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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那条街还在的时候，名字多得叫不过来。最有名的有四个，我从地质街说起。
我们街还是一条下雨就是臭水沟的土路时，高低起伏穿过四个村子、五片庄稼，才能来到地质队身边——它可是堂堂的国家单位呀！降尊纡贵和我们这些泥腿子攒在一起，真是委屈它了！为了表示我们的歉意，见了地质队的人总是毕恭毕敬的，尽管人家鼻孔朝天不理我们，我们一如既往。因为地质队让我们蓬荜生辉！我们会在别的泥腿子面前地质队长地质队短地显摆，告诉人家我们村在地质队东或者地质队西。有的村子离地质队十多里了，还要告诉人家，从地质队向东或者向北多少里地就是我们村。不知不觉地，我们这一带就有了个共同的名字——地质队那片儿，这让我们腿上的泥明显地少了，还讲究起穿戴来。
有二十多个村子都说自己属于地质队那片儿，但我们这些被土路串起来的四个村子以正宗自居，为了与它们区别开来，叫那条土路为地质路。我们会告诉别人：顺着地质路走，第几个村就是我们村。别的村只能说，顺着地质路走到第几个村，再拐下地质路走多远，就是我们村，或者说，离地质路多远，就是我们村。就这么，与地质队的亲疏关系自然分晓。
当然，我们围绕地质队怎么忙活，它都是不屑一顾的。大门一关，它自成一体。地质队的人最多在混凝土的大门口站一站，一见黄尘滚滚地过来一辆车，就啧啧地骂着逃进那两扇两人高、一丈宽的大铁门里，跺着锃亮的皮鞋，掸着一尘不染的衣服，悔不该站到大门外。而它大门口的那片儿混凝土，却是我们争论的话题：它是怎么做成的？能承受住坦克压吗？争论急了就动了手。一天上午，地质队看大门的老汉，骂骂咧咧地弥补被磕去巴掌大一块儿的混凝土。我们望着他纷纷猜测，认为是谁弄回家研究去了。等待了好久，也没人诡秘地说，那混凝土是怎么做成的，也就把这事淡忘了。
不知怎么，地质队的一个小伙子看中了地质队那片儿一个村子里的姑娘，降尊纡贵地开着地质队那辆颠扑不破的吉普车去姑娘家相亲，路上打听那村子在哪儿，人家说，往前走有个向南的路口，从那里拐下地质路，再走七八里地就到了。他又问地质路在哪儿？人家吃惊地跺跺脚说，这就是啊！一车人就气炸了——怎么能用地质队来叫这条路呢？！立马整个地质队气炸了——这是对地质队的作践！他们开着车，一个村一个村地找到村长，要村长警告村民，谁再这么叫这条路，就到派出所说事！还不放心，又在地质队大门口立起一个大木牌子，上面用黑漆写上：谁再叫这条路地质路，派出所说事！
折腾了一年，地质队没劲儿了。反正他们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我们照样叫这条路地质路。
改革开放了，路两边的房子多起来。先是随心所欲的样子，宛如诺大的草地上一只两只羊，躺、卧、跑、跳，随自己高兴。这些房子都迎着路面开门，挂起了小卖部的牌子，什么红梅小卖部、三嫂小卖部、二蛋小卖部……都是随便一个木头板上用墨汁写成的小学生字体，往门上一挂，要不插在墙上。后来字体好看起来，也变成了油漆写的，花花绿绿的。一天，路边多了个打白灰的，又一天，多了一家电焊铺，又一天，多了一家理发店，又一天，多了一家裁缝铺，又一天，多了一家修电视的……猛不丁地，走在路上再也看不见了庄稼！路两边的房子挤攒起来，歪歪斜斜的，像两列被人插乱的队形。车一进了它们中间就摁喇叭，告诉别的车自己的位置。家家户户的房角放一块儿大石头，防止车撞了房。今天这里拆，明天那里盖；今天这家和那家打官司，明天那家把这家的人打坏了；还有的人因为盖房子进了牢房……一天，刮起一股风，说这条路要铺沥青，就是说，它正式成为了一条街道！路两边的人就像当年农村户口终于变成了城市户口一样欣喜，纷纷猜测它要叫什么名字。
