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六与周日两天，邵东市师德养成培训班的学员们到杏园参观，举办者要求我给学员讲点什么。我不愿意在学员面前装腔做势，以道貌岸然的姿态去教育别人，而且我个人很赞同木心的一句话，“小道德来自胆怯，大道德来自智慧”。修大德全在向内用功，外人的说教不起决定作用，且为了照顾听者的感受采用闲聊的方式，一厢情愿地希望听者能度过轻松而有益的一个小时。昨晚，我将讲的主要内容整理了一下，分享给空间的朋友们，让偶尔串门的朋友们不至于为本人的懒惰太过失望。
我想从“士的精神，侠的气概，俗的生活”三个方面来聊一种不一样的中国文化背景下的教师精神。由于本人水平与视野的局限，以下所谈仅为一家之言，不足以为工作为生活的准则，只当做有一点文化背景的扯谈，或许可以作为正餐之外的调料与味精吧。
一、存一分“士”的精神
为什么谈这个观点呢？因为总体上而言，教师的精神境界有堕落的倾向，有必要从“士”的精神里汲取营养。
在座的各位如果穿越到春秋战国，一定会获得一个身份标签——“士”。传统中国对皇帝之下的主流阶层的分类是“士农工商”，“士”是属于领导阶层的。由于当时的社会分工远远没有达到现在的精细化，而且士本身也不愿意成为适应功利社会的，专业化的人才，而是希望成为自由的，全面发展的君子。因此，孔子才会说“君子不器”。因为分工不精细不专业，士实际上承担着领导和教化的双重角色。虽然说，今天的教师，早已经从“士”跌落为普通人民，但是不要忘记，我们身上是流淌着“士”的血脉的，我个人认为，教师应当存一分“士”的精神。
关于“士”的精神，我想用大家耳熟能详的几句话来总结。
第一句，“士志于道”。这句话是孔子说的。我猜韩愈的“师者传道受业解惑也”就是受到孔子这句话的启发。这个“道”从当今的政治立场而言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道，从职业道德的角度而言就是要遵守教育部的“师德八条”，从人性的角度而言就是人性中的“善”，从文化的角度而言就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吸纳学习世界优秀文化。教师的讲台虽然小，但是教师的胸怀要大，境界要高，不要满足于做一个功利社会分工之下的一个专业螺丝钉，而要向着“君子不器”的境界。
第二句，“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这句话是孔子的学生曾子说的。这句话听起来很沉重，这跟曾子的个性有关。曾子一直是一个很厚重的人，有时候甚至厚重得有点傻气。有一次曾子帮父亲拔草，错把新苗当成草给拔了。父亲大怒，一棍子把曾子打晕了。曾子醒来后不但没有怪罪父亲反而一个劲给父亲道歉，“儿子惹您生气了，您老消消气”。孔子听说这件事后批评曾子，父亲打你，你不知道跑是傻，万一被父亲打死，就会让父亲背上不仁慈的罪名，你是不孝。孔子虽然批评曾子“参也鲁”，却将自己的正宗衣钵传给了曾子，其原因可能就是曾子身上这种厚重的禀赋。这种厚重就是“士”的忠厚与当仁不让。换成今天的语境就是对事业的忠诚和使命。教师也应当具有这种精神，把教育当做事业来追求，即便前路坎坷依然初心不改。
第三句，“士可杀不可辱”。这句话出自儒家经典《礼记·儒行》，原文为：“儒者可亲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杀而不可辱也。”这是士的凛然正气，铮铮铁骨。士秉持的是道义，绝不肯成为任何人的依附。士需要获得尊重，不能受到尊重就会拂袖而去，不可能为“五斗米折腰”。今天教师虽然早没有了拂袖而去的本钱，但教师的职业属性决定了教师仍然需要得到尊重。不可否认，个别教师的利欲熏心见利忘义拉低了教师队伍的整体形象。虽如此，但是我仍然反对将这些教师拉出去示众，因为这可能会损伤教师的职业神圣感，无法让教师获得从业所需要的尊严。这种拉出去示众的做法，有点类似明朝皇帝对士人的庭杖，是不杀而辱。对这类教师，我认为可以通过建立师德自律的行业组织，以同行谴责的方式予以惩戒。一个受人尊敬的职业，受到同行的鄙夷才是最重的惩罚。对教师自身而言，要避免这种被辱感，获得尊严感，需要做到洁身自好，不见利忘义。
二、留一点“侠”的气概
说这个观点的原因在于，教师在一部分人的固有认知中，有点胆小，有些小家子气，而且我偏爱有点侠气的教师。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胆小，怕事，唯唯诺诺，絮絮叨叨，斤斤计较成为很多人心中教师的形象。我年轻的时候有一段时期是羞于在陌生环境里承认自己是老师的。好在现在随着党和国家对教育事业的重视，教师的社会地位逐步得到了提高，我估计再也没有老师羞于承认自己的教师身份了。但要说教师成为大家向往的职业，我以为还是“路漫漫其修远兮”。这种负面形象的形成，除了应当进一步提高教师的政治地位、社会地位、经济地位之外，窃认为还与教师缺少侠气有关。
北京大学陈平原教授写过一本书，叫做《千古文人侠客梦》。里面谈到一个观点说，中国的知识分子都有一种拯救他人的英雄情结，都藏着在桃花源里实现自由的梦想，都渴望一种路见不平一声吼的快意恩仇。我国史学第一人司马迁对侠客精神也是赞赏有加的，特意在《史记》搞了一章《游侠列传》。他还特别指出，不能将那些依仗财势、欺凌弱小的豪强同侠客混为一谈。中国人虽然流行“各人自扫门前雪”这样的处世格言，但“不管闲事”并不是真正的国民性，传统文化中的儒家精神都有胸怀天下、悲天悯人的情怀，“爱管闲事”其实才是我们的本性，只是被现实教育得不敢管了而已。
