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是我们的母亲河，是中华民族文明的源头之河，她与我们一道经历昔日的苦难，更经历了苦难中的抗争。黄河，有数不清的历史和现实的故事。

让我们一起，走近黄河……

黄河与运河，似乎是一对母女，有名的隋唐大运河，包括通济渠和永济渠，乃至卫运河，都是黄河养大的。

访问隋唐大运河遗址，最终还要到洛阳去。因为它不仅是隋唐时期历史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的原点，在隋唐大运河的地理走向上，也是一个原点。

要想比较清楚地看出这些曾经被历史尘埃厚厚蒙盖过的原点和轨迹，有两个历史变化因素要了解。其一是作为十三朝古都的洛阳，其王城和皇城遗迹的区位坐标分布位置的变化，人工水道包括运河的开通，往往与城市的营造密不可分；其二是此间的河流关系出现过的变化。这些变化有助于对洛阳运河的历史结构，包括历史上有过什么运河和“准运河”，甚至洛河是纯粹的自然河流还是屡经人工改造的“准运河”等等，作出进一步的判断。因此，这一次游洛阳，并没有去龙门石窟和白园，而是在洛阳的西工区、洛龙区里转悠。

洛阳有四条重要河流，洛河、伊河、瀍[chán]河和涧河。洛河的源头在陕西商洛地区的蓝田；伊河的源头在熊耳山南麓的栾川县陶湾镇，从三门峡谷流入洛阳；瀍河发源于孟津横水镇，流经邙山，在古代两岸遍植樱桃树，“瀍壑朱樱”曾是洛阳一景；涧河发源于陕县，流经崤山、函谷关，它对洛阳运河的影响，从东周时代一直到东汉及隋唐，是洛阳最早的运河阳渠水的来源。从源头起，洛阳四水同黄河一直有着密切关系。

涧河在洛阳市西工区，我首先去看的是在西工区和涧西区之间的东周王城遗址。这个东周王城遗址是上世纪50年代发现和发掘的，现在是一个很大的公园，园里有牡丹园。再向北的高速公路下，是露天的国际牡丹园，因为花事已过，也就少了些流连，主要精力集中在涧河水的流向上。《水经注》和许多历史文献中都提到涧河，它从西北向东南流，那无疑是周公旦选择营建洛阳王城的重要前提。洛阳除有周公营建的这座王城，还有座成周城，处在后来的汉魏故城中心位置。因此洛阳也是座帝王之城，涧河不仅为这些都城提供不可或缺的水源，也提供了漕运的补充便利，而东汉洛阳阳渠的出现，与涧河、洛河是分不开的。

“阳渠”的地理含义，可以理解为北来之渠沟，它虽然行不得大船，却“营养”了汉魏时代的洛阳。因为年代太过久远，早期的人工河道在东周灭亡后逐渐消失，后人很难找到其踪影。一直到东汉刘秀定都洛阳后，再次从北部引入谷水（即涧河），“阳渠”也就理所当然地出现在汉光武帝刘秀的视野里。

根据比较详实的历史文献记载，阳渠的成渠过程有些曲折。公元29年，东汉河南尹王梁主持开凿，有可能是因为水流没有越过“水脊”，渠成而水未流，第一次开凿失败了。公元48年，改由大司空张纯主持勘察，再次穿渠为漕，终于获得成功。郦道元在《水经注》中将这条阳渠的开凿归功于张纯并作出用于漕运的有关判断。

值得注意的是，公元69年时， “王景治河”也开始了。王景原籍山东即墨，其八代祖避居乐浪，因此也是乐浪郡（今朝鲜平壤西北）人。他精通《周易》，是一位杰出的水利专家。作为河堤谒者，修复过洛阳黄河北岸的堤防，疏浚了自荥阳以东到浚仪（今开封）的汴河河道。这也意味着汴运河的雏形，在王景时代就有所显现。

刘秀对黄河水利和漕运也很上心，他一而再地任命大臣主持开凿阳渠，就说明了这一点。他与皇后阴丽华的合葬陵寝，在黄河与邙山之间的小盆地——孟津白鹤镇。陵园内尚存隋唐植柏1458株，数量十分惊人，且为木色金黄的“杏柏”。陵墓“枕河蹬山”，不仅不惧黄河之水的侵扰，也把黄河作为他的生死依托。

