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国民党右派文学社团：革命文学社

       “中山舰事件”发生后，国民党在党内排挤共产党，国共合作开始走向分裂，国民党内部矛盾也日趋显露、左右派分流。当时，国民党中央政府已迁往武汉，左派人士多离粤赴汉，留粤的不多，而国民党右派在广州获得拥有军事、政治实权的李济深的支持。甘乃光、陈浮木等国民党左派人士在政治上经常受到右派的压迫，而不大得意。1926年9月，甘、陈二人“一面想争取广州的青年，作为他们的群众基础，一面也用以维系留在广州的左派同志，以便联络”，[1]领导组织了“左派同志社”。该社社员多是中山大学的学生，人数约四五十人。他们以国民党“左派”自居，拥护汪精卫，与国民党右派对立。因此，甘、陈二人起初在表面上与共产党是颇能合作的，但随着国民党反共面目的日趋显露，他们“开始摇摆，转向右派”，“改变了政治立场”。[2]1927年1月，国民党广东省代表大会举行，左派和右派在组织上结成了反共联盟，“左派同志社”自然和右派一起反对共产党了。“左派同志社”“在宣传方面，是颇重视的。甘乃光和梁灿文出面在永汉北路财厅前开设一间小书店，并经常出版一份定期月刊和小册子”，[3]]主要撰稿人有甘乃光、陈浮木、李朴生、汤澄波、刘燧元等。1927年3月，他们以“努力革命文化的宣传”为旗帜，配合国民党的清党运动，集合背叛共产党的孔圣裔、冯金高、许培干、林侠子、丁鸿浩、王基树等成立了“革命文学社”，出版刊物《这样做》。

        “革命文学社”声称是“集合纯粹国民党员”组合而成，但“左派同志社”在“革命文学社”成立不久就停止了活动，所以该社成员“多数是一班从前退出C.P.（按：英语共产党缩写）”[4]。1927年初，孔圣裔、冯金高、丁鸿浩、王基树等都曾登报退出共产党，并在广州报纸上发表文章相互唱和，对过去的“左倾”表示忏悔，对他们的叛变互表“同情”。“孔圣裔的《思归》起了带头羊的作用”，[5]接着他又在《广州民国日报》发表《读了<大家觉悟过来吧>的回音》，声言“‘幸迷途之未远，觉今是而昨非’系我近来行坐都吟着的诗句。我现在也改了一个别号叫做‘昨非’”，表示“自后一心一意做一个真正纯粹的国民党员，尽我毕生的精力为实现孙文主义而奋斗而牺牲”，最后他还呼吁青年，不要再“受着他人的麻醉，受着他人的欺骗，为了他人做走狗，为了他人作牺牲”。[6]冯金高、丁鸿浩、王基树等立刻发表文章支持孔圣裔。冯金高发表《同情的忏悔》，称孔圣裔“能够觉悟起来，跳出迷途”，“还算是个觉悟的青年”，并对自己过去一年的“左倾”感到忏悔，表示以后决不能再“‘挂羊头卖狗肉’跨在两个党的中间”，只“做一个纯粹的国民党员”，“站在国民党青天白日旗帜之下，服从国民党的决议案”。[7]丁鸿浩很快也发表《良心上的裁判》，表示“看过冯金高同志的《同情的忏悔》之后，心中起了很大的感想”，自责自己以前“被超时间性的主义所迷”，“做了人家的工具！”，并斥责“‘挂羊头卖狗肉’的把戏，是演不过的！跨党的党员，是没有用的！努力底实现超时间性的主义，是反革命的！”[8]王基树同时也发表有《我的供状》，自认对“过去的思想，行动，都感觉到有很大的错误！”[9]