地质队本来是不以为然的，还讥笑说，这条破路变成了街，还不是猴子穿了一身人衣裳？可当压路机真的轰隆隆地压到它门前时，就放出话来：它当然叫地质街了！我们一听受宠若惊——地质队终于要我们沾光了！
我们这里热衷于用单位的名字来命名街道。这个习惯怎么来的，无从考证，反正有一天，人们意识到上百年的街名变成了某个单位的名字。你比如南北向的主街菜市街变成了政府街；东西向的主街逃荒街变成了百货街。不过，你细心一点，就会发现，政府街一个个手掌大的门牌上写着胜利街几号几号；百货街一个个手掌大的门牌上写着新华街几号几号。原来，这才是政府给它们起的官名。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这么叫它们呢？可能是胜利呀新华呀太空洞了，不如政府和百货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比如政府街吧，在我们市还是个小镇时，镇政府、县政府都在胜利街上，谁办什么事，都往这里跑，叫它政府街再合适不过了。而百货商店在我们市还是个小镇时就雄踞在百货街，四十年来谁家买什么东西都往那里跑，直到有了高过它的商贸大厦出现，叫它百货街理所当然。只是，猛不丁地，街道的官名会响一声，总有小孩或者刚来的人吃一惊，问，这是哪条街？有人强调似的跺跺脚说，就是这条街！就如同山野里猛不丁响起一声虎吼，忘乎所以的百兽才明白，这山野里谁才是王一样，小孩和刚来的人才知道，哪个才是街道最权威的名字。当然，百兽不会去亲近老虎，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只字不提街道的官名，而是称呼它们一完小街、二完小街、一中街、二中街、党校街、农机街……
能有一条街叫自己的名字，成了单位的荣耀，也因此让一些单位很窝火。比如城关镇政府，和县政府在一条街上，当然不敢去争这一荣耀了。镇政府一再申请搬迁，摆出一大堆冠冕堂皇的理由来。但是，所有的单位伙起来给它使绊子，直到改开后，我们县升成了县级市，借着大发展的机会，镇政府才得以搬迁到一个大村庄。但我们都认为，明着是要它去开疆拓土，实际上是给了它一耳光——再让你闹腾！而城关镇政府像多年的和尚下了山，瞅着老母猪也妩媚。在规划这个要变成市镇的村子时，一个硬指标摆在那里：让镇政府所有的单位都有一条叫自己名字的街道，为此，硬生生多规划出八条街来。市委不同意，城关镇就一边和市委蘑菇，一边着手变村成镇。可好多单位对指定给自己的街道不满意，比如财政局，就嫌分给自己的街道不如商业局的繁华。原来，这些单位看上去是平级，但暗地里是有等级的，自己所处街道繁华与否，表明了自己的地位。城关镇政府组成街道分派小组，由书记、镇长任正副组长，忙乱了四年，镇委书记两次以不这样命名街道相威胁，才勉强摆平了这事。就这样，城关镇的单位都有了一条用自己的名字命名的街道，无形中就把自己抬得和市级单位一样高了，再说，好多市级单位就没有这一荣耀！但人家笑话他们——你们那是村街！
但是，就是村街，人家也有一条叫自己名字的街嘛！老百姓才不管你那是市街还是村街呢！市里那些罩在人家阴影下的单位就想：有总比没有好。有的就以改革开放了，好地段该让给商业为由，申报市委，搬到那些偏远一点的街道去。那里的人自然满心欢喜，用它的名字来叫自己的街了。有的单位舍不得离开自己的黄金窝，就去偏远点的街道设立一个点儿，暗示街道上的人，能用自己的名字叫街道了，也就有了一条叫自己名字的街了。那些更偏远的街道——只能说是巷子，一看有门儿，就试探着自己找上门来，恳请某个单位，到自己那里设个点儿。这些三四流单位摆够了谱，施舍似的答应下来，也就有了一条叫自己名字的街道了。这些街巷的人像宠下嫁给自己的千金小姐一样宠这些单位，这让一些类似的单位很热眼，也巴望着哪条偏僻的街巷来巴结自己，这其中就有地质队。