我们无从知道刘秀对黄河的感情，但在他的主持下，阳渠成为了洛阳都城外首个有明确走向的运河。阳渠分为两支，汇合后再次注入洛河，体现了阳渠既可护卫都城也可用作漕运的多种功能。公元231年，为保证洛阳都城的漕运和城市用水，魏明帝下令都水使者陈协，在阳渠基础上修建了千金渠，阳渠水量亦随之大增，成为东魏时代洛阳都城的主要漕运渠道。西晋末年汉魏都城被毁。公元494年，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在重修都城的同时也重修了阳渠。史载“丁亥，将通洛水入谷，帝亲临观”，记录的就是这件大事。也就是说，从东汉到北魏前后的几百年里，这条阳渠一直是洛阳都城的生命线。

洛阳有四条重要河流，洛河、伊河、瀍[chán]河和涧河。洛河的源头在陕西商洛地区的蓝田；伊河的源头在熊耳山南麓的栾川县陶湾镇，从三门峡谷流入洛阳；瀍河发源于孟津横水镇，流经邙山，在古代两岸遍植樱桃树，“瀍壑朱樱”曾是洛阳一景；涧河发源于陕县，流经崤山、函谷关，它对洛阳运河的影响，从东周时代一直到东汉及隋唐，是洛阳最早的运河阳渠水的来源。从源头起，洛阳四水同黄河一直有着密切关系。

涧河在洛阳市西工区，我首先去看的是在西工区和涧西区之间的东周王城遗址。这个东周王城遗址是上世纪50年代发现和发掘的，现在是一个很大的公园，园里有牡丹园。再向北的高速公路下，是露天的国际牡丹园，因为花事已过，也就少了些流连，主要精力集中在涧河水的流向上。《水经注》和许多历史文献中都提到涧河，它从西北向东南流，那无疑是周公旦选择营建洛阳王城的重要前提。洛阳除有周公营建的这座王城，还有座成周城，处在后来的汉魏故城中心位置。因此洛阳也是座帝王之城，涧河不仅为这些都城提供不可或缺的水源，也提供了漕运的补充便利，而东汉洛阳阳渠的出现，与涧河、洛河是分不开的。

“阳渠”的地理含义，可以理解为北来之渠沟，它虽然行不得大船，却“营养”了汉魏时代的洛阳。因为年代太过久远，早期的人工河道在东周灭亡后逐渐消失，后人很难找到其踪影。一直到东汉刘秀定都洛阳后，再次从北部引入谷水（即涧河），“阳渠”也就理所当然地出现在汉光武帝刘秀的视野里。

根据比较详实的历史文献记载，阳渠的成渠过程有些曲折。公元29年，东汉河南尹王梁主持开凿，有可能是因为水流没有越过“水脊”，渠成而水未流，第一次开凿失败了。公元48年，改由大司空张纯主持勘察，再次穿渠为漕，终于获得成功。郦道元在《水经注》中将这条阳渠的开凿归功于张纯并作出用于漕运的有关判断。

值得注意的是，公元69年时， “王景治河”也开始了。王景原籍山东即墨，其八代祖避居乐浪，因此也是乐浪郡（今朝鲜平壤西北）人。他精通《周易》，是一位杰出的水利专家。作为河堤谒者，修复过洛阳黄河北岸的堤防，疏浚了自荥阳以东到浚仪（今开封）的汴河河道。这也意味着汴运河的雏形，在王景时代就有所显现。

刘秀对黄河水利和漕运也很上心，他一而再地任命大臣主持开凿阳渠，就说明了这一点。他与皇后阴丽华的合葬陵寝，在黄河与邙山之间的小盆地——孟津白鹤镇。陵园内尚存隋唐植柏1458株，数量十分惊人，且为木色金黄的“杏柏”。陵墓“枕河蹬山”，不仅不惧黄河之水的侵扰，也把黄河作为他的生死依托。

