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曹操为代表的寒门法家

服膺儒家名教的河内司马氏，与汝南袁氏、弘农杨氏都是地方上的豪族。汉、魏主要的士大夫，其出身大抵为地方豪族，但也由出身于小族的，因为政治立场和思想信仰与豪族相同，可画为一个阶级。

曹操所代表的是非儒家的寒族，也就可以明白曹操实行的政策——标准是才，不是道德。豪族好奢侈，寒族尚节俭。

曹操为一代枭雄，不仅得到众多有才能的寒族人物的支持，而且得到了部分有才能的豪族士大夫的支持，如荀彧、荀攸。

官渡一战，袁绍败，曹操胜，儒家豪族阶级不得不暂时隐忍屈辱，后来通过司马懿父子之手，终于把政权夺回到自己的手上。

以司马懿为代表的豪门儒家

司马氏能夺取曹氏的政权，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是司马懿的坚忍阴毒，远非汉末同时儒家迂缓无能之士所能比。

二是司马氏父子得到了豪族强民的支持。

三是一些寒族出身的官吏，崇尚与曹氏相同，但后来却改变政治立场。

西晋的门选制度或者说九品中正制度，使世族贵戚子弟做官的到了保证。而他们做官，目的只在经济利益。

寒门法家蜀汉

蜀汉与曹魏固然是死敌，但曹操出身于汉族，以法术为治。刘备虽自云汉室宗亲，可是渊源既远，更是与母贩履织席为业，实亦等于寒族。诸葛亮为诸葛丰的后代，是世家相传的法家。以故蜀汉与曹魏施政之道正复相同。蜀汉境内无强宗大族的汉人组织。

豪门儒家孙吴

吴国情势则大大不同，孙吴政权是由汉末江东地区的强宗大族拥戴江东地区具有战斗力之豪族，即当时不以文化见称的次等士族孙氏，借其武力，以求自保，从而组织起来的政权。以故孙吴与西晋施政知道又有类似之处。

构成不同、结局不同

蜀、吴社会阶级的不同，影响到两国灭亡以后的历史。由于蜀汉境内无强宗大族的汉人组织，故地方反抗力量薄弱，洛阳征服者易于统治。西晋战乱发生之后，在蜀汉境内能够恢复独立的，也不是蜀汉旧境的汉人。西晋灭吴之后，其境内强宗大族势力并未因之消灭。洛阳政府只能采取笼络吴地统治阶级的绥靖政策，然而未收大效而中州已乱。

清谈

清谈的兴起，大抵由于东汉末年党锢诸名士遭到政治暴力的摧残与压迫，一变其具体评议朝廷人物任用的当否，即所谓清议，而为抽象玄理的讨论。启自郭泰，成于阮籍。他们都是避祸远嫌，消极不与其时政治当局合作的人物。

魏晋两朝清谈又不是同一面貌，同一内容。魏晋清谈可分前后两期。魏末西晋时代为清谈的前期。此时期的清谈魏当日政治上的实际问题，与其时士大夫的出处进退关系至为密切，是士大夫藉以表示本人态度及辩护自身立场的东西。东晋一朝为清谈后期。清谈至东晋只为口中或纸上的玄言，已失去政治上的实际性质，仅止作为名士身份的装饰品。

清谈误国是西晋灭亡的原因之一。那时候的西晋官场是，一面奢谈名教与自然“将无同”，一面穷极奢侈享受，名士与高官合为一体，而变乱就在这种风气中孕育。此风不到西晋最后灭亡，不能终止。

儒家名教

名教，依魏晋人的解释，以官长君臣之义为教。这是入世求仕的人所宜奉行的东西。主张遵行名教，入世求仕，与主张崇尚自然，避世不仕，适相违反。名教与自然明明是不同的东西，何以王戎、阮瞻要说相同呢？

在魏末晋初主张自然与名教互异的士大夫中，其崇尚名教一派的首领，如王祥、何曾、荀逹等三大孝，即辅佐司马氏夺取曹魏政权而做到三公的人。其眷怀魏室，不与司马氏合作的人，皆标榜老庄之学，以自然为宗。当时人物对名教与自然主张的不同，即是自身政治立场的不同。

道法自然

竹林七贤：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及阮咸。

“七贤”之中，应推嵇康为第一人。嵇康的妻子是曹操曾孙之女。在政治上，嵇康积极反抗司马氏；在思想上，嵇康是主张自然的最激烈的领袖。司马氏杀嵇康，加在他身上的罪名，正是不仕不孝，违反名教。

至于阮籍，虽不似嵇康积极反晋，而出之以消极的态度，他言必玄远，不评论时事，不臧否人物，虚与司马氏委蛇。一改东汉末年党锢名士具体指斥政治，而为完全抽象玄理的研究，遂开西晋以降清谈的风派。然则，所谓清谈，实始于郭泰，成于阮籍。

