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凤英自述，沙舟撰文
沙舟注：本文是继母雷凤英感恩之作，被《雷氏家谱》收录。本次在简书连载，本人参读舅舅雷凤生撰写的《母亲》，做了一些修正，使之更加完美感人。文章以雷凤英第一人称自述。
父亲走后，母亲以瘦弱的身躯、坚强的意志撑起了这个家……然而，父亲的坟冢就在我们家的附近，母亲只要遇到难事就跑到父亲的坟冢哭失流笑，好心的邻居们都说这样下去不行，得赶快想办法。大家做了两个决定：一是迁坟；二是改嫁。
迁坟由我侯佬（伯父）一手主办，记得侯佬背着父亲的骨灰回神木老坟安葬，走到新街在我家住了一晚，我给了侯佬四十元路费及安葬费。
改嫁问题起初母亲不大愿意，后来在邻居们的劝说下，妈妈也觉得两个人抱团取暖，总好过一个人的凄风苦雨。她说改嫁可以但不离家，谁不嫌弃我这一坡窝（孩子多）就上门来。
1958年，我们当地的乡村兽医高贵树来到我们家，与母亲再次组成新的家庭，两人共同承担起抚养我们几个孩子的义务。
父母亲养育了我们四个孩子，继父进入我们雷家时，除了大姐成家外，我们几个都没成人，我十六岁正在上学，妹妹十一岁，弟弟才七岁。
继父到家后过了一段和谐顺畅的日子，我们几个孩子都觉得有了依靠，心里踏实。
这样的日子过了时间不长，生产队开始大办集体食堂，全村人都在一起吃饭，母亲原本就胃不好，加上食堂饭菜冷热不均、胃病加重，整天难受的不行。继父把他认识的几个乡村医生都请来看过，基本没甚效果。
后来继父领着母亲和弟弟，去红庆河公社医院住院。继父一边照顾母亲，一边騎马下乡在全公社转的给牲畜看病。
那年我刚参加工作，下乡路过红庆河，去医院看了母亲，并把我领到的微薄薪水给母亲留下。
住院一个多月，母亲的病情不见大的好转，医生说带上药回去好好养吧。母亲也不放心家里，当时家里就妹妹一个十三岁的孩子在打理。所以决定出院。
回家后，母亲把医院配的药吃完仍无济于事，反而更加严重。症状就是肚里有硬块儿朝上顶，当地医生叫“冷邪”，整天不想吃饭，只能喝点小米稀粥。
据弟弟回忆，母亲难受的不行，就让他站在肚子上踩“冷邪”，弟弟说他踩上去还感觉“冷邪”在跳动。有天他踩着，妈妈对天央告“老天爷爷，你睁开眼睛看看，我的两个孩燕儿（对孩子的昵称）还这么小，你放我再活上十来年，把这两个孩燕儿拉扯大，她(他)们能成主活人你再要我的命…”
听到妈妈一连串悲悲戚戚的央告、弟弟幼小的心灵震颤了，放声大哭:“妈妈你咋了…”妹妹地下边烧水边抹泪，听见弟弟大声嚎啕，也跳到炕上问妈妈咋了？妈妈坚强地坐起来，把弟妹俩搂在怀里。俩孩子大哭，妈妈小哭，并安慰说:“不咋不咋，你们要硬把些。妈妈实在难活的不行，老天爷爷听见，妈妈的病就能好，因为老天爷爷是世界上最公道最劲大的人。”
那个年代，缺医少药，交通不便，遇到病痛束手无策。
得病乱求医。这些事儿摊到谁的头上都得信，不管是科学的、民间的，还是迷信的，只要治了病就行。
继父打问见东梁有个民间艺人，虽然不识字，但头脑精明，会些偏方，还会跳神下马驱邪送鬼等等。继父把他请来，神神下来问明情况说:“实病为主，邪病为辅，邪病能给你祛除，实病需要吃药调理。偏方为墓头酒一瓶，每天配一道符，七天为一疗程，服用七个疗程看效果，你们再让保健员开一点治胃病的药调理调理。”
墓头酒就是棺材大头前放的祭食罐子，当地乡俗，从去世那天开始，每顿吃饭都往罐子里填一点，埋葬时再把烧酒倒进一瓶随棺下葬。
过了几天，李师傅就提着一罐墓头酒来到我们家，开了七天的药方子，吃完好像略有好转。
