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广州民国日报》“副刊”与广州革命文学倡导

       《广州民国日报》创刊于1923年6月，由国民党员吴荣新等集资自办，在《新民国报》的基础上改组而成，孙仲瑛任社长兼编辑主任，叶健夫任营业部主任，编辑有吴荣新、甘乃光、汤澄波、黄鸣一等，其“言论政治态度，均拥护国民党孙中山国民革命的主张”。[1]该报创办之初设有《消夏》、《明珠》、《演戏》等副刊，性质以娱乐、消闲为旨趣，刊载的作品多是民国旧派文艺。1924年1月，吴永生接替孙仲瑛编辑主任之职，“增聘政界、军界、学工商界专访人员”，[2]5月开辟的副刊《文艺丛刊》始显出新气象，但发表的文艺作品仍是甘乃光、苏曼殊等人的旧诗文。6月23日，吴荣新辞去，由陈雁声接充其职位，增辟颇具新文化性质的副刊《民国曙光》，目的在打击和消除广州旧文化和黄色文化，推动广州革命文化的传播与发展。7月15日，该报由国民党广州特别市党部接办，8月1日《民国曙光》改版成《学汇》，开始注重革命学术和革命思想的宣传，并不断转载上海《民国日报》上倡导革命文学的理论文章，成为《广州民国日报》倡导革命文学的先声。10月27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将该报收归于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主办，并改为国民党中央党部机关报，由陈秋霖主持，1925年8月，陈秋霖遇害，由陈浮木接任主编。期间，广州革命文化界在《广州民国日报》上先后创办《文学周刊》、《批判与创作》等革命性质的副刊，积极倡导革命文学，发表革命文学作品，使在上海兴起的革命文学运动最终闯进广州。1926年春，随着革命气氛日益高涨，革命青年个人问题与革命之间产生的冲突成为社会关注焦点。4月22日，《批评与创作》改为《新时代》后，加大了对青年问题尤其是青年的恋爱与革命问题的讨论，促使《新时代》上革命文学色彩逐渐加强，出现了革命文学创作热潮。1926年冬至1927年春，甘乃光担任《广州民国日报》社长，开辟《现代青年》副刊，先后由余鸣銮和李焰生担任主编。一方面因受到北伐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国民党“整理党务案”的作用，《现代青年》上革命文学色彩日趋浓厚，继《新时代》后再次出现革命文学创造热潮。国民党清党之后，该报由陈浮木接管，《现代青年》由姚宝猷主编，出至122期后重新由余鸣銮主编。此后，《现代青年》上发表的文学作品“革命”色彩锐减，至1928年9月10日改名为《晨钟》副刊。

       第一节  《广州民国日报》副刊的革命文学呼唤

       革命文化进入广州之前，由于军阀长期盘踞，广州社会污秽不堪，形成重趣味、好滑稽、嗜黄色的地域文化风尚。《广州民国日报》出版的《消夏》、《快乐世界》和之后经改版推出的《小说之部》、《小说世界》等副刊，都以趣味和消闲为宗旨，多刊载鸳鸯蝴蝶派小说等民国旧派文艺，供人以娱乐和消遣。广州革命文化界为打击和消除广州的旧文化、黄色文化，推动广州革命文化的传播与发展，于1924年6月在《广州民国日报》上开辟了《民国曙光》副刊。《民国曙光》是《广州民国日报》上第一个具有新文化性质的副刊，其内容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文学，“包括人生观、家庭问题、社会研究等”，另一类是常识，“包括卫生、经济、教育、科学、艺术、杂录等”。[3]但从内容设置来看，《民国曙光》还是脱不了广州旧报纸“重趣味”的旧习气，刊发如相眼新法、相足新法、复仇新法、海外婚俗谈、驱蚊趣事说、滑稽消暑法、新谜语等文章和栏目，宣传“有趣”但“低俗”的知识，以满足广州读者重趣味、爱滑稽、喜笑话的口味。《民国曙光》上的文学则完全成了报屁股，发表的大多是游戏性质的旧诗文，如春声的《并无其事》虽说是白话诗，但纯属笔墨游戏；花田侣侬的《披襟小记》、徐洞天的《暑天妄想錄》、悲潮的《灵丝嫋嫋錄》和崧的旧体诗《快人快事》等都是毫无新气的旧文艺。更甚之，《民国曙光》用去近三分之二的版面继续刊载鸳鸯蝴蝶派小说等民国旧派文艺。

