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走的这一趟，实在是没有什么意思，没开几枪，就只能躲进后方医院去了。他向后靠坐在吱吱呀呀的破椅子上，挥舞只剩下几口酒的小酒瓶。即使是在小酒馆昏黄的灯光里，也看得清他涨红的脸。小雨淅淅沥沥地任性流淌着，在小酒馆的玻璃门上留下清脆的敲打声。门外大街上有时会有拉货的卡车经过，那时车头灯便会照进屋里来。

    1940年。

    西欧的局势已经是剑拔弩张，他感到焦虑。他辗转找到了自己在延安的一个朋友，由这位友人来通信，从而帮助他借道苏联回到中国。这一天，是19岁的他将要离开的日子。他带着所有随身物品，在波兰阴雨的街角登上缓缓驶来的汽车。

    在边检站，开车的人和拿着步枪的德国士兵激烈地吵了起来。他不知道这些人在吵什么，他本以为不应该有任何问题。有两个士兵从岗亭里走出来围着车走，上下打量着坐在车里的他。

    突然砰的一声，枪响了，他吓得缩在座椅上。司机死了，开枪的士兵和另外两人把他从车里拽了出来，摁倒在泥泞的路上。I‘m not fucking Jewish，他慌张地大喊。无果。他的后颈遭受一记枪托的重击，便晕过去。

    他顶着晕眩和头痛在一间旧厂房里醒来。那儿被改成了某种宿舍，四下杂乱地摆放着各种各样的生活用品，男人、女人都在一起生活。他身上的西装被扒了去，领带也不见踪影，只剩下已经有点被扯松了的衬衫和原本的西装短裤。厂房的左右尽头各有两扇大铁门，都有两个德国士兵站在门边。Where am I？他逢人便问。

    不久他便被德国人驱赶着，裹挟在人群里到了隔壁的一个纺织厂。他不知道要做什么，看到德国人手里的步枪，他觉得很害怕。他照着身边先来的人的动作，缝补德国人的军装。在这里，坐他邻桌的是一个蓝眼睛，但长着一副他熟悉的面孔的女孩。她说不标准的国语，说自己爸爸是香港人，妈妈是英国人。同样的，她也是在离开德占区的时候，被扣了下来。他说她很好看，她只是盈盈地笑。

    在纺织厂里的生活很艰难，食物仅能维持生存，还经常挨德国人的打。他一天天地瘦了下去，但他不觉得苦。他不知道是自己还处在发懵的状态，还是她已经瘦削但依然美丽的脸庞一直在支撑着他。在自由放风的时间里，他们总是呆在一起。饭点，他总是把自己的马铃薯分一半给她，他不觉得饿。夜里，他叫她来睡在自己的床铺上，而他就躺在冰冷的地上。在异国他乡的人性低谷里，两个相似的灵魂走到了同一棵枯树下。她不知从哪里拔来一小棵三色堇，说就当是苦日子里的小礼物。她说，要是有一天能回国，再送他一束大的。他扯下一粒衬衫的扣子给她，他说这是上海的一个老手艺人缝的，全上海没几粒了。他总是把花戴在耳朵上。

    1944年。

    一天早晨突然来了两个德国人，架起十几个人便走了。她也在其中。他没法把她留下来，他抵挡不住德国人的殴打，他的眉骨被枪托打裂了。他低着头瘫在床边，血一直滴到脚后跟。

    他觉得生活失去了光，失去了意义。他不再剃须，头发也早就长得盖过眉毛。每晚他依然躺在冰冷的地上，把那棵三色堇放在床上。他摸摸破烂的床铺，仿佛她还安静地睡在上面。就那样，不知道过了多久，好像已经过了一生，又好像只不过一瞬。

    苏联人打开厂房破门的时候，他正缩在角落里睡觉。披头散发，胡子拉碴，苏联人都以为他死了。一个战士把他拍醒，他好不容易睁开沉重的眼皮，不知从哪冒出来一句Спасибо。听人说，波兰已经解放了。他到处问她的下落，无果。他最终只得返乡，这是他第一次在回家和留下来之间，产生了选择的犹豫。

    1945年。

    回到在上海的父母家，他听人说，日本人早就被赶回了对岸，这里也不是什么所谓的中华民国了。

    因为在波兰学过一年管理学，又会说外语，他后来在一家酒店找到一份经理的工作。他一个人住在复兴中路上的一栋小房子里，每周去看一次父母。他的邻居是热心的妇人，他叫她王阿姨。他外出时时常把钥匙交给王阿姨。

