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必须发愿，有大心大愿方可修行。
修行是向内的自我发掘，主观意愿必须足够强烈，才能入道并有所得。《三藏法数》言：“谓发誓愿，要制其心，凡所修行，期证道果。若不要心，或恐退失，所谓若不发心，万事不成。”有大心，才有大力；即使遇到困顿挫折，因愿力之故，也不会轻易放弃，因此，没有大心大愿，很容易半途而废，即万事不成。在大手印文化中，发愿证得真心光明，才能有证得真心光明的可能；在儒家文化中，立志（注：【立志】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虽百工技艺，未有不本于志者。今学者旷废隳惰，玩岁愒时，而百无所成，皆由于志之未立耳。故立志而圣，则圣矣；立志而贤，则贤矣；志不立，如无舵之舟，无衔之马，漂荡奔逸，终亦何所底乎？〔［明］王守仁〕士人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三要有恒。有志则不甘为下流；有识则知学问无尽，不敢以一得自足；有恒则断无不成之事。三者缺一不可。凡人心之发，必一鼓作气，尽吾力之所能为，稍有转念，则疑心生，私心亦生。〔［清］曾国藩〕人之气质，由于天生，本难改变，惟读书则可变化气质。古之精相法者，并言读书可以变换骨相。欲求变之之法，总须先立坚卓之志。〔［清］曾国藩〕）成圣贤，才能有成为圣贤的可能。老子说“强行者有志”，无志则难以有强行之力量和勇气，遇到阻碍则很容易偃旗息鼓。而发愿的内容也决定了实现目标的大小，以及产生的效果与影响。如只发愿证得个人自由和解脱和发愿以利于所有人证得自由和解脱，在愿力上的效果是完全不同的。
大心大愿之“大”，既是指目标之高，也是指心量之广。目标之高，即所发之愿必须高于个人目前的心灵境界和行为境界。人的境界高不过自己的心，因此，必须以更高的心灵修行目标，来提升自己的境界。例如，学习雪漠心学，当发愿以证得自己的真心智慧为目标，一日不能认知真心并使其生起妙用，则一日不能停下修行的脚步。心量之广，如果凡俗之人能和圣贤有一样的心量，凡俗之人便有了圣人之心，圣人之所以为圣人，在于其忘我无我，以利众为自己的心愿。佛陀希望以自己的教法帮助所有人得到真正的自由和解脱，孔子希望以“仁”的思想，使所有人都能过一种和谐而又积极快乐的生活。利众同时也是最大的利己，以利众为心愿者，将自我扩大为无限，包容一切，便实现了自我的完善与升华，使自己成为了圣贤和大德。范仲淹少年时期的志向，一是做宰相，若宰相不成，则行医。从世俗标准看，宰相与医生，地位殊异，高低迥然，而范仲淹之所以以此二者为志，因为他认为宰相位高权重，可以影响很多人的命运，便于行善利众，医生救死扶伤，也可以利众。正因范仲淹有此利众之大心大愿，才成为了一代圣贤。
大手印文化中，有四无量心之发愿。即：慈悲喜舍，慈，愿众生俱足乐及乐因；悲，愿众生远离苦及苦因；喜，愿众生与无苦之乐永不分离；舍，愿众生远离分别心，住平等舍。以四种利众发心，培养自己的菩提心。此菩提心，对于和自己没有亲缘关系之人，也能慈悲爱护；视他人与己为同一体，悲悯爱惜他人，即“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有人认为这和儒家“推已及人”意义相近，严格说来，“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与墨子的“兼爱”更接近。儒家之“仁”有别，墨子之“兼爱”无别。墨子认为天下之所以有乱有害，皆趣于不相爱。《兼爱》言：“是故诸侯不相爱，则必野战。家主不相爱，则必相篡。人与人不相爱，则必相贼……天下之人皆不相爱，强必执弱，富必侮贫，贵必敖贱，诈必欺愚。”而之所以人与人不相爱，根源在于有别，“本原别之所生，天下之大害”。如果能视他人与自己无别，“视人之室若其室，谁窃？视人之身若其身，谁贼？视人家若其家，谁乱？视人国若其国，谁攻？”墨子的无别兼爱，与大手印文化中的菩提心、四无量心，视众生为一体，本质同一。因此，发利众的大心大愿，能够培养菩提心，同时消除分别心，一个人若想要成为自由的觉悟者，就要有利众的大心。有大心发大愿，才会有大行，方能得大益。
（待续）
附：作者介绍
雪漠，原名陈开红，甘肃凉州人。国家一级作家，甘肃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文化学者，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文学翻译与跨文化研究中心首席专家，复旦大学肿瘤研究所“人文导师”。曾获“甘肃省优秀专家”“甘肃省领军人才”“甘肃省德艺双馨文艺家”“甘肃省拔尖创新人才”“2015年中国品牌文化十大人物”等称号。著有长篇小说：《野狐岭》《深夜的蚕豆声》《凉州词》《爱不落下》“大漠三部曲”（《大漠祭》《猎原》《白虎关》）、“灵魂三部曲”（《西夏咒》《西夏的苍狼》《无死的金刚心》）；诗集：《拜月的狐儿》；文化著作：《一个人的西部》《大师的秘密》（8卷）、《佛陀的智慧》（3卷）、“光明大手印”系列（10本）、“雪漠心学大系”《文化传播学实践教程》《雪漠心学概论》《雪漠智慧课程》等；文化游记：《匈奴的子孙》《堂吉诃德在北美》《山神的箭堆》《带你去远方》。作品入选《中国文学年鉴》和《中国新文学大系》；荣获“第三届冯牧文学奖”“第六届上海长中篇小说优秀作品大奖”、2004年度“中国作家大红鹰文学奖”“第二届中国作家鄂尔多斯文学奖”等奖项，连续六次获甘肃省委省政府颁发的“敦煌文艺奖”，连续三次获甘肃省文联和甘肃省作协颁发的“黄河文学奖”；入围“第五届国家图书奖”，三次入围“茅盾文学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