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那条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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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那条街还在的时候,名字多得叫不过来。最有名的有四个,我从地质街说起。

        我们街还是一条下雨就是臭水沟的土路时,高低起伏穿过四个村子、五片庄稼,才能来到地质队身边——它可是堂堂的国家单位呀!降尊纡贵和我们这些泥腿子攒在一起,真是委屈它了!为了表示我们的歉意,见了地质队的人总是毕恭毕敬的,尽管人家鼻孔朝天不理我们,我们一如既往。因为地质队让我们蓬荜生辉!我们会在别的泥腿子面前地质队长地质队短地显摆,告诉人家我们村在地质队东或者地质队西。有的村子离地质队十多里了,还要告诉人家,从地质队向东或者向北多少里地就是我们村。不知不觉地,我们这一带就有了个共同的名字——地质队那片儿,这让我们腿上的泥明显地少了,还讲究起穿戴来。

        有二十多个村子都说自己属于地质队那片儿,但我们这些被土路串起来的四个村子以正宗自居,为了与它们区别开来,叫那条土路为地质路。我们会告诉别人:顺着地质路走,第几个村就是我们村。别的村只能说,顺着地质路走到第几个村,再拐下地质路走多远,就是我们村,或者说,离地质路多远,就是我们村。就这么,与地质队的亲疏关系自然分晓。

        当然,我们围绕地质队怎么忙活,它都是不屑一顾的。大门一关,它自成一体。地质队的人最多在混凝土的大门口站一站,一见黄尘滚滚地过来一辆车,就啧啧地骂着逃进那两扇两人高、一丈宽的大铁门里,跺着锃亮的皮鞋,掸着一尘不染的衣服,悔不该站到大门外。而它大门口的那片儿混凝土,却是我们争论的话题:它是怎么做成的?能承受住坦克压吗?争论急了就动了手。一天上午,地质队看大门的老汉,骂骂咧咧地弥补被磕去巴掌大一块儿的混凝土。我们望着他纷纷猜测,认为是谁弄回家研究去了。等待了好久,也没人诡秘地说,那混凝土是怎么做成的,也就把这事淡忘了。

        不知怎么,地质队的一个小伙子看中了地质队那片儿一个村子里的姑娘,降尊纡贵地开着地质队那辆颠扑不破的吉普车去姑娘家相亲,路上打听那村子在哪儿,人家说,往前走有个向南的路口,从那里拐下地质路,再走七八里地就到了。他又问地质路在哪儿?人家吃惊地跺跺脚说,这就是啊!一车人就气炸了——怎么能用地质队来叫这条路呢?!立马整个地质队气炸了——这是对地质队的作践!他们开着车,一个村一个村地找到村长,要村长警告村民,谁再这么叫这条路,就到派出所说事!还不放心,又在地质队大门口立起一个大木牌子,上面用黑漆写上:谁再叫这条路地质路,派出所说事!

        折腾了一年,地质队没劲儿了。反正他们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我们照样叫这条路地质路。

        改革开放了,路两边的房子多起来。先是随心所欲的样子,宛如诺大的草地上一只两只羊,躺、卧、跑、跳,随自己高兴。这些房子都迎着路面开门,挂起了小卖部的牌子,什么红梅小卖部、三嫂小卖部、二蛋小卖部……都是随便一个木头板上用墨汁写成的小学生字体,往门上一挂,要不插在墙上。后来字体好看起来,也变成了油漆写的,花花绿绿的。一天,路边多了个打白灰的,又一天,多了一家电焊铺,又一天,多了一家理发店,又一天,多了一家裁缝铺,又一天,多了一家修电视的……猛不丁地,走在路上再也看不见了庄稼!路两边的房子挤攒起来,歪歪斜斜的,像两列被人插乱的队形。车一进了它们中间就摁喇叭,告诉别的车自己的位置。家家户户的房角放一块儿大石头,防止车撞了房。今天这里拆,明天那里盖;今天这家和那家打官司,明天那家把这家的人打坏了;还有的人因为盖房子进了牢房……一天,刮起一股风,说这条路要铺沥青,就是说,它正式成为了一条街道!路两边的人就像当年农村户口终于变成了城市户口一样欣喜,纷纷猜测它要叫什么名字。

        地质队本来是不以为然的,还讥笑说,这条破路变成了街,还不是猴子穿了一身人衣裳?可当压路机真的轰隆隆地压到它门前时,就放出话来:它当然叫地质街了!我们一听受宠若惊——地质队终于要我们沾光了!