第二个七天后，母亲的病情大有好转。李师傅每隔七天来看一趟，坚持服完四十九天，竟然奇迹般的大大好转，肚子里的“冷邪”不再向上顶了，想吃饭了，也吃见饭菜的香甜了。
偏方治大病，李师傅救了母亲一命。
一九六零年秋季，弟弟也到了上学的年龄，继父和母亲携手并肩供养弟妹念书。
按照家里的生活条件，供养两个孩子念书确有困难，因为学校除了交学杂费外，吃住都在学校，得从家里拿，尤其是米的问题，农业社分得不够吃，家人在一起，可以少吃点米，多吃点菜。但学校不行，非得交米。妹妹小小年纪就醒得疼人节俭，每顿饭只报二两，还得先经弟弟吃，她饿得不行就拌点绵蓬炒面充饥。
那时念书每人每年要交两块钱的学费。第二年开学前，弟妹的学费又成了父母最愁肠的事情。继父和母亲商量来商量去，怎么也凑不齐四块钱的学费！正好本大队有一户人家要另家，想买一条毡，父母便把家里的一条羊毛毡卖了，人家给了十块钱，解除了父母亲的愁肠。
粮食依然困难。弟妹俩放假后就和父母一起，早明夜起搂棉蓬、割盐蒿，背回来晾在场上，用连枷打，木锹扬，簸箕扇，水里淘，锅上炒，最后继父去生产队的磨坊，磨成炒面，备足弟妹俩一个学期的“干粮”。
第三年开学前，继父和母亲变卖了一个大瓮，凑了四块钱，解决了学费问题。
弟弟妹妹念书很用功，妹妹四年级时跳了一班，念到六年级，没等毕业便辍学。原因一是困难;二是人们根深蒂固的观念。弟弟则一直读到初中毕业。
继父把我们一个个抚养成人，供书念字，成家立业，参加工作。从而彻底改变了我们这个家族世代少文没化，土牛木马，贫穷落后的命运。
1964年，妹妹参加了工作，微薄的工资也能贴补家里，生活大有好转。继父要盖一处新宅，生产队积极支持，安排劳力开始动工，秋天便搬到新家，这是继父和母亲成家后的第一处新宅。
继父是个非常善良慈祥的老人，他的到来给我们这个家庭带来了命运的转机。我们一起生活了三十五年，他就像亲生父亲一样，对我们几个孩子呵护备至，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怀。可以说三十多年继父从来没有对我们高言过一句，更不用说打骂，和母亲也很少红过脸，为了我们一家，他宁愿牺牲自己。
与母亲成婚后，他们还可以抚养一个自己的孩子，可他老人家从没向母亲提及这些事，别人提起，继父总是笑呵呵地说：“我有儿有女，要那么多有甚用呢？”他把我们确实当成了自己的儿女，是一位德高望重，值得尊敬的老人。
上世纪八十年代，父母亲都已年迈，弟弟将他们搬来与自己住在一起颐养天年，养老送终。
母亲先逝于继父。母亲走后，继父与弟弟一家又一起生活了七年，那时弟弟刚搬到阿镇，房子不大，继父与三个孙子住上下铺，爷爷孙子几个其乐融融。
继父患有关节炎，年老病情加重无法下蹲，家里又没有卫生间，弟弟想了一个办法，请木匠在木头椅子中间挖了一个洞，让继父坐上去大小便。继父晚年没受一点罪，弟弟、弟媳伺候得无微不至，生活得很幸福。
1993年4月10日，继父因多种疾病缠身，离开了他深爱着的亲人，在弟弟家中去世，享年七十九岁。
老人仙逝后，弟弟遵照老人生前的遗嘱，把他的骨灰带回他的老家—神木县麻家塔镇毛驴滩村，与他的前妻合葬，并举行了隆重的葬礼，把老人家安葬在高家祖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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