    他在阳台上养了一些花，在家里养了一只猫。他找到一个小小的花盆，把那棵三色堇又植在里面。落雨不能出门的周末，他就抱着猫站在窗边看楼下的行人，也看那一小棵三色堇。

    他时常在家里给她写信，写完就装在信封里放进抽屉。很快家里有了好几捆信。

    1947年。

    听广播里说，苏联人从北边打过来了。他感到惊讶。和苏联签订工业援助协议，就好像是昨天的事。听到征兵的消息，他毫不犹豫地冲了去。和他一起应征的，有不少和他同龄的男孩，也有姑娘。他四下扫视，却没看见什么。

    这时候天下大雪，征兵的小屋子外有一片花丛，不过也已经被雪厚厚地盖上了。他随手折了一小枝插在胸口的口袋里。

    简单的训练后，他被分配到中苏边境一个叫珍宝岛的地方，在这里他很快就被投入战斗。

    起初，时常有苏联人出现在两边阵地之间的河面上，他就和班里其它的战士一起用手榴弹把他们压回去。

    后来，他每天都窝在战壕里，两边近得甚至能听见苏联人说话的声音。苏联人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炮击他的阵地，但很少造成特别大的伤亡。他再也没见苏联人真的打过来。不炮击的时候，他就继续写信。每天他的耳朵里就只有两种声音——破钢笔在纸上划动的沙沙声，还有炮击时的耳鸣。

    就这样不停地炮击，不停地写信。胸口的一小枝花已经被揉皱了。

    到了来年的春天，班长说，苏联人要撤退了，他们也要撤下去了。

    1950年。

    从战场上下来的他，依然回到了他的小房子里，还是在那家酒店做经理。春天的三色堇长得很好，他的猫时常趴在花盆边上。

    一天，两个士官推开酒店的门。

    士官说，美国人在朝鲜东部登陆了，韩国人在朝鲜南部往北大肆推进，要找打过珍宝岛战役的老兵去朝鲜。

    他说好，便又动身出发。

    到了鸭绿江口岸，已经是五月份。江上的桥被炸断了，他只得和另外三个战士划小船过江。

    他看到江对岸，漫山遍野都是解放军战士，还有数不清的武器装备、运输车辆。他想这次可能真的要打起来了。

    到前线第一天，就遇上美国人发动猛烈攻势。炮弹呼啸，尘土飞扬。和他一起划船的三个战士眨眼间只剩一个半。他肩膀中了一颗流弹，昏了过去。

    模糊的意识间，他感觉到有人在抬着他走。他好像看见医院的灯。他感觉左肩凉凉的。他好像闻到三色堇的花香。他想，这次可能要留在这里了。

    1952年。

    两年间，他经历了一次伤口感染。他差点就只能带着一只胳膊回到家里了。他想，这次还算幸运，完整地回去了。

    听医院的广播，他知道美国人也要撤回去了。想起他在战场上，身边散着的半个人，他总觉得神奇。他觉得那样杀人的美国人，不可战胜。

    辗转回到上海，他依然要回到酒店里上班。只是他这次没有急着回去，而是先给自己放了一个月假。他找到给自己做衣服的陈师傅，又请他重新裁出一件衬衫来。

    他意识到，自从1945年回国以后，已经很久没有喝过酒了，便到江边的一家小酒馆里去坐下。

    小雨淅淅沥沥地任性流淌着，在小酒馆的玻璃门上留下清脆的敲打声。门外大街上有时会有拉货的卡车经过，那时车头灯便会照进屋里来。

    他要了一小瓶酒，习惯性地左手去接，却差点把瓶子摔掉。

    酒保问他怎么了，他说打仗受了枪伤，还没好透。

    上的朝鲜战场吗，酒保拿块破布擦着酒杯。

    他只是点头，随后喝下一大口酒。然后又是一口，又接一口。

    他说，走的这一趟，实在是没有什么意思，没开几枪，就只能躲进后方医院去了。他向后靠坐在吱吱呀呀的破椅子上，挥舞只剩下几口酒的小酒瓶。即使是在小酒馆昏黄的灯光里，也看得清他涨红的脸。酒保说他是英雄。

    他只是苦笑。英雄应该保护好身边的人，他抹了抹眼睛。

    酒馆门开了，被风吹进来的水汽里混杂着熟悉的花香。他回头，迷迷糊糊地看见一大束绚烂的三色堇。

    王阿姨说，你在这里喝酒。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