        我们这里热衷于用单位的名字来命名街道。这个习惯怎么来的,无从考证,反正有一天,人们意识到上百年的街名变成了某个单位的名字。你比如南北向的主街菜市街变成了政府街;东西向的主街逃荒街变成了百货街。不过,你细心一点,就会发现,政府街一个个手掌大的门牌上写着胜利街几号几号;百货街一个个手掌大的门牌上写着新华街几号几号。原来,这才是政府给它们起的官名。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这么叫它们呢?可能是胜利呀新华呀太空洞了,不如政府和百货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比如政府街吧,在我们市还是个小镇时,镇政府、县政府都在胜利街上,谁办什么事,都往这里跑,叫它政府街再合适不过了。而百货商店在我们市还是个小镇时就雄踞在百货街,四十年来谁家买什么东西都往那里跑,直到有了高过它的商贸大厦出现,叫它百货街理所当然。只是,猛不丁地,街道的官名会响一声,总有小孩或者刚来的人吃一惊,问,这是哪条街?有人强调似的跺跺脚说,就是这条街!就如同山野里猛不丁响起一声虎吼,忘乎所以的百兽才明白,这山野里谁才是王一样,小孩和刚来的人才知道,哪个才是街道最权威的名字。当然,百兽不会去亲近老虎,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只字不提街道的官名,而是称呼它们一完小街、二完小街、一中街、二中街、党校街、农机街……

        能有一条街叫自己的名字,成了单位的荣耀,也因此让一些单位很窝火。比如城关镇政府,和县政府在一条街上,当然不敢去争这一荣耀了。镇政府一再申请搬迁,摆出一大堆冠冕堂皇的理由来。但是,所有的单位伙起来给它使绊子,直到改开后,我们县升成了县级市,借着大发展的机会,镇政府才得以搬迁到一个大村庄。但我们都认为,明着是要它去开疆拓土,实际上是给了它一耳光——再让你闹腾!而城关镇政府像多年的和尚下了山,瞅着老母猪也妩媚。在规划这个要变成市镇的村子时,一个硬指标摆在那里:让镇政府所有的单位都有一条叫自己名字的街道,为此,硬生生多规划出八条街来。市委不同意,城关镇就一边和市委蘑菇,一边着手变村成镇。可好多单位对指定给自己的街道不满意,比如财政局,就嫌分给自己的街道不如商业局的繁华。原来,这些单位看上去是平级,但暗地里是有等级的,自己所处街道繁华与否,表明了自己的地位。城关镇政府组成街道分派小组,由书记、镇长任正副组长,忙乱了四年,镇委书记两次以不这样命名街道相威胁,才勉强摆平了这事。就这样,城关镇的单位都有了一条用自己的名字命名的街道,无形中就把自己抬得和市级单位一样高了,再说,好多市级单位就没有这一荣耀!但人家笑话他们——你们那是村街!

        但是,就是村街,人家也有一条叫自己名字的街嘛!老百姓才不管你那是市街还是村街呢!市里那些罩在人家阴影下的单位就想:有总比没有好。有的就以改革开放了,好地段该让给商业为由,申报市委,搬到那些偏远一点的街道去。那里的人自然满心欢喜,用它的名字来叫自己的街了。有的单位舍不得离开自己的黄金窝,就去偏远点的街道设立一个点儿,暗示街道上的人,能用自己的名字叫街道了,也就有了一条叫自己名字的街了。那些更偏远的街道——只能说是巷子,一看有门儿,就试探着自己找上门来,恳请某个单位,到自己那里设个点儿。这些三四流单位摆够了谱,施舍似的答应下来,也就有了一条叫自己名字的街道了。这些街巷的人像宠下嫁给自己的千金小姐一样宠这些单位,这让一些类似的单位很热眼,也巴望着哪条偏僻的街巷来巴结自己,这其中就有地质队。

        地质队在我们这里的存在很尴尬。它虽然像铁路局、军分区一样,与地方政府的关系是另立家门的兄与弟的关系,但它既不像铁路局一样,一开始地片比我们县城都大,可以说,是我们县城主动贴近人家,沾着人家的光发展起来的,所以,对自己地片儿上的街道有绝对的命名权,什么铁小街、铁中街、机务街、家属街……所以,不屑于去和县(市)来往,当然也不屑于和县(市)下面的单位去争抢什么。也不像军分区,潜意识里谁也不敢和刀把子去理论,自然,军分区所在的街就叫军区街了。地质队就是一个十多栋楼的楼群,当年它远离市区,到我们泥腿子中间落户,可能就是对地方政府宣布:你管不着我,别来烦我。大门一关,是自卫的意思。