       “革命文学社”以“努力革命文化宣传”[10]为宗旨，“提倡革命文学……从事本党的革命运动”。[11]值得注意的是，孔圣裔等人退出C.P.后，很长一段时间都处在一种“尴尬”境地。当时，他们于一九二六年九月间成立了“三民主义同志社”，意在表明皈依“三民主义”，极力向国民党靠近。但国民党人鉴于他们是“叛徒”，对他们的态度是“既想利用他们又不信任他们”，[12]因而使得“三民主义同志社”许久找不到政治上的后台，很是失意。这种政治上的失意造就了他们“叭儿狗”的特性：一方面极力向国民党讨好，另一方面对共产党进行近乎疯狂“反扑”。该社依附于国民党势力之下，作为政治斗争的“喉舌”，言论上大肆宣扬反对共产党的言论，攻击共产党是“狡狐”、共产党的宣传是“浓雾”，表示要“冲破迷蒙前途的浓雾，杀绝狠毒、阴险的狡狐!”[13]《这样做》第一期《编后的几句话》还进一步阐明“革命文学社”最重要的两个责任是：“一方面极力发扬本党的主义，使民众对本党的主义有彻底的认识，一方面要站在本党的立场上发挥本党的理论，以确定一般青年的人生观，使尽瘁努力于本党工作。”[14]广州“四·一五”事变之后，冯金高、许配干等更是“抛出一系列反动文章，对中国共产党极尽污蔑、攻击之能事。”[15]并且，他们还充当国民党的帮凶，“通风报信或带领军警，逮捕不少C.Y和新学生社[16]的社员，并诬陷不少青年学生，指为共产党而被逮捕”。[17]可见，“革命文学社”的政治立场是很明显的，既站在国民党一方坚决反对共产党。

       那么，“革命文学社”提倡的革命文学又是什么样的文学呢？《这样做》第一期《编后的几句话》中写道：“我们只要将本身所受的痛苦，坦白地沉痛地写出来。用这种沉痛的呼声，以唤醒被压迫阶级的迷梦。”[18]可见，“革命文学社”提倡的革命文学是以个人的感受，来反映人民大众所受的压迫，从而达到唤醒人民大众觉醒的目的。该社成员谢立猷在《广州民国日报》上发表的《谈谈革命文艺》和《革命与文艺》两篇文章，明确表达了“革命文学社”的这一文学主张。谢立猷主张：“文艺是感情的产物，人类同情的呼声”，“在一个过程的社会制度里面，处处都蕴藏着人生的痛苦与悲哀，这种人生悲痛的隐幕，若非被最大的艺术家——文艺家，将他尽情地披露在人生里面，终久是永远地沉浮在社会黑幕里面，所以能真情地毕肖地揭破社会的假面具，就可算是最大的文艺家”。因此，他认为“几篇农民工人……运动宣称大纲，终不若几篇得力的关于农民工人……描写生活痛苦的戏剧小说诗歌”，并希望文艺家能够“将革命之歌，谱成热烈悲壮的歌声来；将农民工人及各阶级所感受的痛苦，编成最凄惨哀痛的戏剧小说来。”[19]《革命与文艺》一文中，谢立猷进一步宣扬“文艺家，对于民间的疾苦，应有同情的热泪，洒向冷酷悽其的人间，应有悽切的声音，谱成热烈悲壮的歌声”，认为“唯有悲壮热烈的歌声，深情凄苦的血泪”，才会“得到人类同情的感应。”[20]其实“革命文学社”同人用作家个人“感受”以唤醒大众的革命文学主张，仅是“以个人感受的表达，来取代大众受压迫的现实反映；实际上置个人于被压迫阶级之上”，[21]如林侠子的《苦笑》、《我赤化的心灵》等作品，都抒发的是个人遭受人间不平摧残和社会等级压迫后的“哀愁”，即使是喊出“破坏它吧！摧残它吧！蹂躏它吧！”，[22]也只能算是“空洞”的叫嚷，并无实质内容。当然，我们不能简单地从理论层面对此加以分析，还应该考虑到当时的政治背景。“革命文学社”毕竟是一个为国民党服务的机构，其成员的创作更多的是出于政治斗争目的，文艺在他们这里只是宣传的工具，文艺本身的特性无法被顾及，所以“革命文学社”同人的革命文学主张也就不可避免地回到“文艺为宣传革命的工具”。[23]