地质队在我们这里的存在很尴尬。它虽然像铁路局、军分区一样，与地方政府的关系是另立家门的兄与弟的关系，但它既不像铁路局一样，一开始地片比我们县城都大，可以说，是我们县城主动贴近人家，沾着人家的光发展起来的，所以，对自己地片儿上的街道有绝对的命名权，什么铁小街、铁中街、机务街、家属街……所以，不屑于去和县（市）来往，当然也不屑于和县（市）下面的单位去争抢什么。也不像军分区，潜意识里谁也不敢和刀把子去理论，自然，军分区所在的街就叫军区街了。地质队就是一个十多栋楼的楼群，当年它远离市区，到我们泥腿子中间落户，可能就是对地方政府宣布：你管不着我，别来烦我。大门一关，是自卫的意思。
我们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想窥其一二都没有缝儿，只能对它敬而远之。倒是它看似不食我们市的烟火，对我们市的风气还是很留心的，也很想让一条街叫自己的名字，但矜持让它不但不表示出来，还对这种风气大声讥笑。偏偏半路杀出了我们，用它的名字叫我们那条土路，惹得它像偷鸡不成蚀把米一样地光火，能不愤怒吗？当我们这条路越来越热闹起来，在它眼里是一群鸭子拖着泥脚涌到了它干净的庭院跟前。但面对大趋势，它只能骂几声娘，无可奈何。它真没料到这条土路会咸鱼大翻身——成街道了！压路机势不可挡的隆隆声让它明白，不放下架子，送到口的肥肉也叼不在嘴里，就放出了那句话。当然，它也怕我们街叫成了别的单位的名字。可铺开沥青时，我们曙光乡放出一句话来，炸了整条街：这条街该叫农贸街！首先去和曙光乡理论的是我们，说，好不容易有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单位，要我们的街叫它的名字，怎么跑出来捣蛋却是我们乡呢？乡书记说话了：什么年代了，不见现在时兴用企业、公司的名字叫街道了？我们乡要在街上建一个大型农贸市场，自然，这条街该叫农贸街！呵呵，你们呀！咱们泥腿子不就也有一条叫自己公司名字的街了？
我们一想也是。
不知怎么，我们市掀起了一股用公司、企业的名字去叫街道的风气。但都知道，这股风大盛于政府街仿佛一夜间更名为锐意街。这让那些大公司、大企业都认识到了这不光是宣传战，还是地位的象征，纷纷把总部设在自己看中的街道上，展开了街名争夺战。那些二三流企业、公司立马跟进，在那些二三流街道上也掀起了街名争夺战。
市政府以繁荣经济为名，整个儿搬迁到了新区，给每个单位叫了一条街的名字。这让城关镇（升级成区了）出了口恶气：你也有今天呀！
是呀，在这天翻地覆的时代，我们泥腿子为什么就不能有一条自己的公司命名的街道呢？
地质队一时间懵了，宛如让低眉顺眼的强壮仆人打了一耳光的老主人。等它反应过来，才第一次明白，在我们乡的汪洋大海里，它显得太渺小了，如乡书记嚷嚷的：你地质队就是我们乡身上的一颗痣！才明白，它能趾高气昂，在于它在以前社会中的地位！
地质队自然咽不下这口气，但与曙光乡直接去理论太掉价了，踟蹰再三，登了市政府的门，要市政府出面，去命令我们叫我们的街为地质街。市政府说，街道的命名权在我们手里，至于大家怎么叫街道，几十年来我们是不干涉的。你瞧，那条我们命名新华街的，老百姓硬要叫政府街，现在又叫成锐意街了嘛。它小心翼翼地问，能不能在新区用地质队的名字命名一条街道？市政府打哈哈说，已经没有名额了。它才深知自己是客！我们再土气，也是市政府的子民，也彻底明白，市政府和我们真不把它当一回事了！
本来它就闲得无聊，就把全部精力投入到这件事上，一级一级向上活动，要地质部向市政府施压：不但要市政府命名我们的街为地质街，还要我们平时就叫我们街地质街！地质部的人说，我们堂堂国家单位，和一群泥腿子斗气，掉价嘛。它说，正因为我们是堂堂国家单位，才不能这么让泥腿子反了天！