        我们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想窥其一二都没有缝儿,只能对它敬而远之。倒是它看似不食我们市的烟火,对我们市的风气还是很留心的,也很想让一条街叫自己的名字,但矜持让它不但不表示出来,还对这种风气大声讥笑。偏偏半路杀出了我们,用它的名字叫我们那条土路,惹得它像偷鸡不成蚀把米一样地光火,能不愤怒吗?当我们这条路越来越热闹起来,在它眼里是一群鸭子拖着泥脚涌到了它干净的庭院跟前。但面对大趋势,它只能骂几声娘,无可奈何。它真没料到这条土路会咸鱼大翻身——成街道了!压路机势不可挡的隆隆声让它明白,不放下架子,送到口的肥肉也叼不在嘴里,就放出了那句话。当然,它也怕我们街叫成了别的单位的名字。可铺开沥青时,我们曙光乡放出一句话来,炸了整条街:这条街该叫农贸街!首先去和曙光乡理论的是我们,说,好不容易有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单位,要我们的街叫它的名字,怎么跑出来捣蛋却是我们乡呢?乡书记说话了:什么年代了,不见现在时兴用企业、公司的名字叫街道了?我们乡要在街上建一个大型农贸市场,自然,这条街该叫农贸街!呵呵,你们呀!咱们泥腿子不就也有一条叫自己公司名字的街了?

        我们一想也是。

        不知怎么,我们市掀起了一股用公司、企业的名字去叫街道的风气。但都知道,这股风大盛于政府街仿佛一夜间更名为锐意街。这让那些大公司、大企业都认识到了这不光是宣传战,还是地位的象征,纷纷把总部设在自己看中的街道上,展开了街名争夺战。那些二三流企业、公司立马跟进,在那些二三流街道上也掀起了街名争夺战。

        市政府以繁荣经济为名,整个儿搬迁到了新区,给每个单位叫了一条街的名字。这让城关镇(升级成区了)出了口恶气:你也有今天呀!

        是呀,在这天翻地覆的时代,我们泥腿子为什么就不能有一条自己的公司命名的街道呢?

        地质队一时间懵了,宛如让低眉顺眼的强壮仆人打了一耳光的老主人。等它反应过来,才第一次明白,在我们乡的汪洋大海里,它显得太渺小了,如乡书记嚷嚷的:你地质队就是我们乡身上的一颗痣!才明白,它能趾高气昂,在于它在以前社会中的地位!

        地质队自然咽不下这口气,但与曙光乡直接去理论太掉价了,踟蹰再三,登了市政府的门,要市政府出面,去命令我们叫我们的街为地质街。市政府说,街道的命名权在我们手里,至于大家怎么叫街道,几十年来我们是不干涉的。你瞧,那条我们命名新华街的,老百姓硬要叫政府街,现在又叫成锐意街了嘛。它小心翼翼地问,能不能在新区用地质队的名字命名一条街道?市政府打哈哈说,已经没有名额了。它才深知自己是客!我们再土气,也是市政府的子民,也彻底明白,市政府和我们真不把它当一回事了!

        本来它就闲得无聊,就把全部精力投入到这件事上,一级一级向上活动,要地质部向市政府施压:不但要市政府命名我们的街为地质街,还要我们平时就叫我们街地质街!地质部的人说,我们堂堂国家单位,和一群泥腿子斗气,掉价嘛。它说,正因为我们是堂堂国家单位,才不能这么让泥腿子反了天!

        我们乡听到风声,立马也成立了捍卫街名战斗小组,书记亲自挂帅,一级一级向上活动,气愤地说,我们好生对待你地质队几十年,你竟然干喧宾夺主的事!最终,地质部部长给省委书记打了电话,省委书记回答说,农民搞活经济的劲头我们不能打压嘛,那条街的名字,我看,还是各叫各的吧。

        我们一听说地质队要打官司,就转了风向,笑话我们乡不自量力——人家可是国家直属单位!你胳膊能扭过大腿?有人甚至骂我们乡是夹人家碗里的肉呢!但这个结果让我们的头顶一轻,大片的光照进来:原来压在头顶的这块儿东西真能掀开!不由得腰杆儿挺直,扬眉吐气起来,还上去把这东西踩了一脚——原来是纸糊的!是“小心头顶”这句话让它坚如磐石!于是,见了单位的人待理不理起来,等单位的人笑着先开了口,才当刚看见,赶紧以礼相待,内心却嗤一声笑。