我们无从知道刘秀对黄河的感情，但在他的主持下，阳渠成为了洛阳都城外首个有明确走向的运河。阳渠分为两支，汇合后再次注入洛河，体现了阳渠既可护卫都城也可用作漕运的多种功能。公元231年，为保证洛阳都城的漕运和城市用水，魏明帝下令都水使者陈协，在阳渠基础上修建了千金渠，阳渠水量亦随之大增，成为东魏时代洛阳都城的主要漕运渠道。西晋末年汉魏都城被毁。公元494年，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在重修都城的同时也重修了阳渠。史载“丁亥，将通洛水入谷，帝亲临观”，记录的就是这件大事。也就是说，从东汉到北魏前后的几百年里，这条阳渠一直是洛阳都城的生命线。

洛阳市隋唐洛阳城国家历史文化公园定鼎门遗址博物馆广场。黄政伟摄（中经视觉）

洛阳是杜甫的故土，他很小就寄居在那里，并在那里结识了一生中最重要的诗友李白，开启了青年杜甫“快意八九年”的齐鲁吴越游弋生活。面对渺渺洛水，杜甫的感觉是“百川日东流，客去亦不息”（《别赞上人》），但也有“江边踏青罢，回首见旌旗”（《绝句》）的离乡伤感。他青年时代直接咏洛阳景的诗作不多，但流落蜀中后，洛阳却在他的诗里频繁出现。有些回忆诗作写得很有真情，“东至至后日初长，远在剑南思洛阳”“愁极本凭诗遣兴，诗成吟咏转凄凉”“洛城一别四千里，胡骑长驱五六年”。他甚至还比较过长安和洛阳的优劣，“天开地裂长安陌，寒尽春生洛阳殿”。在他看来，长安给了太多痛楚记忆，洛阳才是他心中的所爱所思。他离开洛阳之后，至死未能回去，多年之后归葬巩义，离洛阳近了些，或许是他最后的安慰。

对洛阳，诗人们从来不吝赞美之词。从南北朝范云的《别诗》开始，诗人们就有“洛阳城东西，长作经时别。昔去雪如花，今来花似雪”的描述。到了唐代，如花似雪的诗歌更是洋洋洒洒，漫天飞舞，连并不怎么写诗的唐太宗也写有“华林满芳景，洛阳遍阳春”的诗词。比较喜欢舞文弄墨的唐玄宗，自然会有“洛阳芳树映天津，灞岸垂杨窣地新”的题咏。名相张九龄也要凑热闹，“三年一上计，万国趋河洛”，更多着眼于社会经济生活。此外还有陆续出现的诗词，比如宋之问的“桂林风景异，秋似洛阳春”，韩愈的“洛阳东风几时来”，李益的“金谷园中柳，看来似舞腰”，以及李贺的“洛阳吹别风，龙门起断烟。冬树束生涩，晚紫凝华天”等等。洛阳吟诗作诗的氛围也让素来满身禅意的王维分外活跃起来，不仅咏有“绿艳闲且静，红衣浅复深。花心愁欲断，春色岂知心”以及“洛阳才子姑苏客，桂苑殊非故乡陌”，竟然还唱起了“洛阳女儿对门居，才可颜容十五余”（《洛阳女儿行》）。洛阳给了他新的创作冲动。有一年，他奉诏与太子诸王于“三月三”在“龙池”修稧，写下了“赋掩陈王作，杯如洛水流”的赞语。

但是，对多数诗人和多数时候来说，洛阳的自然景观更值得流连，比如洛阳牡丹花事就吸引了无数诗人，以至于刘禹锡从边远之地回到洛阳，脱口吟出“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赏牡丹》），他还作有一首《思黯南墅赏牡丹》，“偶然相遇人世间，合在增城阿姥家。有此倾城好颜色，天教晚发赛诸花”。白居易则有一首更为别致的惜花诗，“惆怅阶前红牡丹，晚来唯有两枝残。明朝风起应吹尽，夜惜衰红把火看”（《惜牡丹花二首》）。李商隐的《牡丹》也很特别，“锦帏初卷卫夫人，绣被犹堆越鄂君”。罗隐的《牡丹花》则感慨，“似共东风别有因，绛罗高卷不胜春。若教解语应倾国，任是无情亦动人”。徐凝对牡丹花高歌，“何人不爱新开花，占断城中好物华。疑是洛川神女作，千娇万态破朝霞”。诗人张又新惊呼，“牡丹一朵值千金”。连耽于思考而平素不易激动的柳宗元也唱出，“凡卉与时谢，妍华丽兹晨”（《戏题阶前芍药》）。元稹自然不会落后，在《牡丹二首》里吟唱道，“簇蕊风频坏，裁红雨更新。眼看吹落地，便别一年春”，怜香惜玉之心，跃然纸上。

