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黄黎娜

金中是我生命的一口井。我想为乏力的日子汲取一泵活水，它就在那里。我想洗涤蒙在眼睫上的尘埃，它就在那里。

金中属于为母校增加奖章的优秀学子，也属于像我这样来无影去无踪的“边缘人”，一个无忧无虑的中二症患者，看不到身后和未来，看见眼前凤凰木开花就满心欢喜、以为和同学嬉闹追赶就能人生圆满，发自内心爱着这里的自然和人。金中的阳光和绿树，空气和海风，友谊和爱情，流淌着永恒不灭的诗意。

今天看了杨海滨写的金中回忆录，如同描述一个史诗片段一般，声色并茂的内容娓娓道来，稳健的笔风散发木刻的气味。海滨让我有空也写一篇回忆录，可我写不出他笔下那种集体回忆和时代烙印，我对人际关系是陌生的，对时空没有概念，对师长和权威心怀敬畏而逃避的态度，而生活轨迹亦是任性的。

当年加入峥嵘文学社时，我大脑皮层里回荡的是徐志摩的“向着黑夜里加鞭， 我跨着一匹拐腿的瞎马！”之类激情浪漫的诗句。杨海滨作为文学社社长出现在我面前，仿佛发黄照片里拂着长袍的民国文人。“海滨”，人如其名，站在台面上，正面迎着风。我忘了我们具体怎么组织筹稿，编辑和印刷事宜，只记得自己心智一团混沌，而他一片通透。也许这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吧，sigh。之后某一天，杨社长站在微风徐徐的舞台上主持了一次晚会，他身旁那位美丽的姑娘，从大家的女神变成了属于他的女孩。而我，在筹集稿件的过程中也喜欢上一位戴着牙套的姑娘。她书桌上的花瓶里插着鲜花，偶尔头发上插着白色的小花，经常嘴里念念有词，不时把海子的诗写在墙上。就这样，两位非主流的神经病成为了知己。青春就是在墙缝里发芽的种子，没有那么多的理性，即使知道不能长久也不惜飞蛾扑火。

记得我当时主编的第一份杂志色调很“灰暗”，少年少女苦闷的呓语天马行空，缺乏“正能量”。之后又编了第二份关于父母恩情的主题，用了90年代末落后的电脑文件处理器排版，把视力给搞坏了。然而最后我却划掉自己主编的名字，换上了继任主编的名字。为什么？可能因为她太美了吧。理由就是这么荒唐的。一位男生见到她的时候也惊为天人，托我给她递情书，我也很欢乐地充当他们之间的人肉飞鸽。那个时候，几位诗人已经初露锋芒，比如林桔涛，还有那位写了《蛇》的人（忘了他的名字），记得诗的第一句是：“握上一支芦苇，就可以上路了”，意境太美了有没有？校园文艺评论家也出现了，一个比我低一年级的人跟我说：“你写得不错，但是句有拼凑的感觉，为赋新词强说愁，缺乏直击的力量。”这就是畅所欲言的力量，让我一直记到现在！那个时候年龄的界限像网格那么分明，16岁的我会觉得17岁的学姐很成熟，一岁之差，就让我自觉微小。一个学姐写了一句“总之沉沦也好，再也不想背着家流浪了。”而让我心生仰慕却不敢靠近。有一回路过她宿舍，她叫住我，我却落荒而逃。

高一高二每天上课都很开心。教室很明亮，窗外有风吹拂，偶尔带来一点木棉花絮。我坐在第二排，前面是福水，同桌是素珍，感觉自己被幸福包围着，因为在他们身边有一种很强烈的安全感。全班同学每个人都那么可爱，都那么聪明纯净又各有特色，每次听到他们的绰号都想笑。快乐是主题，忧愁是不足为道的插曲。所以，高三分班时感受到撕裂般的痛。有天傍晚我走上实验楼旁边的石阶，唱着《送别》：“长亭外，古道边。。。”时，遇到了正在回宿舍的黄校长，就仓皇溜走了。少年的脆弱，总是要强加掩饰的。

同学们穿着最朴素的衣服，而我永远记得那是少年最美的样子。

在对老师的印象里，不得不提到魏主任，绰号“坦克”，杀伤力和吸引力一样强。他的能量和魅力来自于他的诚意和善良。我记得很清楚他说过一句话：“哎，许多学生毕业了之后就不再联系我了，我很少收到问候的卡片。”我当时想，噢不，我一定不会忘记您的！

结果呢，毕业后我去了北京上学，然后去巴黎继续求学。在此期间十几年里，我和同学几乎失去了联系（当时毕竟没有微信么），更别提给魏主任寄明信片了（惭愧脸）。几年前，同桌通过一个邮箱地址联系到了我，才把飘摇的我拽回了精神大部队。

金中给我的另一份财富是专注的力量，来源于历经三年培养出来的自习习惯。作为法语译者，专注和钻研是不可或缺的。

我们成长在中国最有朝气的二十年，拥有弥足珍贵的自由和成长空间。高中时期，全球化进入鼎盛时代，大学时期，中国力量开始崛起。无论现在大环境如何转变，我们都能通过强大的信念守住自己的小天地。近期，一场新冠病毒疫情使全球化陷入绝境，对国内国外的经济打击很大。在我们2000届校友相聚的盛夏来临之前，希望大家可以保存力量，彼此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