“侠”最早出于《韩非子》，原文是“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法家是以严刑峻法严格控制社会活力为政治主张的，按照法家的思想，人民就只配做一个无思想的社会零件，儒与侠的个人觉醒是被他们严禁的。司马迁在《游侠列传》里对侠的定义是“所谓言必行，行必果，己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阨困，千里诵义者也”。金庸先生更是将侠的精神上升为“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可见，侠的精神不坏，不但不坏还很崇高。最近，教师队伍中出了一个侠者，就是湘西永顺那个敢于揭露形式主义的李田田老师。为侠当然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因此武侠小说中的侠客都是身怀绝技，不但想管闲事，而且有能力管闲事，管得好闲事。我说教师要有一点侠的精神，并不是提倡大家去行走江湖惩恶扬善，而是认为教师要有一点侠的气质。比如敢于直言，坚守内心的自由，即便自己不敢发声，也不要嘲笑敢于发声的人，更不要对落魄的勇敢者落井下石；比如胸襟开阔，不斤斤计较，不相互算计，同事之间的小恩怨能够“相视一笑泯恩仇”；不妨偶尔狂放豪迈一回，学学李白“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的人生态度。
三、爱一种“俗”的生活
“俗”并非是一个贬义词。“俗”字左边一个“人”字，右边一个“谷”字，人吃谷即为俗。人与人在生理层面上并无差异，都是俗人。教师是小知识分子，小知识分子都有点文青情结，小知识分子读过一些书，但读得不够，精神上，上够不着，下不愿意着地，这样就会挂起来——精神上陷入苦闷，生活上落入困顿。因此，不如先承认自己是个俗人，拥抱俗的生活。
当骑士精神成为堂吉诃德式笑话，当尼采宣布上帝已死，当皇帝用庭杖将士大夫打成俗人，当明清小说取代唐诗宋词，俗人就已经取代宗教、贵族成为了社会主流。教师也无可避免地走下神坛走进世俗的烟火人生。在纯粹的理想主义者的追求里，世俗生活从来不是他们的选择，如《月亮和六便士》里的主人公就是“满地都是六便士，他却抬头看见了月亮”。我们敬仰这些理想主义者，却不一定要学习他们的偏激。世俗生活与精神生活是可以两全的，正如有的读者所说，我完全可以一边欣赏皎洁的月色，一边拾捡地上的六便士。在世俗社会里，世界上可能只有一种英雄主义，那就是看清了生活的真相，依然热爱生活。虽然没有美丽的乌托邦，没有永恒的理性之光，但世俗的生活有什么不好呢？油盐酱醋茶，吃喝拉撒睡，它真实的不打一点折扣，不说一句谎话，不带一丝偏见，不存半毫虚妄，世俗生活剥去了一切伪美的外装，将人的本性直陈阳光之下，直入生活的本质，让我们知道为什么存在，为什么热爱，为什么坚持，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热爱世俗的生活呢！
儒家并不鄙视世俗生活，孔子说过“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类似的话。后世也有很多士人，用实际行动去拥抱世俗生活。乾隆年间有位叫袁枚的学者，虽说有庶吉士的头衔，官路一片光明，但他更爱世俗生活，买了隋姓家一个废弃的园子加以整治改造，更为“随园”，据说后来还成了曹雪芹写“大观园”的灵感。他纵情世俗生活，自得其乐，还以闲情逸致编了一本流传后世的《随园食单》。
在悲观者眼里，世俗生活总是由太多的不如意组成。据说，上帝给人类搞了一个普遍困境法则：面包掉在地上的时候，永远是涂有果酱的那一面着地；理想的睡眠时长永远比实际多出十分钟；排队的时候，另一队总是移动的更快；能找到工作永远不是自己最喜欢的；如果有一天你坠入爱河，很有可能共度一生的人却不是你爱的那个......
在乐观者眼里，世俗生活则是由一个又一个美丽的瞬间组成。苏东坡写了一个《人生赏心十六乐事》，很有意思。“清溪浅水行舟；微雨竹窗夜话；暑至临溪濯足；雨后登楼看山；柳荫堤畔闲行；花坞樽前微笑；隔江山寺闻钟；月下东邻吹箫；晨兴半柱茗香；午倦一方藤枕；开瓮勿逢陶谢；接客不着衣冠；乞得名花盛开；飞来家禽自语；客至汲泉烹茶；抚琴听者知音。”
同样是世俗生活，悲观者如入地狱，乐观者如在天堂，只因为心态的不同。现象级人类历史学家以色列尤瓦尔赫拉利在他的成名作《未来简史》里说，寻找幸福感是世俗生活的终极追求，与我们的中安局长，工作是为了幸福生活的论点神似。尤瓦尔赫拉利还给出了一个幸福公式：幸福感等于获得值减去期望值。人要幸福，首先是要努力工作增加获得值，当无法提高获得值以后，就需要调整心态，降低期望值。因此，过好世俗生活的第一法则是保持良好心态。被学生一个温馨的小举动温暖，被同事一点不经意的关心感动，被窗外的一缕阳光照亮，对路边的一丛野花怦然心动......以瞬间的快乐、幸福和意义，构筑起我们世俗生活的全部内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