       前文已经提到，“革命文学社”的主要活动分子退出C.P后，极力向国民党靠近，但又得不到国民党人的信任，所以形成了他们“叭儿狗”的特性。因此，他们把吴稚晖[24]称为“革命文学家”，把吴稚晖的“打倒……打倒……严办……严办”作为创作的师法，发表近乎口号宣传式的文章，大肆攻击共产党。这些文章大体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叛徒文学”。冯金高在《觉悟与投机》中说：“因为服从国民党起见，自然对于过去的错误，必定有所忏悔，有所告罪；……这种不准我们革命的人，我们以反革命看待”。[25]方檝更是在《通讯》中叫嚷：“在一般CP气焰盛张之时，……而你们一觉悟起来，马上退出CP，不只是光退了了事，尤其值得CP气死的，就是接二连三的退出共产党登报声明。”[26]第二类是“反共文学”。冯金高的《揭破共产党黑幕——并告未就捕的CP、CY分子》，对共产党极尽污蔑、恐吓之能事。许配干的《我们的敌人》攻击“中国共产党是站在反革命的战线上无形摧残革命势力的！”，并高呼“打倒反革命的共产党！”[27]孔圣裔还发表《郁达夫先生休矣》一文，攻击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吹捧个人独裁的蒋介石，并谩骂郁达夫是“作了共产党的工具……，特使来托托共产党的大脚”。[28]第三类是表示皈依“三民主义”的文学。孔圣裔的诗歌《呼声》、《小诗》等，都表达了对“国民革命”和“三民主义”的清晰认识，如“革命必须带有时间性，中国的环境，只有三民主义适应”。[29]丁鸿浩在杂文《怎样才是一个革命者？》中也说：“只有国民革命，是适合时间性的革命运动；只有三民主义，是适合时间性的革命主义，故此我们革命者，唯一的工作，就是努力国民革命实现三民主义”，“只有完全根据目前革命的需求——实现三民主义的国民革命——的路上去做工的，才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30]

       概而言之，“革命文学社”由国民党文人组织成立，带有很明显的政治立场，以“宣传革命文化”为宗旨，提倡革命文学，主张以个人感受来唤起大众的觉醒。然而，它毕竟是依附于政党（国民党）的组织，活动和言论都有明确的政治目的，发表的诗文或宣传革命主义（三民主义），或攻击共产党。总之，“革命文学社”并非是纯粹意义上的文学社团，其成员发表的文章多出于政治目的，具有鲜明的政治斗争色彩。

        综上所述，随着国民革命高潮的掀起和黄埔军校、广东大学等革命学校的建立，广州的新文学逐渐发展起来，并出现了革命文学社团。这些文学社团的组织成立多带有政治目的，成员多是具有政治身份的革命青年。受到国民革命运动和国民党革命文化影响，社团的文学主张和活动多为配合政治斗争需要，以宣传革命主义、促进国民革命发展为宗旨，文学活动被作为政治宣传的组成部分镶嵌在政治活动之中，毋宁说是文学社团，还不如说是以文学活动配合革命宣传和政治斗争的政治团体。

       尽管如此，广东新文学社团的“革命”特点，有利于以社团为基点，把向往革命的广东文学青年联合起来，在旧文化和地域文化盛行的广东，形成一股新文学的势力，不但打击了广东的黄色文化、地域文化等旧文化，而且培养自己的作家队伍，涌现了梁宗岱、刘思慕、张资平、何畏、洪灵菲、戴平万、冯铿、钟敬文、欧阳山等一批新文学作家，使得新文化在广东能够很快站住脚根，并取得初步发展。

       文学青年相对于其他人更富有革命激情。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和革命高潮的到来，这批文学青年积极投身进革命洪流。“文学人”和“革命人”的双重身份，不仅使他们能够从实际革命经验中吸取养分、获得资源，丰富了他们的革命文学创作，而且也使得文学与革命紧密结合在一起，文学成了革命的手段，文学活动成了革命文学工作的组成部分，革命发展成了文学发展的支撑。因此，文学话语被融入到革命话语之中，获得了主流话语权力，从而文学本身获得了更为有利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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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政协广东省广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州文史资料》 (第五辑).1962年版.第108页.

