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凤英自述，沙舟执笔
沙舟注：本文是继母雷凤英感恩之作，被《雷氏家谱》收录。本次在简书连载，本人参读舅舅雷凤生撰写的《母亲》，做了一些修正，使之更加完美感人。文章以雷凤英第一人称自述。
我的父母亲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原籍陕北神木县。因生活所迫，母亲十几岁就受父母之命，嫁给神木东山的一个高姓人家，生下我的大姐英小之后，高姓男人因中毒性痢疾，撒手人寰。
丈夫的离世对妈妈来说犹如天塌地陷，她能活下来，唯一的精神支柱就是襁褓中的女儿。
高家也是穷人，生下姐姐后，因饥饿奶水不足，母亲将姐姐抱上到处求人。眼看着孤儿寡母要被饿死，家人四处打问，看有没有人愿意娶一个带娃的寡妇，也劝说母亲及早改嫁。母亲同意，穷富不说只要不嫌弃孩子就行。
我爷爷雷四祥，生育了两子两女。父亲排行老大，大名雷文则。因为家贫，二十多岁还没定亲。经人撮合，我爷爷痛快地答应了这门亲事，当时给了高家两块银元把母亲娶回来。就这样，两个年轻人组成了一个新家。我大姐也随继父改姓“雷”。
二次成家后，母亲格外珍惜生活，省吃俭用，勤俭持家。父亲对大姐像亲生女儿一样疼爱，俩人互疼互爱，日子过得倒也顺心，不久便生下我。
民国三十四年即1945年，国民党到处抓壮丁。一天，抓丁的一伙到了我家，逮住父亲要去当兵，并用绳子捆住了父亲的双手。母亲乘抓丁的人不注意，悄悄靠近锅台，拿起一把菜刀，割断了捆绑父亲的绳索，并对父亲说：“你赶快跑，到北草地麻家湾找姐姐去，家里有我。”回头拿着菜刀对着抓丁的人说：“我们家就这么一个男人，不能去当兵，你们要不行，跟你们拼了。”抓丁的两个人被眼前的这一幕吓呆了，逮住的人也跑了，两个兵痞便说：“好、好、好，就算我们没来过。”
我有两个姑姑，当时爷爷为了给女儿找个好人家，就将我大姑定给了陕北神木麻家塔比较有名的有钱人家麻家做儿媳妇儿。
当时麻家在“口里”有很多土地（那时以明长城为界，长城以里称为“口里”即山西、陕西，以外称为“口外”即内蒙古，“走西口”即这一段历史），在“口外”，即现在的伊金霍洛旗红庆河镇宝林村也买了一些土地。麻家就逐渐走出“口里”，在北草地定居下来，麻家湾这块风水宝地因此而声名远播。
父亲走了几天，一口气走到麻家湾，在姐姐家住下来躲避抓丁，并给麻家揽工受苦。
民国三十六年，即1947年，“口里”遭遇了百年不遇的年馑。母亲实在没办法，决定离开老家，到“口外”麻家湾找父亲，就这样母亲也踏上“西口”之路，一个女人套了一辆二饼子牛车，领着我和大姐到了麻家湾。麻家给父母亲腾了一间南粮房，我们就和麻家住在一个大院。
父亲常年给麻家扛长工，妈妈打短工，大姐做针线。记得父亲有一天到东梁给麻家掏沙蒿，中午饿得实在干不动了，就撂下营生回到麻家，想蹭一口饭吃。可是不知什么原因，这口饭没吃上，父亲又饿又气回到家。妈妈问父亲：“姐姐没给你吃饭？”父亲说：“没。”一个大男人坐在炕上抹眼泪。妈妈唉声叹气，一边说一边下地给父亲煮了一碗菜汤止饿。
为了养家糊口，母亲养了几只鸡，夏天孵了一窝鸡仔儿。鸡仔长到碗口大小，不免乱跑。