我们乡听到风声，立马也成立了捍卫街名战斗小组，书记亲自挂帅，一级一级向上活动，气愤地说，我们好生对待你地质队几十年，你竟然干喧宾夺主的事！最终，地质部部长给省委书记打了电话，省委书记回答说，农民搞活经济的劲头我们不能打压嘛，那条街的名字，我看，还是各叫各的吧。
我们一听说地质队要打官司，就转了风向，笑话我们乡不自量力——人家可是国家直属单位！你胳膊能扭过大腿？有人甚至骂我们乡是夹人家碗里的肉呢！但这个结果让我们的头顶一轻，大片的光照进来：原来压在头顶的这块儿东西真能掀开！不由得腰杆儿挺直，扬眉吐气起来，还上去把这东西踩了一脚——原来是纸糊的！是“小心头顶”这句话让它坚如磐石！于是，见了单位的人待理不理起来，等单位的人笑着先开了口，才当刚看见，赶紧以礼相待，内心却嗤一声笑。
但是，这头顶一轻，就有跃跃欲试的冲动。这不，没过几天，我们乡政府就笑不出来了——我们乡靠近市区的光明大队也要在街边儿搞一个农贸市场。本来，光明大队以为乡政府要把乡农贸市场建在自己的地片儿上，不想，却建在了另一个大队的地片儿上，就因为乡书记和那个大队书记的老婆不清不白。地质队的落败让光明大队书记眼前一亮，蹦出了这主意，还要自己大队所在的那段街叫光明农贸街！乡政府立马去阻止，光明大队书记就说，现在提倡搞活经济，我们建农贸市场有什么不对的？乡政府说，农贸市场可以建，但不能给街道乱起名字！光明大队书记说，我们只是叫我们这段街为光明农贸街嘛。乡政府说，这也不行。两家顶了牛。大队书记被免职，全大队的人一鼓噪，只得又让他官复原职。两家到市政府评理。市政府说，只要能搞活经济，怎么都行。
这下好了，别的大队一窝蜂跟进，离我们街道万儿八千里的，也硬挤进来要建农贸市场，按自己大队的名字叫什么什么农贸街，反正那时流行“一搞市场就灵”。没等街道的路灯安装好，各大队开始争抢地段，连哄带骗外加横，一时间街两边的门店狼烟四起。我们这些街边村给欺负恼了，一起嚷：街从我们村通过，自己为什么不能建农贸市场，用自己村子的名字叫我们村的这段街呢？你们大队、乡能搞活经济，我们村就不能？于是，几个村子的街面谁也不给，自己集资建农贸市场，用自己的村名叫自己村的这一段街。一时间整条街建成十多个农贸市场，省电视台来报道宣传，说，一条街能有这么多农贸市场，这么多街名，真是新时代才有的新气象。地质队却咧着嘴笑：多贱的一条街。
没过三年，所有的农贸市场塌火了，但街名却继续乱下去。听说一个来我们这里投靠叔叔的小伙子，记住了叔叔告诉他的街名，却忘了叔叔的电话，只得打听叫这个名字的街在哪儿。有的说，在这里，有的说，在那里，有的说，市里就没有这么一条街。他困在市里三年，什么活儿都干过，甚至要过饭。一天，他跟着伙伴去给一家人家装修，和叔叔碰了个正着！
这乱象让一些人无法忍受，比来比去，觉得还是叫地质街体面，也不管地质队答应不答应，叫这条街地质街。地质队来了气，在电视上连着通知了一个月，说，谁叫这条街地质街，就和谁打官司！结果，叫地质街的人更多了。地质队只得停了通知，抓住哪个叫的，就和人家打官司，反正它有的是闲时间，这就又给我们街整出个名字来——官司街。
一向对政府命名的街名敬而远之的我们，都伸长脖子盼着政府给我们街道命名。
不声不响地，一个叫五原街派出所的派出所进驻我们街。有好事的去一打听，才知道，这是派驻我们街的派出所！就是说，政府给我们街起了个五原街的名字！我们气不打一处来，因为五原县离我们有三百里地，我们这地方的鸟和他们那地方的鸟都没来往，政府怎么能让肥水流入外人田呀！当然，没人这么叫我们街了。政府就把它写在证件上、门牌上，硬塞给我们。这个名字就狐假虎威起来，不自量力爬在了店牌子上，让别的名字一脚就踹了下来，再不敢妄动了。
