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走的这一趟,实在是没有什么意思,没开几枪,就只能躲进后方医院去了。他向后靠坐在吱吱呀呀的破椅子上,挥舞只剩下几口酒的小酒瓶。即使是在小酒馆昏黄的灯光里,也看得清他涨红的脸。小雨淅淅沥沥地任性流淌着,在小酒馆的玻璃门上留下清脆的敲打声。门外大街上有时会有拉货的卡车经过,那时车头灯便会照进屋里来。
1940年。
西欧的局势已经是剑拔弩张,他感到焦虑。他辗转找到了自己在延安的一个朋友,由这位友人来通信,从而帮助他借道苏联回到中国。这一天,是19岁的他将要离开的日子。他带着所有随身物品,在波兰阴雨的街角登上缓缓驶来的汽车。
在边检站,开车的人和拿着步枪的德国士兵激烈地吵了起来。他不知道这些人在吵什么,他本以为不应该有任何问题。有两个士兵从岗亭里走出来围着车走,上下打量着坐在车里的他。
突然砰的一声,枪响了,他吓得缩在座椅上。司机死了,开枪的士兵和另外两人把他从车里拽了出来,摁倒在泥泞的路上。I‘m not fucking Jewish,他慌张地大喊。无果。他的后颈遭受一记枪托的重击,便晕过去。
他顶着晕眩和头痛在一间旧厂房里醒来。那儿被改成了某种宿舍,四下杂乱地摆放着各种各样的生活用品,男人、女人都在一起生活。他身上的西装被扒了去,领带也不见踪影,只剩下已经有点被扯松了的衬衫和原本的西装短裤。厂房的左右尽头各有两扇大铁门,都有两个德国士兵站在门边。Where am I?他逢人便问。
不久他便被德国人驱赶着,裹挟在人群里到了隔壁的一个纺织厂。他不知道要做什么,看到德国人手里的步枪,他觉得很害怕。他照着身边先来的人的动作,缝补德国人的军装。在这里,坐他邻桌的是一个蓝眼睛,但长着一副他熟悉的面孔的女孩。她说不标准的国语,说自己爸爸是香港人,妈妈是英国人。同样的,她也是在离开德占区的时候,被扣了下来。他说她很好看,她只是盈盈地笑。
在纺织厂里的生活很艰难,食物仅能维持生存,还经常挨德国人的打。他一天天地瘦了下去,但他不觉得苦。他不知道是自己还处在发懵的状态,还是她已经瘦削但依然美丽的脸庞一直在支撑着他。在自由放风的时间里,他们总是呆在一起。饭点,他总是把自己的马铃薯分一半给她,他不觉得饿。夜里,他叫她来睡在自己的床铺上,而他就躺在冰冷的地上。在异国他乡的人性低谷里,两个相似的灵魂走到了同一棵枯树下。她不知从哪里拔来一小棵三色堇,说就当是苦日子里的小礼物。她说,要是有一天能回国,再送他一束大的。他扯下一粒衬衫的扣子给她,他说这是上海的一个老手艺人缝的,全上海没几粒了。他总是把花戴在耳朵上。
1944年。
一天早晨突然来了两个德国人,架起十几个人便走了。她也在其中。他没法把她留下来,他抵挡不住德国人的殴打,他的眉骨被枪托打裂了。他低着头瘫在床边,血一直滴到脚后跟。
他觉得生活失去了光,失去了意义。他不再剃须,头发也早就长得盖过眉毛。每晚他依然躺在冰冷的地上,把那棵三色堇放在床上。他摸摸破烂的床铺,仿佛她还安静地睡在上面。就那样,不知道过了多久,好像已经过了一生,又好像只不过一瞬。
苏联人打开厂房破门的时候,他正缩在角落里睡觉。披头散发,胡子拉碴,苏联人都以为他死了。一个战士把他拍醒,他好不容易睁开沉重的眼皮,不知从哪冒出来一句Спасибо。听人说,波兰已经解放了。他到处问她的下落,无果。他最终只得返乡,这是他第一次在回家和留下来之间,产生了选择的犹豫。
1945年。
回到在上海的父母家,他听人说,日本人早就被赶回了对岸,这里也不是什么所谓的中华民国了。
因为在波兰学过一年管理学,又会说外语,他后来在一家酒店找到一份经理的工作。他一个人住在复兴中路上的一栋小房子里,每周去看一次父母。他的邻居是热心的妇人,他叫她王阿姨。他外出时时常把钥匙交给王阿姨。
