稽转写，并戳穿了隐藏在知识下面的权力的面具，神奇地阐明了他那个时代的精神。
福柯使得对结构主义予以历史化的处理成为可能，其处理方式是列维-斯特劳斯在为原始范式寻找容身之地时所想象不到的。
在奔向理性阴暗面的旅途上，福柯也是某种类型的“旅行哲学家”。和尼采一样，他也是我们文明的“下水道中的搜集者”。
对于福柯而言，思考战争时根本性的；在他涉及谋略、权术、突变和权力关系等概念的著作中，战争为一个核心范式的确立奠定了基础。
福柯的功成名就并没有带来心理上的稳定，1948年他一度试图自杀。在那个时代，一个同性恋者想要舒舒服服的生活下去，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福柯在文学方面受到的影响可以用来解释，何以他对死亡深感焦虑，这焦虑在他有关精神分析的著作中，从来都没有平息过。面对死神，他总是保持一个局外人的姿势。
为了取代传统的分界线，福柯着手于一个为人避讳的课题（疯癫），它深受西方理性的压抑，也是西方理性眼中的他者的意向。他要回答的问题时：最初的声明和变化无常的精神病学知识是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通过何种方式，如何发挥效力的？它要在科学中仔细辨别那本不属于科学的一切，同时着眼于这样的问题：“在我们的社会中，科学的真理效应时如何同时成为权利的效应的？”
福柯的研究方案在结构主义中占据一席之地，因为他提议，“在历史中寻找疯癫史的零度，因为在那里，他是未经分化的经验，还没有被分类所割据。”
在文艺复兴时期，愚人的形象是与理性浑然一体的。伊拉思谟发现了理性固有的疯癫性，帕斯卡夜认为，“人都是疯癫的，不发疯就意味着他要成为另一种形式的疯子。”在18世纪，理性主义主张具备选择自己的对象的能力，而且在新的方法规则中（如笛卡尔所定义的那些方法规则中），把疯癫排除在外，其方法就是把它归入过失，归入被否定物，归入梦幻。
疯癫时一个无意义的世界，只有除掉他，理性思想才能大行其道。疯癫疯了一种威胁，疯子的消失成了理性一统天下的必要条件。他发现自己陷入了走向禁闭的重要转变。
福柯拒绝把他感受到的的话语颠覆，整合成一般性的说明框架。否则，他就会确立上述的压抑现象与某个社会的历史变革之间的关系，该社会正处于从宗教社会向伦理-经济的社会转轨的过程中，它来源于近代以来的精神结构与制度实践。
在古典时代，疯子只是法律的关切点，而与医学无关，因此禁闭只是一种法律行为。当然，疯子不是一般的囚犯，不是普通的乞丐，但是他的怪异行为却是被视为发泄骨子里的动物本能的征兆（受到了理性人的压抑），处于较低的人性层面上。疯子因而被他们的看守锁链加身，甚至被置于比赛特精神病院的凉亭上公开示众。
18世纪目睹了疯癫认识史上的一次决定性突变，精神病院作为专门收留疯子的特定机构诞生了，这是一个特定的疯癫场，其轮廓最终被确定下来，并远离了它在收容院时期的无形堆积。这种制度性的转移先于下列观点而存在：疯子作为某个病人，他需要照料。
福柯研究的主要内容，它超出了简单的疯癫谱系学范畴，从而进入了全面综合的文化转型观：从以法律为根基的权力，转向了依赖规范的体系，而规范则成了对单个人进行分类的标准，这暗示了一种完全不同的话语机制。
超出文化之外，准备与文化所拒绝的东西建立一种关系：禁闭的声音，文字的外观。让我们阅读和重新阅读这不永远铭刻在我们心中的著作。
1961年，福柯新颖独特的学术主著作被神圣化了，不过它本来要遭遇另一种命运的，因为出现了两个事件：第一是1968年5月事件，第二是它在盎格鲁-撒克逊反精神医学家罗纳德·莱英和大卫·库伯那里激起了强烈的兴趣。在60年代末，本书最终为大众所接纳，也刺激了临床实践的变革需要；那时候，对于抗议收容院实践的运动而言，他成了一种鼓舞人心的力量源泉。
《疯癫史》首先是一个时代的征兆，是走向适用与西方历史的新结构方法的第一步，是对被压抑者的高度评价。于是疯癫便成了理想的对象，它不仅是历史人类学的理想对象，而且是精神分析学说的理想对象。
十九、马克思主义危机：解冻还是重新冰冻？
结构主义是作为一种知识现象诞生的，从某种确定的意义上讲，它要完成马克思主义的未竟之业。存在主义是战后乐观主义的表现形式，但是一种新的历史关系已被祛魅。
结构主义深深扎根于对西方民主价值进行批判重新解读的语境之内。独立、自由和责任，不再是法国知识分子信奉的基本原则。“解释性的替代物导致了总体性。”
他的选择清楚地表明，法国高师不再是为这个国家培养未来领导人的制度性场所，国家行政学院开始扮演那一角色；而在此之前，法国高师一直是人文学科再生产的制度性化身，现在，国家行政学院的技术官僚毕业生已经取代了那帮知识分子。
在米歇尔·福柯看来，知识分子应该努力确定既定社会中可能之事与不可能之事的疆界，而不要仅仅漂浮在连绵不断的历史之流中，或者默默等待作为现世拯救之领路人的党的化身（救世主）的降临。
寻求新鲜事物，这种精神还来自对思辨哲学与历史的失望；一旦黑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走向衰微，思辨哲学与历史的创造性周期似乎就要终结。与纯粹的自我反思性思辨话语不同，列维-斯特劳斯的著作提供了一个可资证实的心路历程。
对于卡斯托里亚迪及其小组而言，结构主义并非当时公认圣经的替换物，而是对现代资本主义统治模式的单纯适应，而现代资本主义已经在1958年确立了自己的统治地位。