我们不知不觉地就认命了，习惯了这种乱哄哄。有人还把我们街所有的名字编成成了顺口溜，连我们市最偏远小村的孩子都会说。年久日深，顺口溜我只记得开头了——地质街杠农贸街，杠出一窝街名来……汽车站搬到我们街时，有两年都叫我们街汽车站街，可是，仿佛一夜间，又乱叫开了我们街。我现在想，可能人们希望有这么一个能乱叫的地方吧？就如同城市再整洁，不拘哪个旮旯，是人乱撒尿的地方。
不知过了多少年，我们惊觉，在我们街众多的名字中，乌门街盖住了别的街名。不知道哪个本地人说：这真是耻辱！和自家里跑出一双外人的鞋来不是一样！一下子，本地人才感到了耻辱，追究我们街怎么会冒出这么一个名字来。
老早以前就有乌门人来我们这里，但牵牵连连地来，应该是张鞋匠开的头。虽然他早死了，但上了年纪的本地人都记得，他是包产到户第二年，就冲着我们这里饿不着人的大名来了，在我们村的路边摆了个修鞋摊子，晚上和光棍牛二睡在一起。当时我们谁也没把他的鞋摊放在眼里，叫他那台老掉牙的钉鞋机烂不了，叫他那只脚一踩上去就吱呀直响的脚踏是踹不死，叫他那只乒乒乒地被掀开、关上，盖子总是似坠非坠，但碎布头、碎皮子总是取之不尽的大木头箱子为掏不尽——谁也没见他去哪进过货。他长着猪尿泡眼，不论大人小孩，见了他就打趣，眼咋肿成这样？是不是又梦见谁烂了鞋头、磨损了后跟？因为他就会给鞋补个补丁、钉个鞋掌，但他一律谦卑地呵呵一笑。可是，第二年，他的老婆孩子来了不说，三个小舅子也来了。又过一年，他们都买了房子不说，兄弟、叔伯、表兄弟们也来了，打短工的打短工，修自行车的修自行车，摆地摊的摆地摊，给单位掏厕所的掏厕所……就是说，我们本地人不屑于干的营生他们都干，所以，连我们这里的乞丐都笑话人：你咋和个乌门人一样下三滥！可一年过年时，我们发现，他们穿得比我们还体面，就不舒服起来，留心一看，我们街好的门店、住家，悄没声地就变成了他们的！再仔细观察，他们七大姑八大姨都来了，在我们街盘根错节了，早成了我们街各行各业的主力军，也可以说，我们街各行各业是他们带动起来的！但那时我们还没觉得耻辱。
再一细究，我们街的乌门人是分成两拨的，另一拨是李铁拐带来的，只是不多，被张鞋匠这一拨盖住了。
李铁拐没包产到户就来了我们这里，爆玉米花为生。我就是在他爆玉米花的砰砰声和扑鼻的炒香中长大的。他说这是祖传的，我们无从考证，但爆豆机没有二百年的烟熏火燎黑不成这样，没有二百岁不会摇头耷脑的。我们老以为这一次呯的一声，它就四分五裂了，但香烟散尽，它好好的。每爆一次，还没等香烟散去，我们这些半大娃就争抢那些从那条用布和自行车内胎千补万缝，足有一丈长的铁丝网兜里逃出的玉米花；围观的大人左一把右一把地从网兜里抓来吃。李铁拐就去我们村和邻村中间的路边，用四处拣来的烂土坯、烂椽子垒了个茅庵，在茅庵前架起了爆豆机。看一会儿李铁拐爆玉米花，和他打一会儿塌嘴，成了路上路下的人一个习惯，也方便了半大娃从家里偷来玉米解馋。
有唯恐天下无事的人，挑拨过两伙乌门人，但他们直到现在也相安无事，这大概与张鞋匠与李铁拐交情颇深有关吧,。好多人以为他们是相跟着来到我们这里的，事实上，张鞋匠来了这里，两人才认识。
进一步考证，是当时全市掀起的建筑热成全了乌门人。那时，哪个乌门人刚来了，大都当小工。稍有发展，就包工。所以，谁要是盖房子或者找小工，自然就想到了乌门人，就冲我们街来了。不知不觉地，我们街就多了一个名字——乌门街。
我们街确实被乌门人鹊巢鸠占了。愤怒的声音越来越响，就有人提出，把乌门人赶走，就有人反对：你以为这是解放前？能让政府阻止人们不再叫我们街乌门街就不错了！果然，市政府哂笑着说，什么时候了，你们街还在这个问题上纠缠？你们想，政府那时不管这种事，现在还会管吗？我们一听，天塌了似的——在我们的潜意识里，政府是本地人的政府嘛。
