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周的阅读节奏被一些外界因素所打破，但是仍然以阅读为首要任务。

在阅读及在整理的过程中的两个启发：一个是发现尽管自己并不能懂书中讲的那么多理论，但是在阅读中让我看到了很多人的理论知识发展起来的一个脉络，每个人的理论都有其亮点以及局限性，这就是在发展中看问题的重要性，或许这也是结构与解构的核心吧！

另一个启发是，发现阅读中适当的停留于回头整理对于阅读非常重要，这也就是再识记的意义吧！

十二、认知上的紧迫性

历史是暂时的和偶然的，哲学则是永恒的和必然的。不过，把历史学家的怀疑主义与哲学家的教条主义融为一体，使哲学史家有可能超越这一显而易见的异质性。

结构主义范式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将自己的注意力首先置于共时性之上，虽然盖罗尔一点都不蒙恩与索绪尔。盖罗尔不再寻找结构中的结构，而是致力于“查明，每一种学说是如何通过和借助于建筑性结构的错综融合，建立起来的。”

顺手抄过一部哲学著作，为了更好地描述它的内在逻辑，它各种观念的联系，就要设想它已经切断了自己的根源，去除了自己的争辩性方面，然后再找出它的空隙和矛盾之处。

文献档案成了古老的建筑，而福柯稍后会提出隐含的建筑类比问题，复原一部著作的内在的一致性，需要一个彻底的整体化方案，这方案还必须与作者的观点、其著作的结构设计、其论证方式融洽一致，并对其身怀同情之意。盖罗尔在位“有关著作的整体论学说”辩护。

如果批判是一个必不可少的阶段，那么批判的使命就在于，做好准备，去发现承载着文本终极真理的结构。

面对着语言学家严密封闭起来的文本，盖罗尔报之以严密封闭起来的哲学。

盖罗尔与结构主义现象的另一层关系，在于他强调，隐藏在体系后面的哲学人格——意向性和主体间性，是毫无意义的。

结构主义时期同时也是认识论反思的时期。各个学科都纷纷质疑自己的研究对象，质疑自身概念有效性和科学雄心的合理性，学者们纷纷放弃哲学，以便更好地从事社会科学研究。列维-斯特劳斯就是一例，而且绝非仅此一例。

皮亚杰认为，婴儿感知的进化要经过若干阶段，在那里，我们会看见，有许多转化系统允许儿童吸收新的模型和新的感知结构。上述每个阶段都包括一个均衡的瞬间。

30年代最重要的认识论现象出现在别处，硬科学体现出来的形式主义与当时流行的逻辑实证主义之间的联系，一方面体现在莫里茨·石里克、鲁道夫·卡尔普纳为核心的维也纳学派那里，另一方面体现在贝特朗·罗素为核心的英国剑桥学派那里，体现在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的著作中。

巴什拉攻击进化论并提出了相对主义，相对主义可以恢复一种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是个漫长的过程，其中既有发明与创造，又有错误和迷途。

科学史不再是对真理所做的循序渐进的阐明，也不再是对真理所做的按部就班的揭示，相反，真理是以僵局和失败为标志的。康吉扬寻找概念有效性的根基，透过这一研究，他开辟了一个辽阔的研究领域，并揭示了种种建构方式之间的关系。

乔治·康吉扬是法国特有的批判方案的重要创始人，我们可以在关于结构主义时期的著作中看到他的影响力，虽然他一直喜欢躲在那个范式的阴影之下，而他为那个范式的诞生做出了巨大贡献。

在塞尔看来，19世纪的符号论在加斯东·巴什拉那里达到了顶峰，在那里，原型因素——火、水、土——取代了原型英雄。结构主义开辟了一个新时代，塞尔将这个时代所使用的方法命名为“逻辑分析”。

结构是具有不确定意义的运算组，它把数目无限的因素与不确定内容集合在一起，把数目无限的因素与数目有限的不确定自然的关系集合在一起，但是关于那些因素，它的功能和某些结果是十分明确的。

与符号分析截然不同，结构分析总是被置于意义之上，意义总是被结构压得粉身碎骨。

十三、一个叛逆名叫雅克·拉康

如果说罗兰·巴特令人想到的总是朦胧的结构主义形象，那么雅克·拉康则代表着两极化框架中较为硬朗的一面，体现了结构主义范式的另一些特点。他是严父的化身，为了保卫精神分析的实践，他寻求更大的科学性。

“欲望”一词处于拉康理论的核心，它折射出科耶夫对黑格尔的解读，根据这种解读，“人类的历史就是欲望诸多欲望的历史。”多亏了科耶夫，拉康可以大声宣布了，欲望并不是去欲望他者，而是欲望他者的欲望。