刘伶亦有托而逃，藉此表示不与司马氏合作而已。这与阮籍的苟全性命，同时老庄自然之旨。

阮咸“尚道弃事”，“纵情越礼，素幸姑之婢”，足证阮咸也是主张自然之说的人物。

山涛原好老庄，后来在政治上依附司马氏，改变了思想信仰。

向秀在嵇康被杀后，完全改节失图，弃老庄之自然，尊周孔之名教。

王戎、王衍既与晋室开国元勋王祥为同族，王戎父王浑、王衍父王义又都是司马氏的党与，家世遗传与环境熏习都足以使他们站到司马氏一边，致身通显。而他们早年本崇尚自然，栖隐不仕，后忽变节，立人之朝，位至宰执，势必不能不利用一已有的旧说或发明一种新说，以辩护其立场。这就是名教与自然相同之说的由来。此说意谓自然为体，名教为用，自然为名教之本。

胡汉融合是个大问题

五胡次序：胡、羯、鲜卑、氐、羌。

胡族与胡族之间的融合，让位于胡汉之间的融合；以地区区分民族，让位于以文化区分民族。

胡汉融合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即使一个胡族汉化程度很深，也难以完全消除与汉人之间的隔阂，消除华夷或夷夏之防。

胡族统治者实行胡汉分治，这一历史现象，最早出现于匈奴建立的汉国（前汉），直到清朝，尚有遗迹，比如驻于各省的都统。

一般说来，胡族部落系统用于打仗，汉族编户系统用于耕织。

阶级不同、流向不同

自八王之乱爆发，汉族人口便开始向东北、西北、南方流动。南往的上层阶级为晋的皇室及洛阳的公卿士大夫，如王、谢之家，在流向东北与西北的人群中鲜能见到他们的身影。中层阶级亦为北方世族，多来自江淮以北，不过大抵不以学术见长，而以武勇善战著称。下层为低等士族及一般庶民，实力薄弱，不易南去避难。

权力下移、风光不再

东晋为北来上层士族与江东士族协力所建，思想和文化的一致性决定了他们是合，而不是分。宋、齐、梁三朝的建立表示晋朝由上层文化士族所独占的皇权，到了此时转入了次等士族即拥有武力的淮北流民集团之手，文化高门落为公卿。陈即为北人低门与南方蛮族相结合所建立的朝代了。

北方的战乱和胡族统治者的徙民，对于各族来说都是一种灾难。

南方城市、北方农村

南朝商业城市发达，士族喜居其中，特别是集中于建业和江陵，城市一被攻破，士族也就被摧毁了。北方宗族扎根农业土地，不在城市，所以北方士族的势力可以延续下去。这将影响隋唐以后的历史。

豪族无权、寒族重权

在南朝，九品中正制仍在发挥作用，豪族在做大官，寒族在做小官。君主为与贵族争权，将重权交给了寒族小官，这样就出现了豪族位高者无权，有权者是寒族位低者。这就是南朝皇帝加强君主专制的妙方。大家互相牵制，对于唯予一人的君主专制政治制度的加强，却有莫大的好处。这是南朝政治制度的特点。

大问题的解决之道

南北比较，经济、军事，北方远胜于南方。北朝不能过早统一南北的原因在于内部民族与文化问题没有解决。

民族和文化的融合基本经过了这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羯人的后赵，石勒实行的是民族隔绝制度，后果很严重；石虎利用包括汉人在内的非羯人大搞基础设施建设，后果更严重。

第二阶段为氐族的前秦，苻坚崇尚儒学，让汉人王猛辅政，恢复魏晋士籍、承认世族权利、重用关东世族。他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南进，只有南伐，取东晋（文化正统所在）而代之才能解决民族和文化问题。

第三个阶段为鲜卑拓跋部的北魏，孝文帝拓跋宏推行均田制、改革鲜卑旧俗、实行汉化政策，又从北镇大同迁都洛阳，力求限制地方豪强势力，加强中央集权，使鲜卑贵族进一步封建化，并与汉族地主紧密结合，更有效地共同统治各族人民。但是，被迁到洛阳的鲜卑人汉化了，留在北镇的却继续保持鲜卑人的文化旧俗。在边镇的鲜卑化武人集团和中原的汉化文官集团之间，存在尖锐矛盾，最终爆发六镇政变。

北齐是依靠六镇鲜卑化的变兵建立起来的，上层统治者自然反对汉人和汉化的胡人。

北周就不同了，宇文泰以周官“天子掌六军”之文比附鲜卑八部落之旧制，创立府兵制，改府兵将领及士卒为鲜卑姓，并与关中土地发生关系，进而形成了颇有名气的关陇集团。

直到隋文帝恢复府兵的汉姓，胡汉之分至此消除。

起初是鲜卑兵制，部酋分制，经过周文帝和隋文帝的改革，终于变成了华夏兵制，兵农合一，胡汉并肩作战。在形式上采取鲜卑旧日的八部之制，立八柱国。其中宇文泰“位总百揆，督中外军”，元欣仅挂虚名，并无实权，其余六人赵贵、李虎、李弼、于谨、独孤信、侯莫陈崇实际掌兵，实为汉家天子掌六军之文。鲜卑、汉皆笼络之。

陈寅恪反复强调种族与文化问题是研究魏晋南北朝最重要的关键。在民族融合与文化整合关系上，他提出“北朝胡汉之分，在文化而不在种族”的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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