       广州革命文化界试图创办《民国曙光》来宣传革命文化，促进广州革命文化发展的希望是落空了，虽然有读者说“《民国曙光》，内容五光十色，异常丰富，看了两天平添十分兴趣，什么赌博也不思想去了”，但我们也可以看出这一类读者是抱着“以看看报纸，也可消遣”[4]为目的。《民国曙光》并没有能够呈现出鲜明、活泼的革命文化气象，因此创刊仅两个月光景便停刊了。究其原因，无非是广州旧文化和地域文化所造成的。朴生在致《民国曙光》主编雁声的信中认为，《民国曙光》“若就现状而言，只供消遣而已”，[5]并建议雁声邀请广东大学师生为《民国曙光》撰稿，以改变《民国曙光》的旧文化气息。雁声在回信中也明确表示改革《民国曙光》的决心，但也指出“唯广州报界环境恶劣，对于改造一问题，其困难地方甚多”。[6]

       1924年8月1日，广州革命文化界鉴于《民国曙光》“内容杂以游戏之作品实既与名不称”，“特辟《学汇》一栏”。[7]《学汇》比《民国曙光》更富有革命气息，比较注重革命学术和革命思想的宣传，“既发表国民党领袖孙中山、汪精卫等人的革命学术，也刊发恽代英、萧楚女等共产党人的革命宣传，成为国共两党宣传革命思想的阵地”。[8]文学方面，《学汇》则一去广州旧报纸的习气，不再刊登广州旧文艺和民国旧派小说，而发表新文学作品，其中既有广东文学青年自己的创作，也有北京、上海等地新文学作家的作品，并且发表了栩园的《神经病》、金星的《壮烈》等以辛亥革命为背景、富有革命气息的小说。《学汇》对革命学术和革命思想的宣传，引起了广州革命文化界高度关注，很多青年希望《学汇》能像《广州民国日报》一样，负起“指导舆论纠正舆论”的任务，多描写“社会全部或一部之不满与足满”和“淫恶者或奸盗者”的“不良点”，[9]并表示了对《学汇》未来的信心和期许，认为《学汇》“将来断不至于夭折，或者还能够得到最后的胜利，从此长生不死，万寿无疆”，期望它能“成为广州学术的总汇”，乃至“成为全国学术的总汇”。[10]他们把在“乌天黑地不知什么唤作文化的广州新闻界诞生”的《学汇》比作是“泥中孤莲”、“天使的琴音”，希望它在“污秽的地狱里”放出一丝“微弱的曙光”，[11]“负着光与爱的使命，点醒人世间的寂静”。[12]