他在阳台上养了一些花,在家里养了一只猫。他找到一个小小的花盆,把那棵三色堇又植在里面。落雨不能出门的周末,他就抱着猫站在窗边看楼下的行人,也看那一小棵三色堇。
他时常在家里给她写信,写完就装在信封里放进抽屉。很快家里有了好几捆信。
1947年。
听广播里说,苏联人从北边打过来了。他感到惊讶。和苏联签订工业援助协议,就好像是昨天的事。听到征兵的消息,他毫不犹豫地冲了去。和他一起应征的,有不少和他同龄的男孩,也有姑娘。他四下扫视,却没看见什么。
这时候天下大雪,征兵的小屋子外有一片花丛,不过也已经被雪厚厚地盖上了。他随手折了一小枝插在胸口的口袋里。
简单的训练后,他被分配到中苏边境一个叫珍宝岛的地方,在这里他很快就被投入战斗。
起初,时常有苏联人出现在两边阵地之间的河面上,他就和班里其它的战士一起用手榴弹把他们压回去。
后来,他每天都窝在战壕里,两边近得甚至能听见苏联人说话的声音。苏联人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炮击他的阵地,但很少造成特别大的伤亡。他再也没见苏联人真的打过来。不炮击的时候,他就继续写信。每天他的耳朵里就只有两种声音——破钢笔在纸上划动的沙沙声,还有炮击时的耳鸣。
就这样不停地炮击,不停地写信。胸口的一小枝花已经被揉皱了。
到了来年的春天,班长说,苏联人要撤退了,他们也要撤下去了。
1950年。
从战场上下来的他,依然回到了他的小房子里,还是在那家酒店做经理。春天的三色堇长得很好,他的猫时常趴在花盆边上。
一天,两个士官推开酒店的门。
士官说,美国人在朝鲜东部登陆了,韩国人在朝鲜南部往北大肆推进,要找打过珍宝岛战役的老兵去朝鲜。
他说好,便又动身出发。
到了鸭绿江口岸,已经是五月份。江上的桥被炸断了,他只得和另外三个战士划小船过江。
他看到江对岸,漫山遍野都是解放军战士,还有数不清的武器装备、运输车辆。他想这次可能真的要打起来了。
到前线第一天,就遇上美国人发动猛烈攻势。炮弹呼啸,尘土飞扬。和他一起划船的三个战士眨眼间只剩一个半。他肩膀中了一颗流弹,昏了过去。
模糊的意识间,他感觉到有人在抬着他走。他好像看见医院的灯。他感觉左肩凉凉的。他好像闻到三色堇的花香。他想,这次可能要留在这里了。
1952年。
两年间,他经历了一次伤口感染。他差点就只能带着一只胳膊回到家里了。他想,这次还算幸运,完整地回去了。
听医院的广播,他知道美国人也要撤回去了。想起他在战场上,身边散着的半个人,他总觉得神奇。他觉得那样杀人的美国人,不可战胜。
辗转回到上海,他依然要回到酒店里上班。只是他这次没有急着回去,而是先给自己放了一个月假。他找到给自己做衣服的陈师傅,又请他重新裁出一件衬衫来。
他意识到,自从1945年回国以后,已经很久没有喝过酒了,便到江边的一家小酒馆里去坐下。
小雨淅淅沥沥地任性流淌着,在小酒馆的玻璃门上留下清脆的敲打声。门外大街上有时会有拉货的卡车经过,那时车头灯便会照进屋里来。
他要了一小瓶酒,习惯性地左手去接,却差点把瓶子摔掉。
酒保问他怎么了,他说打仗受了枪伤,还没好透。
上的朝鲜战场吗,酒保拿块破布擦着酒杯。
他只是点头,随后喝下一大口酒。然后又是一口,又接一口。
他说,走的这一趟,实在是没有什么意思,没开几枪,就只能躲进后方医院去了。他向后靠坐在吱吱呀呀的破椅子上,挥舞只剩下几口酒的小酒瓶。即使是在小酒馆昏黄的灯光里,也看得清他涨红的脸。酒保说他是英雄。
他只是苦笑。英雄应该保护好身边的人,他抹了抹眼睛。
酒馆门开了,被风吹进来的水汽里混杂着熟悉的花香。他回头,迷迷糊糊地看见一大束绚烂的三色堇。
王阿姨说,你在这里喝酒。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