别看我们平时揶揄政府，一有事还是去找政府。就如同我们平时老拿街上的神倌冯三开涮，但真有了医院看不了的病，还是去让冯三看一样。不同的是，在以前，政府放了话，我们有万般的委屈，也就作罢了，现在却怎么也不甘心，交头接耳了几天，铁公鸡似的我们，竟然凑集起一笔钱来，选出一个能说会道的人，找到电视台，又是请客又是送礼，要电视台播放一个通知，不准人叫我们街乌门街。这个通知的威力是那个大红印章。显然，盖章的时候搓动了，章上面的字看不清，但都认为是市政府的章。全城人吃了一惊：政府怎么会为一条街的名字动真格的？一时间我们街别的名字被从笼子里放了出来，踩踏着乌门人撒欢。
乌门人在通知播放了二十五天时搞清楚了，那个大红印章是市作协的！就浩浩荡荡地开进电视台讨说法。电视台把那张通知书拿给乌门人看，说，通知书就是这样的，我们是照着读的。我们看不清大红印章上的字，就没读上面的字嘛。有个乌门人说，你们就不能去证实一下再播放？电视台说，我们哪有那时间，人家送来什么我们就播什么。一位老乡就揶揄他：电视台在你眼里咋还像老师在小学生的眼里呢？真是的！那乌门人一想，也是，就和大家一起，又浩浩荡荡地开向市作协，不想，市作协的走廊早成了黄土窝，一踩一个脚印，哪有人！
扬眉吐气的乌门人，把我们街最大的饭店包了三天，流水待客。特意从老家把二人台搬来助兴。二人台的丝弦声、扯断了脖子似的唱声、不时爆发的哄堂大笑声、弥漫在街上的酒席味，这些我们都忍了。把还健在的李铁拐摆在正席，尊为乌门街的始祖之一，我们也忍了。当他们要在街头给张鞋匠塑像，在塑像基座上写明他是乌门街的始祖时，我们不忍了，嚷嚷着要采取行动。乌门人这才想起这条街在什么地方，攒在一起交头接耳地猜测我们会怎么他们？会不会将他们光身子轰走？有勇悍的就说，要是那样，咱和他们鱼死网破！
乌门人动用门路去市政府探口风。市政府说，什么年代了，哪会有这种事！乌门人虽然吃了定心丸，但青壮年还是组成了互救队，分成组在乌门人聚居的地段晃悠；谁离开我们街，一定得有人结伴，二十分钟通报一次情况；学生更不准单独行动，上下学总有大人接送。
乌门人最终还是去五原街派出所报案。乌门人本来就能把活人说死，选出来报案的人更是能把死人说活，派出所听得汗流满面：原来咱脚下埋着定时炸弹！立马侦查，带回几个可疑的本地人来盘问。几个本地人莫名其妙。派出所的人说你们别装了，不要犯傻，就把乌门人的话说给本地人听。几个本地人这才知道为什么乌门人处处戒备本地人了，都赌咒发誓没有什么阴谋。派出所这才发觉自己太紧张了，慢慢盘问别的本地人，也都莫名其妙，就把乌门人的几个头儿叫来，告诉他们不要自己吓自己，现在是共产党的天下，哪还会有驱逐外地人的事！
但乌门人老觉得本地人中藏着个大阴谋，本地人之间的一言一笑都在打暗语。派出所里都是本地人，自然指靠不上，就自己想办法弄证据：收买我们中不坚定的；要孩子套问自己的本地同学；风骚的乌门女人还施展了美人计，但都一无所获，更证明这个阴谋藏得深，证明在这件事上本地人是众志成城的！这种知道定时炸弹就在船上，可就是查不出来，也不知道它什么时候爆炸的折磨，使得一些乌门人偷偷地搬离了我们街，甚至去了别的城市。
李铁拐召集乌门人说，不要再自己吓自己了，现在是共产党的天下！大伙聚在一起才有力量，流散了，一个个还不是异乡孤人？要知道我们乌门人的名声在外面臭着呢！聚在这里，只要拧成一股绳，本地人包围着我们又能怎么样呢？反正我们干什么的都有，内部互通有无，就是一个小社会，不和本地人接触也能生活。
乌门人听了李铁拐的话，自成一体，生活习俗一直还是老家那一套。那些搬走的乌门人又搬了回来。不时有新的乌门人搬来。
我们的生活却越来越乱：嫖的嫖赌得赌吸毒的吸毒离婚的离婚包二奶的包二奶通奸的通奸……用老年人的话说，现在的人没了怕惧，想怎样就怎样。别的街上的人都讥讽我们：你们的生活花样真是和你们的街名一样层出不穷！