拉康拒绝一切形式的器质论，并把妄想狂融入弗洛伊德的范畴中，不过，还不能把结构看成现象学研究人格的产物：“只有把人类行为与动物行为相比较时，人类行为所特有的人性意义才能令人一目了然。”。在拉康看来，只有能够解释精神障碍，精神分析才有价值。

和黑格尔的辩证法一样，儿童的镜像阶段包含三个重要时刻。在第一个时刻，儿童看到了自己映射在镜子中的形象，还以为这是另一个他急于理解的躯体。这时，他依然停留在想象阶段。第二个时刻，“儿童突然发现，镜子中的别人并不是真正的存在，而只是一个镜像”。在第三个时刻，儿童终于获得了原始认同，他意识到，那镜像是他自己的。结果，主体在想象性异化的基础上，构成了自己的身份，成为自己的空间性认同陷阱中的猎物。

拉康认为，在未来的后镜像阶段中，自我的建构总是在不断躲避那永远非中心化的主体，这一观点与海德格尔的存在本质论有异曲同工之妙。主体日甚一日的丧失，存在也在日甚一日的被人忘记：“自我与存在之间的日益不和，是整部心灵史都着力强调的课题。”

任何辩证法都无法超越最初的结构。

黑格尔认为，欲望在被别人认可；而在拉康看来，这样的欲望属于想象界，因此它是要求而非欲望，欲望之能在无意识中找到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拉康采用了弗洛伊德的分裂主体观，并发展了它批判黑格尔绝对知识观那方面的内涵，认为绝对的知识只是幻觉而已。

50年代初，有好多次，拉康站在巴黎精神分析学会面前，为自己的行医进行辩护，因为他改变了话疗的时间长度。问题的症结在于，它把移情关系辩证化了，因为它通过音步划分或指定的突变终止治疗，倾听患者说出一个有意义的词语，然后用它突然结束话疗。

十四、罗马在呼唤（1953）：回到弗洛伊德

克洛德·迪梅齐发现，精神病学陷入了三重包围：一重是现象学的关切，一重是心理学的话语，一重是药理学的一翼。

迪梅齐评论：我在1954—1955年间加入了拉康的研讨班，那时，他正谈论着父亲名义，而我却听成了父亲说不。我对这个课程一无所知，但即使这样，我也满心欢喜。

在50年代的法国，解读弗洛伊德的主潮，还是把冲动等同于本能，把欲望等同于需要。

在拉康看来，回到弗洛伊德，其根本就是在于全身心地关注语言：“精神分析只有一个中介：患者的言语。显而易见，我们没有理由对之视而不见。”拉康显然在为自己话疗中的音步划分实践予以辩护。他认为，按着秒表进行精密计时的中止，最好改为根据患者言语的内部逻辑予以中止。

想象界与符号界这两个载层，并不具有连续性，符号界允许主体与他者保持距离，主体与他者的关系是俘获与被俘获的关系。在精神分析治疗中，符号化的出现要归功于向精神分析学家倾斜的移情关系，患者要在精神分析学家那里进行双重的投入，把精神分析学家放在这样的位置上：他即是想象性他者，也是符号性他者，他无所不知，无所不晓。

拉康是通过索绪尔重新解读弗洛伊德的，他赋予共时性以优先权：最后，语言学将传授给我们一种方法，通过对语言中的共时性构造与历时性构造做出区分，这种方法会使我们在阐释抗拒和移情时，更好地理解我们语言中呈现出来的另一种价值。

与索绪尔垂青语言不同，拉康看中言语，由语言转向言语，此举使得精神分析实践成为必不可少之物。言语永远割断了它与现实的联系，失去了进入现实的可能，人们只能使用彼此相互指涉的能指。

多亏了拉康，精神分析现在可以公然反抗哲学了。是因为它已经渐渐开始类似于哲学了，是因为它对研究无意识的方式做了非医学化的处理，是因为他采用了新方式，把无意识视为话语。正是这一脱胎换骨、再获新生的精神分析，想哲学发起了新的挑战。

能指的置换决定了主体的行动，决定了主体的命运，决定了他们的取舍，决定了他们的盲目性。

海德格尔的真理观：“真理即解蔽”

十五、无意识：符号世界

关于列维-斯特劳斯与精神分析之间的关系，必须在三个层面上区分，才能理解二者关系的演化过程。首先，就接受的学术训练而言，列维-斯特劳斯很早就发现了弗洛伊德的著作；第二个层面就是讲授弗洛伊德有关人类学方面的思想；第三个层面，人类学和精神分析这两个学科在研究人这一方面，形成了对抗之势。