       1924年9月17日，《学汇》主编陈孚木发表《对于学汇的希望》，认为《学汇》是国民党公开的机关报，希望它的内容“能侧重于革命的精神”。他在文中批评了“五四”新文学中“恋爱的新诗，婚姻的小说，风凉的哲学”是“离了实际”，与“无病呻吟，谈情说月”的作品没什么分别，“恐怕要比旧文学还腐败”，希望《学汇》能够“多贡献解决民生问题的材料”，“多登载为弱小民族鸣不平的作品”，“多作‘慷慨悲歌’鼓舞国民革命勇气的文字”。[13]从《学汇》及其以后的《文学周刊》、《批评与创作》等副刊对革命文学倡导和发表革命文学作品的情况看，孚木的这篇文章可能是点燃《广州民国日报》倡导革命文学的“导火索”。1924年10月，《学汇》便开始转向革命文学倡导，先后转载了上海《民国日报·觉悟》副刊上许金元的《革命文学运动》、金枝的《非战文学的原理与革命》和沈泽民的《文学与革命的文学》等三篇倡导革命文学的文章，以期推动广州革命文学的发展。1924年10月1日，《学汇》首先转载许金元的《革命文学运动》。许金元在文中批评了那些吟唱“风月爱人”的“靡靡之音”文学，认为这种文学在“两重压迫”环境之下的中国，是决不需要的”，它“只能使人们颓丧、无聊、消极、自杀……”，而我们中国所最需要的，是能够“挽救民族危险而鼓舞国民性”的革命文学，并号召文学界来提倡宣传革命文学，以改变“弥漫着靡靡文学的气焰”的国内文坛。10月4日，《学汇》刊载了金枝的《非战文学的原理与革命》。金枝指出战争在今日的中国是不可避免的，在文学方面“非战思想的文学极少也应该跟着国家所处的境遇而明白地定个界限，看清楚战争的目标”，由此将会产生两种文学：“一种非难不义之战的，一种鼓吹革命战争的”，即“非战文学”不仅应该非义战争，替人民诉苦，更应该“指示人民以鉴别战争的方向，须以反抗不义战争的力量，培养真正战争的勇气”，否则“非战文学”恐将成为“颓唐主义文学”，“失却了反抗精神与革命精神的色彩”。11月4日，《学汇》又转载了沈泽民的《文学与革命的文学》，继续在《广州民国日报》上倡导革命文学。沈泽民在该文中强调了革命意识与革命文学的关系，革命的实际生活经验对革命文学创作的意义，明确指出“诗人若不是一个革命家，他决不能凭空创造出革命的文学来。诗人若单是一个有革命思想的人，他亦不能创造革命的文学。因为无论我们怎样夸称天才的创造力，文学始终只是生活的反映。革命的文学家若不曾亲身参加过工人罢工的运动，若不曾亲自尝过牢狱的滋味，亲自受过官厅的迫逐，不曾和满身泥污的工人或普通农人同睡过一间小屋子，同做过吃力的工作，同受过雇主和工头的鞭打，他决不能了解无产阶级的每一种潜在的情绪，决不配创造革命的文学。”

       《学汇》在发出这几声革命文学呼唤后，并没有能得到广州文学界的呼应，此后再没有出现革命文学倡导的文章或革命文学作品。究其原因可能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这时候的广州革命气氛还不够浓厚，广州的青年还处在“五四”新文学的旧梦中；另一方面是《学汇》太过偏重于“学理”，介绍和贡献给读者的大多是近于专门的学术，为读者所不能接受，从而遭到冷落。编者在改版“小言”中就说，“在今日中国社会里头，灌输常识，尤为重要”，希望多贡献给读者“发人深省的‘文艺’，增进人们的‘常识’，激奋颓废精神的‘革命论’，世界新近的‘学说’”[14]等“普通浅近”的学说和知识，这使《学汇》变得过于“浅近”和“常识”化，革命气息和文学气息锐减。缺乏活力、生动气象的《学汇》还被缩减版面，由原来的整版改为半版，另外半个版面被商业广告占据。1924年12月9日，《广州民国日报》因刊载党务消息的需要，把《学汇》一栏改为《党声》，多载党务事情。

       《学汇》停刊后不久，“文学周刊社”在《广州民国日报》上开辟了《文学周刊》副刊。这是一个纯文学刊物，主要发表甄陶、柏生、镜人、甘乃光等革命青年的文学理论文章和文学作品，倡导革命文学，旨在推动广州革命文学的发展。1925年3月24日，《文学周刊》第五期“悼念孙中山”特号上，发表了杜喆全的《孙中山先生与文学思想》。该文称“现代文学，是什么文学呢？就是革命的文学”，主张“以时代为文学的背景”，并认为只有“以孙先生的思想做文学的思想，以文学做革命宣传像孙先生的，‘精诚无间，百折不回’，这才合乎时代的需要”。杜喆全不仅认为革命文学应该宣传革命主义，而且已经明确指出这种主义就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他说：“在文学思想里面所蕴藏的民生主义──如反对资本主义制度，阶级制度，描写社会的腐败，也不知多少了！”“我们想免除这两个大患（帝国主义和军阀压迫）”，“非把先生所提倡之民族与民权主义实行国民革命不可，我们研究文学者，也自然要向着这条路走，提倡革命文学以鼓舞国人的爱国心”。显然，杜喆全提倡革命文学是出于政治的目的，希望文学能成为革命的“先锋”，以文学促进国民革命的发展。