现在我反省，我们把生活过成那样，源于我们在街名斗争中的失败，从那以后，全市的人不把我们放在眼里，什么猫儿街的人、狗儿街的人，想怎么叫我们就怎么叫。我们自暴自弃起来，也就跟着胡乱叫我们街。倒是乌门人坚定地叫我们街乌门街，这让我们很恼火，越发支持人们乱叫我们街，一副“我得不到你也别想得到”的德性，害苦了外来的人不说，让我们市无形中扩大了一倍多，人口自然也就多出一倍来。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市也躁动着一股勃然之气，我们都强烈地感到要发生什么，张望着。一天，我们这以平房为主的城市，市中心隆起几栋十几层楼来，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一栋比一栋高。一条条百年老街、一座座百年四合院、一棵棵百年老树，都垃圾一样被运渣车丢到了郊外。
我们愣怔了一两年才明白，要发生的事就是城市要脱胎换骨！都激动地望着渐渐逼近的楼山嚷：赶紧来拆这条破街吧！仿佛我们街见不得人的事在新时代被揭发了出来，谁嚷的声音高，谁就能撇清和它的关系似的，又仿佛都受了它的憋屈，谁嚷得高，谁受得憋屈就大似的。就有人买了楼房搬走了，把在我们街的房子租了出去。像头羊下了水，别的羊纷纷跟进一样，离开我们街成了我们街的人奋斗的目标。就是说，现在变成了谁离开得越早，越能证明自己受的憋屈大！于是，加班加点、节衣缩食是小意思，有的干脆贷款买房，你如果问他这是何苦呢？被债务压得喘不过气来，他会白你一眼说，只要能离开那条街，受什么苦都愿意！有的更决绝，把在我们街的房子卖掉，先到别的地方租房子住着。
说来也奇怪，谁都是一住进我们街，就对它满是怨恨，一说开它的不是来就滔滔不绝，所以，我们街的人给儿女成家，绝不在我们街置备房子，都说，哪能再让儿孙继续在这里受憋屈？如果谁要说，你们街怎么怎么好，得，他一定拍马屁拍在了马胯上，听的人会一仄脑袋，鼻孔里嗤一声，说，你知道甚了！有奈何谁在这里生活了！
在这场搬离的大比赛中，乌门人又给了我们一个响亮的耳光：他们几乎把一个小区的楼房都买下了，择定吉日，一起搬家：几十辆搬家车在我们街上轰隆隆了三天，最后，家家户户一起点燃鞭炮，在硝烟弥漫中大笑着离开。第二天，面对着近二百间铁将军把门的空屋，和屋前的一片狼藉，我们黯然沉默了。从此，我们街没了声音，都悄无声息地加快离开的步伐。等磨盘大的白森森的拆字爬上我们街的墙壁，整条街几乎都是来自五湖四海的租房客。
街坊们搬离时，嚷得一个比一个高：不再回来！心里都明白，是不再见街坊的意思。但是，都在一个二十万人口的小城里，一个不小心就碰上了，宛如正风光起来了，有人提起了你以前的囧事，真是败兴。这么两次后，我一上街就暗自留心——几十年的街坊了，远远地瞥一眼就能从人流里认出来，就赶紧拐个弯儿绕开，或者装作看街边的广告牌、促销歌舞会，让人家从身边过去。但还是有一抬头碰个正着的时候。如果碰上的是本地街坊，打个招呼就各走各的；如果碰上的是乌门街坊，一低头就走过去了；如果碰上的是地质队的，还照以前那样，谁也不看谁就过去了。这以后的一小时内，我的心会吃力地跳动，人阴沉不语。
终于传来了我们街被拆掉的消息。我没有像曾经嚷嚷的那样放炮庆贺，倒是一种无家可归的惶恐越来越强烈，产生了想和以前的街坊攒在一起的冲动。当我再遇到本地街坊时，由不住热情地迎住他。不想，他也是这样的。我们的双手握在一起，互相伤感地告知，咱那条街拆了！拉呱一通我们街的人和事后才分手，互相告知现在在哪住着；碰上乌门街坊，不由得觑着对方，当发现他也觑着我，就不自然地笑着伸过手去，握在一起，互相问候现在在哪住着，然后难过地互相告知，咱那条街拆了！互相唏嘘一番才告别；碰上地质队的，我本是要像以前那样头不动、眼不转地走过去的，却觉察到他在有话要说地觑我，不由得也觑他，两人都尴尬地笑着伸出手握了，问候完后，也是互相告知，咱那条街拆了！他就会详细地告诉我拆的过程，特别是拆我们家的那段，我仿佛看见我们家的老屋被兜头一铲，刨得五脏六腑直流！分手时我告知他我现在在哪住着。