        但是,这头顶一轻,就有跃跃欲试的冲动。这不,没过几天,我们乡政府就笑不出来了——我们乡靠近市区的光明大队也要在街边儿搞一个农贸市场。本来,光明大队以为乡政府要把乡农贸市场建在自己的地片儿上,不想,却建在了另一个大队的地片儿上,就因为乡书记和那个大队书记的老婆不清不白。地质队的落败让光明大队书记眼前一亮,蹦出了这主意,还要自己大队所在的那段街叫光明农贸街!乡政府立马去阻止,光明大队书记就说,现在提倡搞活经济,我们建农贸市场有什么不对的?乡政府说,农贸市场可以建,但不能给街道乱起名字!光明大队书记说,我们只是叫我们这段街为光明农贸街嘛。乡政府说,这也不行。两家顶了牛。大队书记被免职,全大队的人一鼓噪,只得又让他官复原职。两家到市政府评理。市政府说,只要能搞活经济,怎么都行。

        这下好了,别的大队一窝蜂跟进,离我们街道万儿八千里的,也硬挤进来要建农贸市场,按自己大队的名字叫什么什么农贸街,反正那时流行“一搞市场就灵”。没等街道的路灯安装好,各大队开始争抢地段,连哄带骗外加横,一时间街两边的门店狼烟四起。我们这些街边村给欺负恼了,一起嚷:街从我们村通过,自己为什么不能建农贸市场,用自己村子的名字叫我们村的这段街呢?你们大队、乡能搞活经济,我们村就不能?于是,几个村子的街面谁也不给,自己集资建农贸市场,用自己的村名叫自己村的这一段街。一时间整条街建成十多个农贸市场,省电视台来报道宣传,说,一条街能有这么多农贸市场,这么多街名,真是新时代才有的新气象。地质队却咧着嘴笑:多贱的一条街。

        没过三年,所有的农贸市场塌火了,但街名却继续乱下去。听说一个来我们这里投靠叔叔的小伙子,记住了叔叔告诉他的街名,却忘了叔叔的电话,只得打听叫这个名字的街在哪儿。有的说,在这里,有的说,在那里,有的说,市里就没有这么一条街。他困在市里三年,什么活儿都干过,甚至要过饭。一天,他跟着伙伴去给一家人家装修,和叔叔碰了个正着!

        这乱象让一些人无法忍受,比来比去,觉得还是叫地质街体面,也不管地质队答应不答应,叫这条街地质街。地质队来了气,在电视上连着通知了一个月,说,谁叫这条街地质街,就和谁打官司!结果,叫地质街的人更多了。地质队只得停了通知,抓住哪个叫的,就和人家打官司,反正它有的是闲时间,这就又给我们街整出个名字来——官司街。

        一向对政府命名的街名敬而远之的我们,都伸长脖子盼着政府给我们街道命名。

        不声不响地,一个叫五原街派出所的派出所进驻我们街。有好事的去一打听,才知道,这是派驻我们街的派出所!就是说,政府给我们街起了个五原街的名字!我们气不打一处来,因为五原县离我们有三百里地,我们这地方的鸟和他们那地方的鸟都没来往,政府怎么能让肥水流入外人田呀!当然,没人这么叫我们街了。政府就把它写在证件上、门牌上,硬塞给我们。这个名字就狐假虎威起来,不自量力爬在了店牌子上,让别的名字一脚就踹了下来,再不敢妄动了。

        我们不知不觉地就认命了,习惯了这种乱哄哄。有人还把我们街所有的名字编成成了顺口溜,连我们市最偏远小村的孩子都会说。年久日深,顺口溜我只记得开头了——地质街杠农贸街,杠出一窝街名来……汽车站搬到我们街时,有两年都叫我们街汽车站街,可是,仿佛一夜间,又乱叫开了我们街。我现在想,可能人们希望有这么一个能乱叫的地方吧?就如同城市再整洁,不拘哪个旮旯,是人乱撒尿的地方。

        不知过了多少年,我们惊觉,在我们街众多的名字中,乌门街盖住了别的街名。不知道哪个本地人说:这真是耻辱!和自家里跑出一双外人的鞋来不是一样!一下子,本地人才感到了耻辱,追究我们街怎么会冒出这么一个名字来。