洛阳的牡丹确乎是一绝，园多花也多。李清照的父亲李格非写有《洛阳名园记》，有“洛中花甚多种，而独名牡丹曰花王”。所谓“花开花落二十日，一城之人皆若狂”，并非只是夸张语。诚然，在咏洛阳的古代诗作里，赏花写花只是一些时中插曲，诗眼独到的是王昌龄、王建和晚唐的韦庄。王昌龄的“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写人在吴越心在洛阳，他不是洛阳人，却表达了对洛阳的远方思念。王建倒也实在，到洛阳的各色人等太多了，以至“北邙山头少闲土，尽是洛阳人旧墓。旧墓人家归葬多，堆著黄金无买处”（《北邙行》）。韦庄吟得更痛切，“洛阳城里春意好，洛阳才子他乡老”（《菩萨蛮》）。

洛阳不仅迎送了许多诗人，也有自己为之骄傲的杰出人物。玄娤是偃师人，唐代的长孙无忌、方绾、元稹、李贺，以及北宋的富弼、吕蒙正和理学大家程颢、程颐，都是洛阳人。洛阳还是“诗魔”白居易的养老地，居留过刘禹锡这样的“诗豪”，也培育过杜甫这样的“诗圣”，所谓“唐诗半河南”，这个“半”主要在洛阳。在隋唐时代，唐诗溪流在这里的纵横流过，无论是流来的诗人，还是漂走的诗人，都要在这里打个漩涡，穿过伊河的“八节滩”，在东西龙门的山壁上发出诗歌回响，在呼啸交响里汇入更大的诗的海洋。

但是，这一切又离不开运河这个大的流动舞台。在今天，当人们去到孟津小浪底的时候，也许会想到隋唐大运河的未来。黄河曾在三门峡河谷上下的不同节点上养育了隋唐通济渠，造就700年中州繁荣，未来会怎样，尽可以去想象。

洛阳是杜甫的故土，他很小就寄居在那里，并在那里结识了一生中最重要的诗友李白，开启了青年杜甫“快意八九年”的齐鲁吴越游弋生活。面对渺渺洛水，杜甫的感觉是“百川日东流，客去亦不息”（《别赞上人》），但也有“江边踏青罢，回首见旌旗”（《绝句》）的离乡伤感。他青年时代直接咏洛阳景的诗作不多，但流落蜀中后，洛阳却在他的诗里频繁出现。有些回忆诗作写得很有真情，“东至至后日初长，远在剑南思洛阳”“愁极本凭诗遣兴，诗成吟咏转凄凉”“洛城一别四千里，胡骑长驱五六年”。他甚至还比较过长安和洛阳的优劣，“天开地裂长安陌，寒尽春生洛阳殿”。在他看来，长安给了太多痛楚记忆，洛阳才是他心中的所爱所思。他离开洛阳之后，至死未能回去，多年之后归葬巩义，离洛阳近了些，或许是他最后的安慰。

