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明代

    明代算是皇帝专制的开始。洪武十三年，宰相胡维庸谋反，明太祖经历此教训，索性直接废除了宰相。

明代的皇权与政府

    宰相废除后，皇帝就需要总体负责，但皇帝一人哪能管得尽这许多事，况且有些皇帝压根不想管事。皇帝管不了的，就需要有人帮他管，这就需要皇帝的私人“秘书处”来代替皇帝办事。

    明代皇帝的“秘书处”称为内阁，秘书即“内阁大学士”。“内阁大学士”官居五品，从品阶上看，算不得大官。内阁主要做两件事：一是皇帝不能一一动笔的，皇帝口授，由大学士代笔；二是皇帝不能件件批阅的奏章，由大学士先看，写出自己的意见，再由皇帝审阅决策。内阁是真正能代表皇帝意见的机构，但阁权虽重，其官品仍是五品，因此通常内阁大学士常由尚书兼任。

    皇帝倚重内阁，如果勤政，亲历内阁，也并不会生出大乱。毕竟皇帝作为国家之首脑，不必事事亲历亲为，只作重大事务决策即好。一应事务，由内阁转出，由六部执行，也顺理成章。但如果过于倚重内阁，便生事端。明代后期，几个皇帝许久不管事，不再到内阁，事事都要送到宫里去，以至于这群“秘书”竟不能亲见自己的主子，如此太监便成为皇帝和内阁的纽带。一应事务，皆由太监送至皇帝，一切决策，皆由太监送出皇宫。这从中就生出了太监上下其手的机会。

    明太祖在立朝后铸了一块“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的铁牌，挂在门口，可见明太祖明白废除了宰相，由皇帝独裁，接近皇帝的太监，就易于弄权。可见明太祖还是有先见之明，深知废除宰相之害。但后代却没有遵守，这也导致明代成为太监弄权最严重的朝代，同样其付出的代价也最大。

    1449年，明正统十四年，明英宗在宠信的大太监王振的怂恿下，不顾群臣劝阻，亲率大军出征瓦剌。军事政务由不懂军事的王振独揽，行军途中路线多变，士兵疲惫不堪。在后勤不续的情况下，大军退至土木堡时，王振再次下令移营，士兵哗变，人马失序，瓦剌趁机进攻，明军兵败，英宗被俘。其时，明朝的经济和军事实力远在瓦剌，因为太监专断而皇帝被俘，这已是明朝的奇耻大辱。后世看来，此段历史既可悲又可笑。

明代的中央政府

    受胡维庸事件影响，明太祖废除中书省，仅留“中书舍人”一职，官居七品，只算作一书记，已参与不了国家最高命令的拟定和传递过程。门下省也已无实权，“给事中”大体如谏官一般，主要对政府提反对意见，仍然有封驳权。中书省已去，门下省名存实亡，余留一尚书省，但尚书省正副长官均不设，改由六部长官分头负责。六部首长各不相属，政府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多头衙门。

    六部之外，设有“都察院”，演变自御史台，主管弹劾纠察。都察院和六部合称“七卿”。“七卿”之外，再加一主管奏章的“通政司”和主管平反的“大理院”，合称“九卿”。其中，刑部、都察院、大理司，又叫做三法司，国家一切重大司法案件，由三法司会审。小官由吏部任用，大官由“七卿”或“九卿”进行“廷推”；若有大事，各部不能独断，也由“七卿”或“九卿公决，称为“廷议”。

明代综述

    明代较宋代又有不及。明太祖废除宰相后，已经决定了后世太监弄权的必然结果。哪怕有铁牌警醒后世，也在所难免。

五、清代

    清代依着明代的制度，但又增加了很多私心。中国自汉以下的朝代，除元和清外，政权并不固定于某一团体或组织。如果硬要找其中的共同点，硬造一阶级，自汉以后的大部分政权可以说是“士人政权”，天下是读书人的天下，政府大权大都掌握在读书人手中。

    与其他朝代有别，元代和清代均属于“部族政权”，所有的制度均是以稳定部族的统治地位为核心。这和历史背景有关，元代和清代在当时均属于外族入侵建立政权，为巩固政权，将人权分为三六九等，汉族往往处于下层阶级，难以触及到当朝政权的核心。

    清代可谓是中国历史上皇权专制最严重的时代，清代沿袭明代，不设宰相，由皇帝独掌大权。皇帝秘书处为“军机处”，类似于明代的内阁。“军机处”顾名思义，最初设置的目的是保持最高军事机密，但后来逐渐演变为皇帝的秘书处，凡紧要事，均由“军机处”下发，冠以机密之名，不经由尚书六部，而直寄给受谕人。而无关紧要之事，才经六部公开下发。这种制度属于清代独有，正是皇帝独权专制的产物。

    清代的官员任用，也须皇帝见面后上任，无论官吏大小。皇帝将政权牢牢抓在手中，六部就仅有执行命令的责任了。

    清代的六部政权也属奇葩，由于“寄信上谕”的存在，清代六部长官，并不能直接对下下令，六部首长无任命人员的权力，也无派发任务的权力，其已不能算是行政首长。但好歹六部长官，如尚书（正职）和侍郎（副职）尚有向皇帝汇报的权力，但尚书可单独上奏，侍郎亦可单独上奏，这样一来，正职管不到副职，副职可以不听正职管理。

   此外，还另有一奇葩处。由于“部族政权”的需要，清代皇帝既需要汉族人中的优秀的读书人服务于朝廷，但又不能对汉人中的人才完全放心，所以在政府权力上对汉族官员有诸多限制。譬如六部，从前的六部每部有一尚书、一侍郎，两者一正一副，配合完成本部管理。但清代为维持满族部族政权的需要，六部之中，有一个中国尚书，就必须有一个满族尚书；有两个中国侍郎，就必须有两个满族侍郎。如此，一部之中就有了六个长官，每个都可以单独向皇帝汇报，皇帝也可以“明发”或“寄信”的方式对每个六部长官单独下发命令。如此，一部之中，六个长官，谁也不知道谁说了什么，谁也不知道谁在干什么，谁也不知道谁扯了谁的后腿，谁也不知道谁说了谁的坏话。如此六部光内耗就耗费大部分精力，还能做什么事呢？六部不能做事，权力就更集中于皇帝手中了。皇帝是部族的代表，皇帝的权力更大，部族的统治地位就更稳了。

    清代末期，康有为和梁启超等仿照西方，主张“君主立宪”，要将皇帝的专制，改为“皇帝依据宪法行事”。康梁的失败，与未认清清代是“部族政权”不无关系。清代并非皇帝一人专制，而是满族族群专制，满族一族人拥护皇帝，皇帝才有能力专制。变法仅是换汤不换药，政权还是掌握在满洲部族手中。要改变这制度，就要把满洲部族集团打破，那就必须革命了。

    于制度上，清代也几无建树。与前朝仅有的区别，其目的也是巩固“部族政权”，实属私心，算不得新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