埃德加·莫兰把结构主义的成功看成冰雪融化之后的重新冰冻。结构认识取代了整体化的马克思主义，但它同样相信自身的科学性，相信自己坚持了古典科学的法则。决定论和客观化排除了主体（主体过于变化不定），历史也是如此（历史过于偶然）。同样，一直有一种需要，即坚持某种确定性。另一方面，把第一位的价值赋予结构，可以用来说明，在决定论与自由之间，在转型这一历史使命与无力于让人民相信其必然性之间，存在的永久性差异。
二十、法国经济学派踏上了结构之路
经济科学派生出高度公理化的结构，尽管它并没有花费多少时间认真考虑这一科学的创造所需要的认识论的前提。在50年代，微观经济学围绕着总体均衡观念，运用了完整的公理化，而总体均衡的观念似乎就是一个彻底形式化的结构。
经济结构自身也需要被重新思考，只有这样，才能最终改变需求的全部流程，并因此改变行为的各个层面。那时候，因为国家正在指导民族重建和经济现代化，它掌握着重要的结构转型。对于重组而言，这指令激发起的行动是有利的，也使得创造“一个真正的法国经济学派”成为可能。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家创办了一系列新的行政管理结构，以完成必要的结构转型，向公众确立中短期计划的权威。
在20世纪30年代，欧洲人从总体上将结构范式应用于政治经济学，以回应1929年爆发的大恐慌。但是，即使在政治经济学归纳出结构这一观念之前，亨利·巴尔托利就已经敏捷地做出过评论：“结构社会学和结构经济学是与社会学和政治经济学一同诞生的。”结构这一观念诞生于17世纪，它源于不同的经济即成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经济即成因素被视为指导经济生活的全面连贯的诸多因素。
在采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时，许多经济学家假定了自己工具的实在性。有些人甚至有的更远，他们把工具视为现实本身。一切无法计量的事物都是没有意义的。作为结构范式的一部分，历史性显然被排除得一干二净，因为一旦模型能够完美地复制自身，在此种事物方案之内，除了数量上的变化，任何事物都无法预见。
二十一、试试那结构吧！
语言学已经在传播此一范式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这一先锋学科的心目中，那范式也不再是结构之范式了：结构已经成为结构性的了，并最终成了结构主义。当代语音学的首要特征是它的那结构主义和它的系统普遍主义。
一方面，列维-斯特劳斯认为，人类学已经导致了决定性的变化，这变化使人们在社会秩序的核心地带发现结构性安排成为可能。以此为基础，他反对乔治-彼得·默多克的简介，并否认同时研究结构与过程的可能性，坚持认为这种想法“至少在人类学中，属于天真哲学的范畴。”
列维-斯特劳斯的观点与弗朗索瓦·西米安于1903年向涂尔干社会学发出的挑战如出一辙；他注意到，历史一直无法自我更新，而社会学早已脱胎换骨，特别是在借助于民族学研究取得巨大成就之后，就更是如此了。
列维-斯特劳斯向我们证明，结构人类学已经把自己与进化论严格区分开来，因为它已经与生物学模型决裂，并假定了自然与文化之间存在的根本的非连续性。
结构人类学把许多论文汇集一处，它们处理的问题时人类学在社会科学中的地位，语言学与血亲之间的关系，亚洲和美洲的艺术再现，巫术与宗教······，一言以蔽之，这是由各种不同的研究对象构成的完整系列，正是它引爆了列维-斯特劳斯所谓的“哥白尼革命”。它是由一个阐释组成的。根据某种交流理论，社会被阐释为一个整体。
列维-斯特劳斯毅然决然地把人类学置于文化之上，然后面对着历史学家，从容地利用了自己的优势：他具有开阔的理论视野，这样的理论视野总有一天会使译解大脑的内部结构成为可能。他身上存在着某种结构主义的唯物主义，因为根据他的分析，结构偶尔也被看成一个分析坐标，而有时候，它又从具体现实中一跃而出：“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时一个唯物主义者”。他总是不停地在说。
结构人类学把自己的目标更多地对准了复杂神经元的蜿蜒，这似乎抓住了本体论的关键，它是真正的结构之结构，是结构性的最后支柱。
当赫西奥德重新阐释种族的神话时，他把自己的思想置于三重结构的框架之内。但最重要的是，韦尔男采用了两极论，即列维-斯特劳斯的对立框架，以证明，在赫西奥德的种族视镜中，时间的展开并没有按照时代年代顺序，而是按照“二律背反的系统”。与正义和过度相对立的两极结构，在每一个阶段都重复着。在这一框架中，赫西奥德的神话故事还承载着说教的使命。
1960年1月5日，一个篇章就要结束了，他将结束与列维-斯特劳斯在法兰西学院发表的就职演说：结构主义的英雄时代已经结束，而范式精神大获全胜的美景正在向前延伸。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以令人惊心动魄的方式，拈出了第三世界感伤主义的宏大主题，而结构主义航船的风帆又涨满了第三世界的风。
人类试图化约进步与历史，以便赋予准机械模型以优先性；这是使时间性变冷的框架，也是一个意味深长的框架，它逃避个人，把自己建立在逻辑时间之上，而不需要个人的感知。结构主义向社会科学发起的挑战并不缺乏庄严宏阔之处。在整个 50年代，通过拥抱不同的异类形象，它已经明确展示出自己的能产性。凭借自己的承诺，这一纲要迅速在60年代盛行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