对洛阳，诗人们从来不吝赞美之词。从南北朝范云的《别诗》开始，诗人们就有“洛阳城东西，长作经时别。昔去雪如花，今来花似雪”的描述。到了唐代，如花似雪的诗歌更是洋洋洒洒，漫天飞舞，连并不怎么写诗的唐太宗也写有“华林满芳景，洛阳遍阳春”的诗词。比较喜欢舞文弄墨的唐玄宗，自然会有“洛阳芳树映天津，灞岸垂杨窣地新”的题咏。名相张九龄也要凑热闹，“三年一上计，万国趋河洛”，更多着眼于社会经济生活。此外还有陆续出现的诗词，比如宋之问的“桂林风景异，秋似洛阳春”，韩愈的“洛阳东风几时来”，李益的“金谷园中柳，看来似舞腰”，以及李贺的“洛阳吹别风，龙门起断烟。冬树束生涩，晚紫凝华天”等等。洛阳吟诗作诗的氛围也让素来满身禅意的王维分外活跃起来，不仅咏有“绿艳闲且静，红衣浅复深。花心愁欲断，春色岂知心”以及“洛阳才子姑苏客，桂苑殊非故乡陌”，竟然还唱起了“洛阳女儿对门居，才可颜容十五余”（《洛阳女儿行》）。洛阳给了他新的创作冲动。有一年，他奉诏与太子诸王于“三月三”在“龙池”修稧，写下了“赋掩陈王作，杯如洛水流”的赞语。

但是，对多数诗人和多数时候来说，洛阳的自然景观更值得流连，比如洛阳牡丹花事就吸引了无数诗人，以至于刘禹锡从边远之地回到洛阳，脱口吟出“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赏牡丹》），他还作有一首《思黯南墅赏牡丹》，“偶然相遇人世间，合在增城阿姥家。有此倾城好颜色，天教晚发赛诸花”。白居易则有一首更为别致的惜花诗，“惆怅阶前红牡丹，晚来唯有两枝残。明朝风起应吹尽，夜惜衰红把火看”（《惜牡丹花二首》）。李商隐的《牡丹》也很特别，“锦帏初卷卫夫人，绣被犹堆越鄂君”。罗隐的《牡丹花》则感慨，“似共东风别有因，绛罗高卷不胜春。若教解语应倾国，任是无情亦动人”。徐凝对牡丹花高歌，“何人不爱新开花，占断城中好物华。疑是洛川神女作，千娇万态破朝霞”。诗人张又新惊呼，“牡丹一朵值千金”。连耽于思考而平素不易激动的柳宗元也唱出，“凡卉与时谢，妍华丽兹晨”（《戏题阶前芍药》）。元稹自然不会落后，在《牡丹二首》里吟唱道，“簇蕊风频坏，裁红雨更新。眼看吹落地，便别一年春”，怜香惜玉之心，跃然纸上。

洛阳的牡丹确乎是一绝，园多花也多。李清照的父亲李格非写有《洛阳名园记》，有“洛中花甚多种，而独名牡丹曰花王”。所谓“花开花落二十日，一城之人皆若狂”，并非只是夸张语。诚然，在咏洛阳的古代诗作里，赏花写花只是一些时中插曲，诗眼独到的是王昌龄、王建和晚唐的韦庄。王昌龄的“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写人在吴越心在洛阳，他不是洛阳人，却表达了对洛阳的远方思念。王建倒也实在，到洛阳的各色人等太多了，以至“北邙山头少闲土，尽是洛阳人旧墓。旧墓人家归葬多，堆著黄金无买处”（《北邙行》）。韦庄吟得更痛切，“洛阳城里春意好，洛阳才子他乡老”（《菩萨蛮》）。

洛阳不仅迎送了许多诗人，也有自己为之骄傲的杰出人物。玄娤是偃师人，唐代的长孙无忌、方绾、元稹、李贺，以及北宋的富弼、吕蒙正和理学大家程颢、程颐，都是洛阳人。洛阳还是“诗魔”白居易的养老地，居留过刘禹锡这样的“诗豪”，也培育过杜甫这样的“诗圣”，所谓“唐诗半河南”，这个“半”主要在洛阳。在隋唐时代，唐诗溪流在这里的纵横流过，无论是流来的诗人，还是漂走的诗人，都要在这里打个漩涡，穿过伊河的“八节滩”，在东西龙门的山壁上发出诗歌回响，在呼啸交响里汇入更大的诗的海洋。

但是，这一切又离不开运河这个大的流动舞台。在今天，当人们去到孟津小浪底的时候，也许会想到隋唐大运河的未来。黄河曾在三门峡河谷上下的不同节点上养育了隋唐通济渠，造就700年中州繁荣，未来会怎样，尽可以去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