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先生他不同意廖季平先生之用经学的眼光论《楚辞》，但对“（《素问》)《上古天真论》·真人’‘圣人’为《楚辞》之师说，专为道家神仙去世离俗之所本。读《内经》而后《楚辞》之本旨明”的说法，认为“任何读《离骚》的人只要肯平心静气，忘掉太史公的传，王逸以来的注，就《离骚》读《离骚》，他的结论必与这相去不远”。
郭沫若先生则发去了专著《屈原研究》，他则认为“屈原思想明显地带有儒家的风貌”，并认为屈原的儒家思想体现着当时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期的先进思想。他从内容和形式的区分上说明屈原诗歌的立体特色，说“他在思想上尽管是北方式的一位现实主义的儒者，而在艺术上却是一位南方式的浪漫主义的诗人。”却是一位南方式的浪漫主义的诗人。
孙次舟先生他的主要观点是屈原是个“文学弄臣”，是个“富有娘儿们气息的文人”。他说屈原在《离骚）中每以美人自拟，以芳草相比，又好矜夸服饰，代表着当时的一种世俗倾向，当时崇尚男性姿容，男性在姿态和服饰上则以模拟女性为美。
闻一多先生写了《屈原问题》，虽然没有完全否认孙次舟先生的全部观点，但却对之做了不同的解释。他是从奴隶解放的历史角度来阐述屈原现象的。他认为当时的奴隶共有三种：农业奴隶、工商奴隶和家内奴隶。就社会地位而言，农业奴隶最低，工商奴隶次之，家内奴隶最高；但就解放的过程而言，农业奴隶最早，工商奴隶次之，家内奴隶则最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