我挤出时间，骑着电动车，二十分钟就到了我们街。宽阔的街道两边高楼林立，枝型路灯高大气派。如果不是立在街口的不锈钢街牌上写着“五原街”，我不相信这就是以前我们街在的地方！我以直觉的距离，找到了我们家在的地方——一座十六层楼下面的两家门店，一家卖面筋，一家理发。店主人都用看人民币的眼光看着我，我逃一样地离开。我看见了地质队！它那五十年代的楼房，被高大的新楼像老虎钳一样夹着，分明是个钉子户嘛，怪不得地质队的街坊也要和我握手！心里不由得骂：这才承认和我们是街坊了？原来，在我们和乌门人的街名大战中，地质队把自己定位成看热闹的外人。见我们斗得不厉害了，就煽风点火一番，让我们再斗起来。
我转了一圈儿，停在公交站的站牌前，问攒着的一群人，这条街叫什么名字？他们都冷淡地看一眼我这外来人，提示似的瞥一眼站牌，不再理我。有个女孩脸嫩，看着前面说，五原街。我又问从公交车上下来的人，这条街叫什么？都诧异地看我一眼，有的就说，五原街。我又问街两面的门店，这条街叫什么名字，都说，五原街。我试着说出我们街以前的那些名字，都漠然摇头说没听说过。
我站在街牌下，打量着五原街三个字，知道，我们街能留下的就是它了，拍拍它离去。没走多远，我知道，它也不是我们街的了，政府把它给了另一条街！
一天，我被拉进一个叫咱那条街的微信群，里面都是我们街的街坊，乌门人、本地人、地质队，一个不落。因为人多，另起一群，让子侄辈们呆在那里。两个群的人互相串门，就像以前一撇腿就去了隔墙家。就是说，我们街的全班人马，在“咱那条街”里聚全了！就是说，我们街在消失后，才有了一个公认的街名——咱那条街！这和说“咱那个家”不是一个味儿？！我不由得问，谁给群起了这么一个名字？都说是群主。我问群主怎么想起这么一个名字的？他说他也没想，这名字就蹦到了脑子里。我忽然想起我和那些街坊碰面了，都称呼我们街为咱那条街，不也是脱口而出？
这个群真是热闹，我吃饭的筷子常常拿起、放下，惹得妻子直骂，急了就干脆冲群里喊：你们能不能消停一会儿，让他把饭咽完？哪个人的囧事不小心就被晒在了群里，在打闹逗趣中演绎成了喜剧。那些陈年旧账也被晒出来，在你一言我一语的劝解中，当事人也如同从舞台上下来的演员，互相在打趣中检点各自在台上的表演那样，错的地方真诚道歉，对的地方继续保持，多年的疙瘩就这么化解了。就是本地人的“阴谋”这么大的话题，也在这种气氛和心情里澄清了，本地人和乌门人之间的隔彻底消失了。我们告诉乌门人，我们是这么嚷嚷过，但马上作鸟兽散了。很简单，做这件事得齐心协力，还得有个出众的人来领导，这两样我们都没有。乌门人告诉我们，这“阴谋”久久地笼罩着他们，是因为他们是外来人的缘故，不管怎么发达，也是在人家的地盘上。李铁拐的长子李虎，代表乌门人，就乌门人的暴发户行径，真诚地向本地人道歉。我代表本地人，真诚地就我们的眼红嫉妒，向乌门人道歉。至于地质队的街坊，早没了一点架子，和我们胡吼乱叫。
父母去世后，那些曾经打闹不休，都恨自己怎么遭遇上这样的父母、这样的姊妹的姊妹们，一下子却凝聚在了一起，互相找到了家的感觉——在我们街消失后，我们不由得聚在微信群里，不也是这样？现在，谁家有个大事小事，一定是全群人的事，谁家的红白喜宴更是一家不落，都到。
一次红事宴上，李虎喝多了，流着泪说，我们是这座城市最后一代街坊了，要珍惜！我安慰他说，在现实中我们已经不是街坊，因为我们的街没有了，但在微信里，我们这街坊会一代一代地做下去，你不见我们的儿孙现在也因为“咱那条街”亲得不行？不见我们要办第三个“咱那条街”微信群了？他听了，和我一起含泪笑起来。我又说，为了凝聚人心，让我们的子孙一代一代地做好街坊，我建议，我们一起给我们满八十岁的老人集体过寿，这个传统一直传下去。大家都说好，干了一杯。又有人提议，我们干脆排个字辈，让子孙们尊大识小，这样能源远流长。大家又说好，再干一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