        老早以前就有乌门人来我们这里,但牵牵连连地来,应该是张鞋匠开的头。虽然他早死了,但上了年纪的本地人都记得,他是包产到户第二年,就冲着我们这里饿不着人的大名来了,在我们村的路边摆了个修鞋摊子,晚上和光棍牛二睡在一起。当时我们谁也没把他的鞋摊放在眼里,叫他那台老掉牙的钉鞋机烂不了,叫他那只脚一踩上去就吱呀直响的脚踏是踹不死,叫他那只乒乒乒地被掀开、关上,盖子总是似坠非坠,但碎布头、碎皮子总是取之不尽的大木头箱子为掏不尽——谁也没见他去哪进过货。他长着猪尿泡眼,不论大人小孩,见了他就打趣,眼咋肿成这样?是不是又梦见谁烂了鞋头、磨损了后跟?因为他就会给鞋补个补丁、钉个鞋掌,但他一律谦卑地呵呵一笑。可是,第二年,他的老婆孩子来了不说,三个小舅子也来了。又过一年,他们都买了房子不说,兄弟、叔伯、表兄弟们也来了,打短工的打短工,修自行车的修自行车,摆地摊的摆地摊,给单位掏厕所的掏厕所……就是说,我们本地人不屑于干的营生他们都干,所以,连我们这里的乞丐都笑话人:你咋和个乌门人一样下三滥!可一年过年时,我们发现,他们穿得比我们还体面,就不舒服起来,留心一看,我们街好的门店、住家,悄没声地就变成了他们的!再仔细观察,他们七大姑八大姨都来了,在我们街盘根错节了,早成了我们街各行各业的主力军,也可以说,我们街各行各业是他们带动起来的!但那时我们还没觉得耻辱。

        再一细究,我们街的乌门人是分成两拨的,另一拨是李铁拐带来的,只是不多,被张鞋匠这一拨盖住了。

        李铁拐没包产到户就来了我们这里,爆玉米花为生。我就是在他爆玉米花的砰砰声和扑鼻的炒香中长大的。他说这是祖传的,我们无从考证,但爆豆机没有二百年的烟熏火燎黑不成这样,没有二百岁不会摇头耷脑的。我们老以为这一次呯的一声,它就四分五裂了,但香烟散尽,它好好的。每爆一次,还没等香烟散去,我们这些半大娃就争抢那些从那条用布和自行车内胎千补万缝,足有一丈长的铁丝网兜里逃出的玉米花;围观的大人左一把右一把地从网兜里抓来吃。李铁拐就去我们村和邻村中间的路边,用四处拣来的烂土坯、烂椽子垒了个茅庵,在茅庵前架起了爆豆机。看一会儿李铁拐爆玉米花,和他打一会儿塌嘴,成了路上路下的人一个习惯,也方便了半大娃从家里偷来玉米解馋。

        有唯恐天下无事的人,挑拨过两伙乌门人,但他们直到现在也相安无事,这大概与张鞋匠与李铁拐交情颇深有关吧,。好多人以为他们是相跟着来到我们这里的,事实上,张鞋匠来了这里,两人才认识。

        进一步考证,是当时全市掀起的建筑热成全了乌门人。那时,哪个乌门人刚来了,大都当小工。稍有发展,就包工。所以,谁要是盖房子或者找小工,自然就想到了乌门人,就冲我们街来了。不知不觉地,我们街就多了一个名字——乌门街。

        我们街确实被乌门人鹊巢鸠占了。愤怒的声音越来越响,就有人提出,把乌门人赶走,就有人反对:你以为这是解放前?能让政府阻止人们不再叫我们街乌门街就不错了!果然,市政府哂笑着说,什么时候了,你们街还在这个问题上纠缠?你们想,政府那时不管这种事,现在还会管吗?我们一听,天塌了似的——在我们的潜意识里,政府是本地人的政府嘛。

        别看我们平时揶揄政府,一有事还是去找政府。就如同我们平时老拿街上的神倌冯三开涮,但真有了医院看不了的病,还是去让冯三看一样。不同的是,在以前,政府放了话,我们有万般的委屈,也就作罢了,现在却怎么也不甘心,交头接耳了几天,铁公鸡似的我们,竟然凑集起一笔钱来,选出一个能说会道的人,找到电视台,又是请客又是送礼,要电视台播放一个通知,不准人叫我们街乌门街。这个通知的威力是那个大红印章。显然,盖章的时候搓动了,章上面的字看不清,但都认为是市政府的章。全城人吃了一惊:政府怎么会为一条街的名字动真格的?一时间我们街别的名字被从笼子里放了出来,踩踏着乌门人撒欢。

