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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国记法》岂止是最早一部以汉文写作的记忆术论著,实际上,它乃是20世纪以前唯一用汉文写作的记忆术论著。在全世界范围来看，早期的记忆术论著保存至今者屈指可数，而《西国记法》正是其中之一。因此，《西国记法》具有不可替代和不容忽视的价值！

然而，在过去的423年里，已经有很长的一段时期，我国学术界对该书一直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不对！实际上，是把它完全忽略了。仅举一例：《四库全书总目》的作者，甚至不屑将它编入存目。因此，该书在我国久已失传，今存孤本，藏于巴黎图书馆。

在1965年，吴相湘主编的《天主教东传文献》总算将《西国记法》收入，而在我国台湾地区出版，在整个20世纪，在整整100年的时间里，中国大陆那么多出版社，竟然没有一家出版社想到过山版此书。

到了2001年12月，才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将《西国记法》收入《利玛窦中文著译集》而在中国大陆出版。不过，该书的印数非常有限，才2000册。因此，能够直接阅读《西国记法》的中国大陆读者依然非常有限。

与我国学术界不同的是，西方学术界却一直对《西国记法》给予了应有的关注，否则巴黎图书馆怎么会想起来收藏此书呢？要不是巴黎图书馆我们可能再也找不到西国记法》的踪影了!

最令人激动的是, 1984年，史景迁(Jonathan Spence)博士撰写的《利玛窦的记忆官殿》(The Memory Palace of Matteo Ricci)一书在美国 出版。该书一经出版，就立刻引起了学术界和普通读者的极大关注，荣获由美国《书评》(TheBookReview)}评选的1984年度15 部最佳图书之一。

史景迁是美国耶鲁大学(YaleUniversity)的历史学教授。国际学术界公认，就16世纪以来中国文明的研究领域而言，他是超一流的学者之一。他试图将中国历史的研究纳入世界历史和西方文明的宏观角度之中。

他撰写了大量的论著，以阐述历史对于当代中国发展变化的影响。《利玛窦的记忆宫殿》正是其中之一。

该书以利玛窦的“一宫”、“四象”和“四画”为支点，生动地再现和诠释了利玛窦58年坎坷而辉煌、屈辱而荣耀的毕生经历，特别是在中国28年的活动经历。

“一官”就是在利玛窦的“西国记法”中，为了“安顿所记之象"而事先“预定(的)处所”之一 ——宫殿 (请参见《西国记法●设位篇》)；

“四象”乃是利玛窦为了记忆而“次第安顿于各处所”的4个汉字的表象，即“武”、“要”、“利”、“好”的表象(请参见《西国记法*明用篇》)；

而“四画”则是，利玛窦既为了别的目的也为了“西国记法”而悬挂于客厅的4幅宗教画，即：基督和彼得在加勒里海，基督和两个使徒在以玛忤斯，所多玛人被蒙蔽了双眼跌倒在天使面前，圣母玛利亚怀抱圣婴基督。

透过《利玛窦的记忆宫殿》，不仅可以窥见到记忆术的基本原理及其产生背景，而且可以窥见到16世纪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的冲突与和谐、碰撞与交流，此外，还可以窥见到16世纪西方与东方的社会历史状况。

那么，史景迁对利玛窦毕生经历的描述和诠释，为什么非要以“一宫”、“四象”和“四画”作为支点呢？明明是不折不扣的“利玛窦传”，为什么偏要定名为《利玛窦的记忆宫殿》呢?

我们可以从史景迁的《利玛窦的记忆宫殿》中找到最直接的答案：“因为他自己是一名天主教的传教士，所以，利玛窦希望，一旦中国人逐渐重视他的记忆力的价值，他们就会转而向他了解使这种奇迹成为可能的宗教。”

史景迁的判断是正确的。如果把利玛窦在中国活动的28年划分为前后两个14年，那么，他的前14年基本上是坎坷的14年、屈辱的14年、近乎失败的14年，而后14年则是辉煌的14年、荣耀的14年、成功的14年。利玛窦在江西南昌表演“神奇记忆”的1695 年，正是前后14年的分界线。

可以说，利玛窦“神奇记忆”的表演活动，使他逐渐摆脱了艰难的处境，而逐渐由成功走向成功，最终走向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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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利玛窦的《西国记法》，对于他后14 年的成功，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如果说,利玛窦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奠基者之一，那么，利玛窦“西国记法”的表演活动以及《西国记法》的撰写和传播活动，就是中西文化早期交流内容的亮点和热点之一。

照此看来，史景迁关于利玛窦的传记，还有什么比《利玛窦的记忆宫殿》更为恰当的内容和书名呢?

许多北美人西欧人争相购买了《利玛窦的记忆宫殿》，尤其是急于掌握记忆诀窍的人。既然这是一部利玛窦的传记，记忆诀窍的掌握当然不应该依靠此书，虽然透过此书也能窥见记忆术的基本原理。

于是，《利玛窦的记忆宫殿》的读者又把目光投到了《西国记法》上面，使《西国记法》又一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不过,这一次，关注者不再是东方人，而是变成了西方人，不在地球的这一半,而在地球的那一半,，在生她养她的故乡，而在异国他乡。

《西国记法》被故乡人冷落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