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佘宗明
“越南会成为下个世界工厂吗？”“很多产业会从中国转移出去吗？”近年来，随着“外资撤离论”间歇性泛起，诸如此类的讨论日益增多。
许多人对“外资撤离”的渲染中，夹杂着对“正常的产业转移”与“非正常的产业流失”的混淆。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就认为，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被取代这件事未来30年都不会发生。
理由是：中国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拥有完整的产业链条，以及产业集群优势、技术积累和配套优势，短期内没有国家可以取代，而且在基础设施、产业配套能力以及专业人才方面有明显优势，营商环境也在持续优化，超大规模市场的吸引力不断增强，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格局当中的地位依然稳固。
揆诸现实，中国在持续向外资外企释放“开放大门会越开越大”的信号。10月18日，中国就宣布，将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
10月20日，商务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至9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37814家，同比增长32.4%，其中法国、英国、加拿大对华投资增速分别为121.7%、116.9%、109.2%。这不啻为对“外资撤离论”的有力驳斥。
但舆论场中，总有些人会迎着“外资撤离论”炒作的节奏起舞，他们会秉持“血统论”将外企斥为“非我族类”，怀着“国产替代自信”认为外资外企“早走早好”“应撤尽撤”。
如果说，那些唱衰声音跟“外资撤离论”是外合，这些民粹话语跟“外资撤离论”就是内应。这显然是对外资外企价值的低估，也是跟政策基调反着来。
“稳外资”不顺，“双循环”不畅。事实上，越是在供应链韧性价值凸显的当下，整个社会越要欢迎外资进来，而不是催着外企离开。这，就需要更多人重新审视外资外企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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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时下，说到跨国企业对中国的影响，有两个企业总会被高频提及——苹果和特斯拉。这两家具有全球性影响力的科技公司，都跟中国市场交集颇深。
苹果产品最主要的生产地是中国，今年二季度iPhone最大消费市场也是中国。过去30年里，苹果在中国持续深耕。
可近两年，随着苹果将部分产能向印度转移，“苹果撤离中国”的说法蔚为风行。
10月18日，现身果链企业立讯精密工厂的苹果CEO库克说，截至目前，苹果仍有超过95%的产品在中国制造组装，苹果希望和中国供应链企业在合作中实现双赢，就隐约中似有所指。
特斯拉则是在中国持续加码投资。在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成为全球最大电动汽车制造基地后，特斯拉又准备在上海新建储能超级工厂。
今年5月，马斯克访华期间，特斯拉被曝已提交了扩产计划，要将上海工厂的动力总成的年产能从目前的125万台提升至175万台。
可以说，苹果奉行的策略是用“China Plus One（中国+1）”的方式实现适度的“De-Sinicization（中国替代）”，特斯拉则是“中国+中国+其他”。
但无论如何，只要苹果特斯拉们在中国扎了根，其多重价值就不容小觑。
以苹果为例，苹果公布的2000年200大供应商名单中，41家是中国大陆企业，全球果链工厂610家，中国大陆有259家。这41家供应商中，34家已在A股上市，总市值2.35万亿，员工总数150.58万。
2018年3月，苹果官网曾披露多项在华数据，包括在中国拥有员工人数1万人，创造工作岗位500万个，这彰显了苹果供应链的就业拉动力。
拿特斯拉来说，特斯拉相关负责人透露，目前特斯拉在中国的本土化率已达到95%以上，非但培育起以“特斯拉小伙伴”为主体支架，囊括车身、汽车芯片、自动驾驶系统、新材料等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领域的产业生态，还带动起临港新片区、特斯拉长三角地区“4小时朋友圈”等集群效应。统计显示，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在极短时间里带动了上游360家供应商，10万个就业岗位。