        乌门人在通知播放了二十五天时搞清楚了,那个大红印章是市作协的!就浩浩荡荡地开进电视台讨说法。电视台把那张通知书拿给乌门人看,说,通知书就是这样的,我们是照着读的。我们看不清大红印章上的字,就没读上面的字嘛。有个乌门人说,你们就不能去证实一下再播放?电视台说,我们哪有那时间,人家送来什么我们就播什么。一位老乡就揶揄他:电视台在你眼里咋还像老师在小学生的眼里呢?真是的!那乌门人一想,也是,就和大家一起,又浩浩荡荡地开向市作协,不想,市作协的走廊早成了黄土窝,一踩一个脚印,哪有人!

        扬眉吐气的乌门人,把我们街最大的饭店包了三天,流水待客。特意从老家把二人台搬来助兴。二人台的丝弦声、扯断了脖子似的唱声、不时爆发的哄堂大笑声、弥漫在街上的酒席味,这些我们都忍了。把还健在的李铁拐摆在正席,尊为乌门街的始祖之一,我们也忍了。当他们要在街头给张鞋匠塑像,在塑像基座上写明他是乌门街的始祖时,我们不忍了,嚷嚷着要采取行动。乌门人这才想起这条街在什么地方,攒在一起交头接耳地猜测我们会怎么他们?会不会将他们光身子轰走?有勇悍的就说,要是那样,咱和他们鱼死网破!

        乌门人动用门路去市政府探口风。市政府说,什么年代了,哪会有这种事!乌门人虽然吃了定心丸,但青壮年还是组成了互救队,分成组在乌门人聚居的地段晃悠;谁离开我们街,一定得有人结伴,二十分钟通报一次情况;学生更不准单独行动,上下学总有大人接送。

        乌门人最终还是去五原街派出所报案。乌门人本来就能把活人说死,选出来报案的人更是能把死人说活,派出所听得汗流满面:原来咱脚下埋着定时炸弹!立马侦查,带回几个可疑的本地人来盘问。几个本地人莫名其妙。派出所的人说你们别装了,不要犯傻,就把乌门人的话说给本地人听。几个本地人这才知道为什么乌门人处处戒备本地人了,都赌咒发誓没有什么阴谋。派出所这才发觉自己太紧张了,慢慢盘问别的本地人,也都莫名其妙,就把乌门人的几个头儿叫来,告诉他们不要自己吓自己,现在是共产党的天下,哪还会有驱逐外地人的事!

        但乌门人老觉得本地人中藏着个大阴谋,本地人之间的一言一笑都在打暗语。派出所里都是本地人,自然指靠不上,就自己想办法弄证据:收买我们中不坚定的;要孩子套问自己的本地同学;风骚的乌门女人还施展了美人计,但都一无所获,更证明这个阴谋藏得深,证明在这件事上本地人是众志成城的!这种知道定时炸弹就在船上,可就是查不出来,也不知道它什么时候爆炸的折磨,使得一些乌门人偷偷地搬离了我们街,甚至去了别的城市。

        李铁拐召集乌门人说,不要再自己吓自己了,现在是共产党的天下!大伙聚在一起才有力量,流散了,一个个还不是异乡孤人?要知道我们乌门人的名声在外面臭着呢!聚在这里,只要拧成一股绳,本地人包围着我们又能怎么样呢?反正我们干什么的都有,内部互通有无,就是一个小社会,不和本地人接触也能生活。

        乌门人听了李铁拐的话,自成一体,生活习俗一直还是老家那一套。那些搬走的乌门人又搬了回来。不时有新的乌门人搬来。

        我们的生活却越来越乱:嫖的嫖赌得赌吸毒的吸毒离婚的离婚包二奶的包二奶通奸的通奸……用老年人的话说,现在的人没了怕惧,想怎样就怎样。别的街上的人都讥讽我们:你们的生活花样真是和你们的街名一样层出不穷!