        此外，柏生等人还在《文学周刊》发表《致甄陶论无生命的文学》等文，反击郑振铎对“批判某种主义”的文学批判，提出自己的“革命文学”观念，倡导革命文学。遗憾的是，由于资料的缺失，我们不能看到“文学周刊社”更具体的面貌，但从杜喆全、柏生等的革命文学倡导文章可知：一是在1925年初，广州革命文学运动已经出现，“文学周刊社”可能就是最早的实践者，该社的甄陶、镜人等作者还创作了《石达开之文学》、《中国》（戏剧）等具有革命精神的作品；二是广州革命文学运动已经培养了自己的自觉从事革命文学创作的文学青年，且他们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为思想宣传宗旨。

       随着《学汇》、《文学周刊》等对革命文学的倡导，《广州民国日报》上的革命文学创作也有了初步成果。1925年8月，《广州民国日报》重新调整副刊，推出《自由评论》、《小广州》、《碎趣》等文艺副刊，并于12月2日创办《批评与创作》副刊。《批评与创作》开始发表广州革命青年的革命文学作品，创刊之初便特别登出“对于文学有询问或讨论的均在此栏答复”[15]的标语，希望能在新文学和革命文学上有所建树。该刊发表的文学作品，一方面是描写工人、士兵等下层人民的凄惨生活，如KO的《与两个工人的谈话》，李永秾的《一个车夫》，李焕生《人命的价值》和陈癡虎的《一个士兵的来信》等；另一方面是反映广州革命斗争情况和表达革命热情的革命诗歌，如学时的《祝雷属革命胜利》，怡普的《感作》，毓刚的《三月十八的北京》，何约新的《努力革命》和《学潮》，黄剑芬的《枯骨—衰草》等。这些作品的作者多是国立广东大学和黄埔军校的文学青年，内容和形式都显得稚嫩，或是简单直白的描写，或是近乎“标语口号”式的呼喊，所以编者在“改革启事”中曾表示“甚盼短篇小说及各体诗歌”。[16]可见，广州文学界实在是创作者甚少，作品水平不高，但值得我们注意的并不是这些作品艺术水平的高低，而是《批评与创作》通过对这些革命文学作品的发表，反映了广州高涨的革命气氛和造就了广州的革命文学作家。

        至此，经过《学汇》、《文学周刊》和《批评与创作》等的革命文学倡导，使在上海兴起的革命文学运动最终冲破了广州旧文化和地域文化的的壁垒，闯入这个革命的“策源地”，在这座旧文化、黄色文化盘踞的城市站住了脚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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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梁群秋主编:《广州报业(1827-1990)》.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2年3月版.第103页.

[2] 同上.第104页.

[3] 《发刊启示》.《广州民国日报·民国曙光》.1924年6月30日.第1 号.

[4] 刘锺珦：《读了民国曙光以后的两个朋友》.《广州民国日报·民国曙光》.1924年7月10日.第9号.

[5] 《朴生致雁声信》.《广州民国日报·民国曙光》.1924年7月17日. 第10号.

[6] 《雁声回朴生信》.《广州民国日报·民国曙光》.1924年7月17日.第10号.

[7]《报章与社会》.《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8月1日.

[8] 王烨：《新文学与现代传媒》.上海：学林出版社.2008年11月版,第61页.

[9] 胡耐安：《学汇的新使命》.《广州民国日报·学汇》.1924年8月2日.

[10] 金庵：《学汇将来应该怎样》.《广州民国日报·学汇》.1924年8月8日.

[11] 金庵：《泥中孤莲》.《广州民国日报·学汇》.1924年8月8日.

[12] 金庵：《天使的琴音》.《广州民国日报·学汇》.1924年8月22日.

[13] 浮木：《对于学汇的希望》.《广州民国日报·学汇》.1924年9月17 日.

[14] 《小言》.《广州民国日报·学汇》.1924年10月27日.

[15] 《编辑室缀语》.《广州民国日报·批评与创作》.1925年12月2日.

[16] 《本栏启事》.《广州民国日报·批评与创作》.1926年4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