目前上海已形成贯穿原材料、整车制造和汽车后市场三个环节的完整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正打造世界级汽车产业集群，就跟特斯拉的产业带动效应不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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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跟特斯拉，的确是两个可堪观照的样本。若要循着外企进入中国的脉络往前追溯，那还有个科技巨头无法被略过，那就是惠普。
说起惠普，很多人的印象会是“传统”：这家PC互联网时代的王者，到了移动互联网与智能互联网时代，似乎有些不够炫酷了。
就连惠普全球副总裁、大中国区总裁庄正松，在纪录片《激流时代》中跟商业作家李翔对话时，都不避讳说惠普就是个传统企业，只不过，“传统不等于不能创新”。
作为以“惠普之道”深刻形塑硅谷创业文化的硅谷首家高科技公司，惠普也是第一家进入中国的美国高科技企业。
一切还得从上世纪70年代说起。1979年，美国知名外交家基辛格访华。当时中国改革开放大幕初启，邓小平向基辛格询问，能否推荐一家高科技企业来到中国发展。这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推荐了惠普。
那时的惠普，是美国硅谷“神话”的重要奠基者，PC跟打印业务在美国信息产业中已崭露头角。
同年，惠普总裁戴维·帕卡德受邀到访中国。1983年，惠普正式进入中国发展。两年后，中国惠普成立，成为首家由中美合资的高科技公司。
由于跟中国发展脚步同频向前，惠普获益良多。很多年里，中国惠普都在惠普全球业务增长最为迅速的子公司之列。
得益于中国市场的蓬勃发展，2006年，67岁的惠普超越时年95岁的IBM，成为全球营收最高的IT企业。
到2009年，惠普将近70%的产品研发包括生产都放在中国——在中国完成研发、生产、销售全链条的价值循环，是其“在中国，为中国”战略的要义。
“第一个”经常会带来示范效应。惠普喝下头啖汤，不少硅谷科技企业也跟随而至。时至今日，电子信息、AI等仍是外资外企对华投资的主要领域。
就此看，若要历数跨国科技企业对中国制造业的多重影响，惠普是个极具标本意义的切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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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著作《国家竞争优势》中，经济学家迈克尔·波特首次提出了“产业集群”的概念，意指产业以地缘上的高集中度降低生产交换成本、提高范围经济效益的现象。而外资驱动型产业集群，正是外资外企产业带动作用的典型体现。
不少人听到“外资驱动型产业集群”，会立马想到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落地后带动电池、汽车芯片、精密加工等新能源汽车零部件全生态链汇聚于当地，上海临港由此迎来千亿级的智能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
但很多人还不清楚，重庆已连续9年成为全世界最大的笔记本电脑生产基地，世界每卖出10台笔记本，就有约4台是重庆产的，迄今拥有配套企业上千家，“品牌+ 整机代工+零部件企业”环环相扣的产业集群闭环业已成型；山东威海已成“全球打印机之都”，2021年威海高新区打印机整机产量突破1200万台，光机电一体化打印机产业集群正越做越强。
而它们的链主，正是“惠普”。是惠普最早在重庆建立笔记本电脑生产基地，吸引了世界排名前六的代工巨头悉数聚集山城，本地不少配套企业也从0到1成长起来，“产业链共用”之下，宏碁、华硕等PC品牌也都被吸引了过来；也是惠普最早在威海建立全球激光打印机生产基地，引得不少优质配套企业来到威海，仅供应商就多达三四百家，捷普、联想、富士康等都纷至沓来。
这正是外资外企的关键价值所在：那些跨国巨头进入后，非但能带来直接业务增量，还能带动整个产业生态，通过技术溢出效应、竞争激励效应、要素集聚效应助力本土产业成长。
在今天，中国早已是世界电子产品主要生产国，华为、联想等自有PC品牌也实现了跨越式成长，这背后就是惠普们跟协力伙伴共生共融培育出的成熟产业链已演变为行业性红利。
要知道，惠普是早期中国信息产业的“黄埔军校”，不光给中国输入了先进制造理念，还培训了大量IT人才，带来了精细化生产标准。
庄正松就将惠普对中国发展最大的贡献就归为“人才培养”。他回忆，“1993年，我第一次为中国大陆的合作伙伴做培训，到现在都印象深刻，大家非常认真，非常渴望学习。”当时有合作伙伴坐了72小时绿皮火车，从深圳来到沈阳，就为了听他的培训。
IT人才培训跟生产标准“植入”，让很多中国企业都从中获益。
重庆本地企业百钰顺就是典型：因为其生产的铰链盖子进入惠普视野，它成为了惠普的二级供应商。