        现在我反省,我们把生活过成那样,源于我们在街名斗争中的失败,从那以后,全市的人不把我们放在眼里,什么猫儿街的人、狗儿街的人,想怎么叫我们就怎么叫。我们自暴自弃起来,也就跟着胡乱叫我们街。倒是乌门人坚定地叫我们街乌门街,这让我们很恼火,越发支持人们乱叫我们街,一副“我得不到你也别想得到”的德性,害苦了外来的人不说,让我们市无形中扩大了一倍多,人口自然也就多出一倍来。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市也躁动着一股勃然之气,我们都强烈地感到要发生什么,张望着。一天,我们这以平房为主的城市,市中心隆起几栋十几层楼来,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一栋比一栋高。一条条百年老街、一座座百年四合院、一棵棵百年老树,都垃圾一样被运渣车丢到了郊外。

        我们愣怔了一两年才明白,要发生的事就是城市要脱胎换骨!都激动地望着渐渐逼近的楼山嚷:赶紧来拆这条破街吧!仿佛我们街见不得人的事在新时代被揭发了出来,谁嚷的声音高,谁就能撇清和它的关系似的,又仿佛都受了它的憋屈,谁嚷得高,谁受得憋屈就大似的。就有人买了楼房搬走了,把在我们街的房子租了出去。像头羊下了水,别的羊纷纷跟进一样,离开我们街成了我们街的人奋斗的目标。就是说,现在变成了谁离开得越早,越能证明自己受的憋屈大!于是,加班加点、节衣缩食是小意思,有的干脆贷款买房,你如果问他这是何苦呢?被债务压得喘不过气来,他会白你一眼说,只要能离开那条街,受什么苦都愿意!有的更决绝,把在我们街的房子卖掉,先到别的地方租房子住着。

        说来也奇怪,谁都是一住进我们街,就对它满是怨恨,一说开它的不是来就滔滔不绝,所以,我们街的人给儿女成家,绝不在我们街置备房子,都说,哪能再让儿孙继续在这里受憋屈?如果谁要说,你们街怎么怎么好,得,他一定拍马屁拍在了马胯上,听的人会一仄脑袋,鼻孔里嗤一声,说,你知道甚了!有奈何谁在这里生活了!

        在这场搬离的大比赛中,乌门人又给了我们一个响亮的耳光:他们几乎把一个小区的楼房都买下了,择定吉日,一起搬家:几十辆搬家车在我们街上轰隆隆了三天,最后,家家户户一起点燃鞭炮,在硝烟弥漫中大笑着离开。第二天,面对着近二百间铁将军把门的空屋,和屋前的一片狼藉,我们黯然沉默了。从此,我们街没了声音,都悄无声息地加快离开的步伐。等磨盘大的白森森的拆字爬上我们街的墙壁,整条街几乎都是来自五湖四海的租房客。

        街坊们搬离时,嚷得一个比一个高:不再回来!心里都明白,是不再见街坊的意思。但是,都在一个二十万人口的小城里,一个不小心就碰上了,宛如正风光起来了,有人提起了你以前的囧事,真是败兴。这么两次后,我一上街就暗自留心——几十年的街坊了,远远地瞥一眼就能从人流里认出来,就赶紧拐个弯儿绕开,或者装作看街边的广告牌、促销歌舞会,让人家从身边过去。但还是有一抬头碰个正着的时候。如果碰上的是本地街坊,打个招呼就各走各的;如果碰上的是乌门街坊,一低头就走过去了;如果碰上的是地质队的,还照以前那样,谁也不看谁就过去了。这以后的一小时内,我的心会吃力地跳动,人阴沉不语。

        终于传来了我们街被拆掉的消息。我没有像曾经嚷嚷的那样放炮庆贺,倒是一种无家可归的惶恐越来越强烈,产生了想和以前的街坊攒在一起的冲动。当我再遇到本地街坊时,由不住热情地迎住他。不想,他也是这样的。我们的双手握在一起,互相伤感地告知,咱那条街拆了!拉呱一通我们街的人和事后才分手,互相告知现在在哪住着;碰上乌门街坊,不由得觑着对方,当发现他也觑着我,就不自然地笑着伸过手去,握在一起,互相问候现在在哪住着,然后难过地互相告知,咱那条街拆了!互相唏嘘一番才告别;碰上地质队的,我本是要像以前那样头不动、眼不转地走过去的,却觉察到他在有话要说地觑我,不由得也觑他,两人都尴尬地笑着伸出手握了,问候完后,也是互相告知,咱那条街拆了!他就会详细地告诉我拆的过程,特别是拆我们家的那段,我仿佛看见我们家的老屋被兜头一铲,刨得五脏六腑直流!分手时我告知他我现在在哪住着。