不知是谁，偷悄悄儿将这群鸡赶到了西滩，母亲伤心不止，到处打听到处找。有天去西滩掏苦菜，突然发现自己的一窝鸡儿在野滩跑着，妈妈喜出望外，抱住几个鸡儿无声啜泣，以后就和父亲商量，要盖一个自己的房子。
我们邻村的王大海，是从榆林“走西口”上来的买卖人，有一天来麻家湾做生意，碰到我侯佬（伯父）商量说，咱们结个亲吧。侯佬和父亲弟兄俩一合计觉得也行，认为人家是买卖人，比我们家殷实，住的地方也不错，就答应了这门“娃娃亲”，把刚出生的妹妹定给了王大海家做儿媳。
王大海心满意足，二话没说给了两块银元。父亲又和王大海商量要了几捆柳，想搭建个房子，王大海也痛快地答应了。不久父母亲便有了一个茅庵草舍。房子简陋狭小，不管好赖总算有了自己的一个“窝”。
1951年“土改”，父母亲分到了土地、耕牛、二饼子车和一头毛驴，家里的日子越来越好，“土改”分来的草驴每两年下一头骡子，骡驹子长到两岁能卖一百到二百元，经济条件逐渐好转，父亲又决定要盖一处像样点的房子，筹备了一年，第二年就盖起了一座窗明几净，有椽有檩子的大正房。
麻家是个大户人家，有碾坊、磨坊，还有一座规模较大的油坊，方圆几十里麻家油坊很有名气，直到人民公社期间还存在了好多年。刚从“口里”上来，父亲除了在地里劳作以外，农闲则赶车到包头易货，冬闲到油坊炒麻子榨油，直到“合作化”油坊归公，父亲还是生产队的一名榨油工。
正当顺风顺水过日子的时候，由于长期的烟熏火燎和粉尘的吸入，父亲积劳成疾，咳嗽不止病倒了。那时一穷二白，缺医少药，加之交通不便，只能打问周边乡村医生或神汉巫婆来看看，也确诊不了什么病，就配些药试着吃，看了一年不见好转。
第二年，乡村医生说父亲身体虚弱，得补一补身子。然后放下一包人参，安顿用铜锅子熬得喝。母亲遵照医嘱给父亲熬得喝了一碗。喝下去就觉得浑身发烧难受，父亲说“我把毒药喝下去了。”随后病情逐渐加重，浑身发热，皮肤发黄。
当时，我在纳林希里念书。突然一天，邻居兰凤奇来寻我，说父亲不行了，我的眼泪“哗哗”地往下流。
急马流星跑回家，一看父亲大躺在炕，连下地的力气都没有。父亲看见我回来，眼里涌出一股泪水，然后把妈妈叫在他的跟前安顿后事，他有气无力地说：“你再难也得让这几个孩燕儿（孩子的昵称）念书，把他们供养成人。”
农历的七月十五，妈妈杀了一只羊，想让父亲临走吃一口。炖出一锅羊肉，妈妈给父亲端了一碗，父亲哪有吃肉的力气！
七月十八日晚上，父亲意识模糊，思维紊乱，嘴里在不停地胡说八道。我和母亲害怕极了，赶快找来了我侯佬（伯父）。到了临明，父亲的状况越来越差，话也不说了。我侯姥跑出去和邻居借了一副棺木，入殓后抬到房对面的沙坡。
1955年农历7月19日上午十点左右他老人家撇下我们孤儿寡母永远地走了，那年他才五十岁。
父亲是个非常善良的人。新中国成立后，麻家姐夫被定成地主成分，我们家是贫农。“土改”斗地主，干部来到我们家发动父亲去参加批斗会，要父亲上台批斗姐夫麻安寿。我记得父亲上台后，对着麻安寿只说了两个字：“姐夫！”就哭得稀里哗啦，再没说第二句话。
“土改”干部见状赶紧说：“快下去吧，下去吧。”老父亲这一声“姐夫”成了我们无法解释的谜底！
好日子才刚刚开头，父亲却撒手人寰，我家的日子又一次掉入万丈深渊。母亲那颗憔悴的心再次受到无情的摧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