成供应商后，惠普方面不仅会提需求，更会派人驻厂，进行技术指导和细节沟通。百钰顺技术负责人李文涛就说，早期所有研发工作是OTK（ODM Turkey，指串型开发模式），其弊端是上下不联通，后来跟惠普具体业务贯通后，研发变成了GTK（Group Turkey，指组团开发模式），打通上下游业务关隘，这快速提升了他们的标准化生产能力与产品品质——李文涛之前就是惠普资深工程师。
管理模式、研发路径上的变化，打通了百钰顺的任督二脉：6年前，它还是个只有二三十人的小作坊，但如今，它已成年入10个亿，成为员工规模逾2500人的高新技术企业。
百钰顺只是个缩影。“养成”模式下，中国协力伙伴经常能从跨国企业先进的产品理念、工序技术或市场知识中“免费搭车”，与之发生前后双向联系，继而在“干中学”提升自身的产品、技术、运营多维度的能力。
中国的产业链优势，就是在此过程中锻造起来的。以提升产业链优势为支点，外资外企激活了中国超大市场在生产、消费上的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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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头看，过去40多年里，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红利的受益者与贡献者。具体到中国发展跟外资外企的关系上，受益的主要体现就是吃到了外资外企的产业带动红利；贡献的直观反映就是为外资外企带来了丰厚回报。
正是对外资外企的产业链带动进行了高效吸收，对其技术溢出进行了创新转化，中国才得以变成全世界唯一拥有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才会在价值链梯度上拾阶而上，才可以在PC、手机、新能源汽车制造等领域实现“超车”。
惠普来了，华为、联想的PC业务也跟着做大了；苹果来了，华为、小米的手机和IOT业务也跟着做强了；特斯拉来了，比亚迪、蔚小理的新能源汽车也跟着起势了……这就是看得见的价值。
毋庸讳言，受中国产业升级叠加美国“友岸外包”策略的影响，“外企东南飞”的情况在增多。
在此背景下，舆论当有理性认知：“腾笼换鸟”之下低端制造业和高熵值资本因成本因素而流出，社会气候剧变之下跨国资本因避险考量而退出，是两码事。
一方面，对于产业升级驱动的产业链跨国转移，不能闻“外迁”色变，而要置于经济全球化的逻辑框架下看待。
部分企业基于劳动力、土地、关税等成本因素将中低端加工制造环节转移到国外，是贸易投资分工合作中的正常景象。
自去年以来，“越南替代中国”的说法甚嚣尘上。但在产业分工上，越南与中国之间更多的是互补而不是替代关系。
中国现在是越南的最大进口市场，中国社会科学院徐奇渊团队的研究显示，中国对越南的出口中中间品占比最高，达到73.8%，在其看来，现在的中越经贸关系类似于此前的日中经贸关系：中国已经成为全球价值链的重要节点，越南则有成为次级节点的潜力。
在东南亚，很多中国企业也在用“中国技术+当地资源”和“中国资本+当地产业工人”，争夺国际产业链重塑过程中的主动权。
另一方面，对于非经济非市场因素带来的产业链向外转移，该留住的当尽力留住——这链接的，是供应链韧性的发展议题，也是保就业的民生议题。
要积极正视每个市场主体的价值，包括外资外企的。现实些讲，就凭那动辄几十上百万的就业容量，跨国外资外企的价值就不该被看低。
若部分企业外迁的原因指向了营商环境层面，那消除既有的堵点痛点，培育更优的亲商氛围，就该是对应的解题思路。
对社会大众而言，需要意识到的是，舆论环境也是营商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以“血统论”恶意针对外企，用阴谋论轻易否定外企，嚷着外企“应撤尽撤”，抹杀外企价值，无异于给“外资撤离论”做内应。
用敞开怀抱姿态让外资外企更多地留下来，而非用狭隘排斥心态让其撤出去，是“宜商”在舆论维度的基本要求。这可以归为几个字：不民粹、不狭隘、不偏激。
还是拿惠普来说，今年7月，有消息传，惠普要将笔记本生产迁出中国。7月19日，惠普官方对此做了辟谣，称中国市场仍是惠普专注的重要市场，公司仍然坚定地致力于在重庆的生产业务。这类情形，本可避免——要让外资外企留下来，就该让它们免受莫须有的“跑路”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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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不要低估外资外企的价值，正如永远不要低估改革开放中“开放”的价值那样。
外资外企参与创造并切实共享了中国过去40多年的发展成果，未来我们依旧需要它们“在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