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限定范围谈房价涨跌，都是扯小鸡鸡。
先说结论：刚需或投资，一二线城市，资金充足有名额，果断买！
我们总会被各种绣花拳政策乱眼，而忽略了事物的本质。
许多结果，从开始就已注定，中途的革新不从根源抓起，结局自然隔靴搔痒。
曾经得到一句箴言，便以为能打遍天下，经历一路跌打滚伤，才渐渐明白自己的浅薄和无知。
记得那句箴言这样说的：
不要看一个人说什么，看他做什么。
当时不经世事，自我感觉十分受益，直到进入社会才发现世界的复杂性。
那句箴言也不再受用，坎坷一路，我为自己总结出了一句“箴言”，以便应对这如此复杂而又无人指点一二的世界。
那句“箴言”是这样总结的：
只看利益，不看纷争。
这像从终点望穿起点，中间碍眼的是是非非，也就烟消云散。
我们不知道事物之间的厉害关系，他们说的话，做的事，或许一致或许不一，我们很难从有限的精力与信息中，得出有效的结论。
但如果我们知道他们之间的利益分配，也就更能理解中间的你来我去，不再深陷于细节而无法自拔。
所以，房价上涨，要从土地根源，即94年分税制改革说起。
当时，中央贫，地方富，局面十分不利，财政大权不回收，整个国家极可能走向瓦解。
危难之际，朱先生带领60多人的大队人马，飞遍17个省、市、自治区，与地方谈判，最终相互妥协，推出分税制方案。
分税制方案就是：中央收回财政大权，与地方分成七三开。
然而，谈判必然讨价还价，交换各自的筹码，中央税收占大头，地方从何处补益？
于是，城市土地使用税、不动产税（日后土地财政的税收来源）被划归地方税种，便成为交换分税制的筹码。
多年后，朱先生在清华说道：我们制定了一个错误的政策，就是房地产的钱，都收给地方政府，而且不纳入预算，这不得了。这个钱就是搜刮民膏，所以把地价抬得那么高。这个绝对不是分税制的错误。地方没少收钱。”
一方面，警告地方要收敛，另一方面，也坦诚房地产全权交于地方，助推了房价上涨。
这里没有对错。
没有分税制改革，国家就不能走向安稳，没有土地财政，城市基建不可能快速铺开。
一条条地铁高铁铺建开来，城市快速发展，国家走向富强，一切都似乎在说明一件事：或许，我们所做的改革是当时局势下的最优解，至少不错。
简言之，94年分税制开始，产生的土地财政，是中央与地方博弈的产物。而历史也似乎在证明，这些选择没有错。
理清利益分配，我们再回到未来房产投资上，从最严限购令开始，到最近的租购同权，表面上一“堵”一“疏”，理论上天作之合，但实际实施下去，极有可能走形。
因为利益分配不变，只会陷入“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俗套。
16年底，中央限购政策接踵而至，尤其强调地方增加土地供应，解决市场供需失衡，为不少人吃了定心丸。
但以我所熟悉的郑州为例，仅从房产商营销策略来讲，限购期间，房产商资金紧张，但一定是先释放偏远楼盘，以缓燃眉之急，黄金地段则要等到限购解除，再待价而沽。
于是，17年上半年，中牟荥阳等偏远楼盘相继开盘，而市区楼盘则鸦雀无声。
压箱底之所以为压箱底，是先动完箱底上的，才会动箱底下的。
同理可以推出，中央加大供应土地的政策，初心是好的，但到执行阶段，地方极有可能使用房产商的手法：限购期间，按政策要求，先增加偏远地区土地供应；限购解除，抛出黄金地段的土地，坐收高价。
而这，并不违背政策供应土地的指标。
可以想象，租购同权的实施，又有多大的斡旋空间。
限购政策，其实大家心照不宣，一方面，挤出炒房客，压制房价；一方面，锁死房市资金，防止外流，导致房价断崖式暴跌。
真正用行政手段解决，是难之又难。限购政策的目的，更多是为其他解决方法的实施争取时间。
这就又回到之前的问题，利益分配不解决，房价问题，蜀道难。
假设我们保持乐观的心态，租购同权政策能贯彻实施，那就又回到高考扩招的时代，租房和买房的区别在哪？
无外乎，普通院校与名校的区别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