列维-斯特劳斯的无意识与个人感受、内容、历史性无关。它是一个空无一物的场所，符号功能就发生在那里。

在《今日图腾》中，列维-斯特劳斯批评精神分析学家使用感受、情绪和内驱力等概念，认为感受、情绪和内驱力与人类最暧昧不明的层面相一致，因而无法对人类的内心世界作出科学解释。

弗洛伊德的无意识是由若干初级过程构成的，在那里，再现和梦幻都被释放出来，或者被激活，或者受压抑，因此它与列维-斯特劳斯的无意识大相径庭，而拉康所采用的恰恰是列维-斯特劳斯的无意识概念。

十六、实在界/符号界/想象界（RSI）：异端

拉康颠覆了弗洛伊德，符号界支配着结构，而在弗洛伊德那里，本我处于内驱力的核心，这既是语言上也是结构上的主要变化，无意识不在栖身于十八层地狱，我们可以在词语的外表中，在舌头的滑动中把握它。

拉康的实在界是不可能之物，正如海德格尔的存在总是回避生命一样，拉康的实在界也总是现实生命之匮乏。在拉康看来，欲望确立与与他者欲望的遭遇。它以其主人能指再次指向匮乏，并澄清要求。

主体即使无法彻底根除，也是永远无法接近的，所以主体是可以回避掉的，无论是器质性的，还是社会性的，物的世界依然与此保持了相当的距离。

在拉康看来，能否既向国际精神病协会，又向现象学家们论证精神分析学说所具有的科学性，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因为这搅乱了他们对意识核心性的信念。

拉普朗什赞同使用次级结构的观念，去说明弗洛伊德在物之再现与词之再现、初级过程和次级过程之间所做的区分，因而给物之再现提供了一级非语言的语言层面，给词之再现提供了二级词语化层面。

意识被完全融入自我的反思，因而也具有了“误解的功能，这功能一直跟随着它”。拉康把笛卡儿的“我思”看成第一时刻，认为它是无意识的预设。能指先于主体，只要一个能指用另一个能指代表一个主体，它就会成为主体。

打破鸡蛋可以造就一个人，也可以造就一个煎蛋饼。

想必语言学就是奠定无意识之根基的科学。字符代替了存在：这是精神分析学说中的结构范式大获成功之时。

十七、热带的呐喊

列维-斯特劳斯抨击了种族偏见，他的观点使得人类学围绕着社会问题展开了辩论，一如保罗·里韦在二战之前所做的那样。他的观点还明显地从自然人类学转向了社会人类学。

列维-斯特劳斯区分了两种历史性关系，并加以鲜明对比：一种是主要文明的累积性历史，一种是被设想为威胁到原始平衡的消解任何革新的意志。

哲学并不反映自己的时代，而是投其所好地提供了那个时代所缺乏的东西。

民族志能使我们接近人类的源泉。而且，正如卢梭所相信的那样，民族志还能使我们接近有关人类的一个真理：“除了最初起源那一时刻，人类再也创造不出真正伟大的东西。”在这一展望中，存在着对最初起源时刻的怀念。这一展望把人类历史仅仅视为以天然本色进行的苍白重复，它永远都错过了诞生时的那一时刻。

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中，卢梭已经发出呼吁，要求发现尚不为西方所知的社会，目的不在于搜刮财富，而是寻找能够彰显我们生活方式的生活习惯：“卢梭并没有把自己限制于对民族志的预见上：他发现了它。”

从一开始，《热带的忧郁》就把自己展现为一部艺术作品，而不是科学著作。

《热带的忧郁》无异于一种新的精神状态的表征，无异于一种知性意志，它要理解日益消失的社会而不放弃理性的严密性，把理性的严密性运用于新的对象。

安德烈·勒鲁瓦-古尔让的一项重要革新就是赋予共时性以特殊地位，但与列维-斯特劳斯不同的是，列维-斯特劳斯以索绪尔的模型为基础，而安德烈·勒鲁瓦-古尔让以自己挖掘的方法为根基。在他看来，挖掘必须呈水平面。这在40年代末引发了激烈的论战，一边是水平主义者，一边是垂直主义者，他们唇枪舌战，各不相让。

在《资本论》的开篇，马克思谈论过蜜蜂和建筑师的异同。建筑师活动的一个区别性特征在于，他先是在心里勾勒出房子的模样，然后才动手建房子。但将突变置于何处，“做”还是“说”？对此作出的回答迥然不同，因为两者的观点大相径庭：列维-斯特劳斯强调“说”的重要性，而勒鲁瓦-古尔让则赋予实践以优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