[2]［苏］维什尼亚科娃·阿基莫娃：《中国大革命见闻(1925-1927)》.北 

京：中国这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7月版.第210页.

[3] 政协广东省广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州文史资料》 (第五辑).1962年版.第108-109页.

[4] 鲁迅：《鲁迅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45页.

[5] 李伟江：《鲁迅粤港时期史实考述》.长沙：岳麓书社.2007年1月版.第157页.

[6] 孔圣裔：《读了<大家觉悟过来吧>的回音》.《广州民国日报·现代青年》.1927年1月25日.第24期.

[7] 冯金高：《同情的忏悔》.《广州民国日报·现代青年》.1927年2月18日.第36期.

[8] 丁鸿浩：《良心上的裁判》.《广州民国日报·现代青年》.1927年2月25日.第41期.

[9] 李伟江：《鲁迅粤港时期史实考述》.长沙：岳麓书社.2007年1月版.第157页.

[10] 中山大学中文系编：《鲁迅在广州》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76年10月版.第163页.

[11] 鲁迅：《鲁迅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45页.

[12] 政协广东省广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州文史资料》 (第五辑).1962年版.第113页.

[13] 中山大学中文系编：《鲁迅在广州》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76年10月版.164页.

[14] 中山大学中文系编：《鲁迅在广州》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76年10月版.164页.

[15] 同上.

[16] 新学生社成立于一九二四年四月间,该社负责人为共产党员阮啸仙，骨干分子有沈宝同、黄克欧、陈志文、林崇郁、卢季循等，该社是共产主义青年团(简称C.y.)的外围青年组织，直接受共产主义青年团的领导.

[17] 政协广东省广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州文史资料》 (第五辑).1962年版.第114页.

[18] 李伟江：《鲁迅粤港时期史实考述》.长沙：岳麓书社.2007年1月版.第158页.

[19] 谢立猷：《谈谈革命文艺》.《广州民国日报·现代青年》.1927年3月22日.第61期.

[20] 谢立猷：《谈谈革命文艺》.《广州民国日报·现代青年》.1927年4月11、13日.第74、76期.

[21] 李伟江：《鲁迅粤港时期史实考述》.长沙：岳麓书社.2007年1月版.第158页.

[22] 林侠子：《我赤化底心灵》 .《广州民国日报·现代青年》.1927年2月23日.第40期.

[23] 谢立猷：《谈谈革命文艺》.《广州民国日报·现代青年》.1927年3月22日.第61期.

[24] 吴稚晖（1865-1953），名敬恒，字稚晖，江苏武进（今江苏省常州市）人，1927年时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认为中共和苏俄的密切联系危害中共未来发展，并有破坏中华文化之嫌，因此力倡清党运动。

[25] 李伟江：《鲁迅粤港时期史实考述》.长沙：岳麓书社.2007年1月版.第158页.

[26] 李伟江：《鲁迅粤港时期史实考述》.长沙：岳麓书社.2007年1月版.第159页.

[27] 李伟江：《鲁迅粤港时期史实考述》.长沙：岳麓书社.2007年1月版.第159页.

[28] 鲁迅：《鲁迅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90页.

[29] 孔圣裔：《呼声》.《广州民国日报·现代青年》.1927年2月18日.第三六期.

[30] 丁鸿浩：《怎样才是一个革命者？》.《广州民国日报·现代青年》.1927年2月18日.第3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