        我挤出时间,骑着电动车,二十分钟就到了我们街。宽阔的街道两边高楼林立,枝型路灯高大气派。如果不是立在街口的不锈钢街牌上写着“五原街”,我不相信这就是以前我们街在的地方!我以直觉的距离,找到了我们家在的地方——一座十六层楼下面的两家门店,一家卖面筋,一家理发。店主人都用看人民币的眼光看着我,我逃一样地离开。我看见了地质队!它那五十年代的楼房,被高大的新楼像老虎钳一样夹着,分明是个钉子户嘛,怪不得地质队的街坊也要和我握手!心里不由得骂:这才承认和我们是街坊了?原来,在我们和乌门人的街名大战中,地质队把自己定位成看热闹的外人。见我们斗得不厉害了,就煽风点火一番,让我们再斗起来。

        我转了一圈儿,停在公交站的站牌前,问攒着的一群人,这条街叫什么名字?他们都冷淡地看一眼我这外来人,提示似的瞥一眼站牌,不再理我。有个女孩脸嫩,看着前面说,五原街。我又问从公交车上下来的人,这条街叫什么?都诧异地看我一眼,有的就说,五原街。我又问街两面的门店,这条街叫什么名字,都说,五原街。我试着说出我们街以前的那些名字,都漠然摇头说没听说过。

        我站在街牌下,打量着五原街三个字,知道,我们街能留下的就是它了,拍拍它离去。没走多远,我知道,它也不是我们街的了,政府把它给了另一条街!

        一天,我被拉进一个叫咱那条街的微信群,里面都是我们街的街坊,乌门人、本地人、地质队,一个不落。因为人多,另起一群,让子侄辈们呆在那里。两个群的人互相串门,就像以前一撇腿就去了隔墙家。就是说,我们街的全班人马,在“咱那条街”里聚全了!就是说,我们街在消失后,才有了一个公认的街名——咱那条街!这和说“咱那个家”不是一个味儿?!我不由得问,谁给群起了这么一个名字?都说是群主。我问群主怎么想起这么一个名字的?他说他也没想,这名字就蹦到了脑子里。我忽然想起我和那些街坊碰面了,都称呼我们街为咱那条街,不也是脱口而出?

        这个群真是热闹,我吃饭的筷子常常拿起、放下,惹得妻子直骂,急了就干脆冲群里喊:你们能不能消停一会儿,让他把饭咽完?哪个人的囧事不小心就被晒在了群里,在打闹逗趣中演绎成了喜剧。那些陈年旧账也被晒出来,在你一言我一语的劝解中,当事人也如同从舞台上下来的演员,互相在打趣中检点各自在台上的表演那样,错的地方真诚道歉,对的地方继续保持,多年的疙瘩就这么化解了。就是本地人的“阴谋”这么大的话题,也在这种气氛和心情里澄清了,本地人和乌门人之间的隔彻底消失了。我们告诉乌门人,我们是这么嚷嚷过,但马上作鸟兽散了。很简单,做这件事得齐心协力,还得有个出众的人来领导,这两样我们都没有。乌门人告诉我们,这“阴谋”久久地笼罩着他们,是因为他们是外来人的缘故,不管怎么发达,也是在人家的地盘上。李铁拐的长子李虎,代表乌门人,就乌门人的暴发户行径,真诚地向本地人道歉。我代表本地人,真诚地就我们的眼红嫉妒,向乌门人道歉。至于地质队的街坊,早没了一点架子,和我们胡吼乱叫。

        父母去世后,那些曾经打闹不休,都恨自己怎么遭遇上这样的父母、这样的姊妹的姊妹们,一下子却凝聚在了一起,互相找到了家的感觉——在我们街消失后,我们不由得聚在微信群里,不也是这样?现在,谁家有个大事小事,一定是全群人的事,谁家的红白喜宴更是一家不落,都到。

        一次红事宴上,李虎喝多了,流着泪说,我们是这座城市最后一代街坊了,要珍惜!我安慰他说,在现实中我们已经不是街坊,因为我们的街没有了,但在微信里,我们这街坊会一代一代地做下去,你不见我们的儿孙现在也因为“咱那条街”亲得不行?不见我们要办第三个“咱那条街”微信群了?他听了,和我一起含泪笑起来。我又说,为了凝聚人心,让我们的子孙一代一代地做好街坊,我建议,我们一起给我们满八十岁的老人集体过寿,这个传统一直传下去。大家都说好,干了一杯。又有人提议,我们干脆排个字辈,让子孙们尊大识小,这样能源远流长。大家又说好,再干一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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