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归故里
在我的梦中，一切都是灰蒙蒙的。启秀楼是灰蒙蒙的，以启秀楼命名的这个住宅区里所有的房子都是灰蒙蒙的，启秀楼的屋顶是灰蒙蒙的，墙是灰蒙蒙的，天是灰蒙蒙的，楼前楼后的花草也是灰蒙蒙的，屋子后面的树木也是灰蒙蒙的……
启秀桥上，遇到小五儿。小五儿和另外一人在一起，我告诉她，有她的汇款在邮局，邮局下班了，无法代她取。她没吱声，她老公四侯这时走过来了，和一女子。我们都没有说话。两旁的濠河正在施工中，河床被挖得很深很深。桥右边有处被挖得有十来米深，好像是要做跳台。走到桥上看，这跳台边就有一个直径五十公分的排污口，从医学院的解剖教室墙里探出头来，这样以后怎么做跳台？过桥后上了一艘小船，船上坐了五六个人。船启动了，沿着河床开，速度不快，到了一个河床狭窄处，再无法前进，前面无岸，左边是高墙，右边是很大一个垃圾堆场。船开始后退，不一会儿，靠岸了。上岸。是医学院动物场的食堂，里面是自助餐，看见有人操勺在一个很大的锅子里放入三只洗干净的鸡子。是红烧呢，还是油炸？我想着，朝前走，看见小五儿正坐在位子上吃饭，她将鸡交给我，说是我的份儿。来到一房间，有一对老人坐在里面，农民打扮，有一可爱的小宝宝躺在床上，我想，火车快开了，这孩子怎么还在睡呢？这时孩子刚好醒了，是个男孩，我抱起来让他撒尿，然后给他包上尿片。两个老人朝我笑着，我问他们是谁，他们说是这孩子的爷爷、奶奶。孩子很壮实，摸样很可爱，我抱着真舍不得放下，但还是将孩子交给了那对老人。（二〇一二年十月二十二日）
大车库里一些似乎认识又似乎不认识的男人，横七竖八地躺着或坐着。我坐在车库门口，看着漆黑一片的门外，什么都没有，感觉不到门外的风。车库里的人面面相觑，不言语。我掏出一个面包，分给周围的人，每人分到一口。车库里的人分吃了我的面包，里面的气氛似乎才活跃了一点……房间里挤满了人。没有人说话，也听不到声音。有一个肌肉强壮、赤身的男人，好像是王二侯。
六排居民区里静静的。我走到第三排前，看到王二候他母亲和他的两个妹妹。他母亲朝我微笑着，两个妹妹是那么年轻漂亮，她俩站在一旁。我想，她们应该都结婚了吧，怎么都还这么小呢？（二〇一二年十月十六日）
和女儿走在残垣断壁的老城区里。来到一座雕花墙壁前，驻足欣赏，是一幅圆形的图案，刚想细看，有人拿铁铲从天而降，抡起铲子就要铲那图案，眼看石块就要砸到女儿，我尖叫着去护她……当时可能是叫出声了，感觉身旁有人推了我一下。醒过来了。居然还在那个破旧的城区，是启秀楼，要拆迁了？到处是工地，却空无一人……
启秀楼走廊上，好多孩子在嬉戏。走廊前下方也有孩子们在玩耍。我在一旁观看。都是些似曾相识的嘴脸。我打开家门进屋，狭长的房间，里面有三张单人床，右边两张，左边对门一张，床上小白弟在睡觉，叫醒他。他说他昨晚惨了。问他缘由，他说，他昨晚遇到一个无家可归的男人，将他接到房间，让他和他一起住，没有想到半夜里那个男人死掉了，我问那男子现在何处，小白弟用手指指他的右下方，我朝着他的指向看去，在他的右下方床边是一张合拢的帆布行军床……（二〇一二年八月六日）
还是六排，都是平房，右边看见瞿教授，他夫人胖胖的身材，戴着眼镜，坐在一个趴儿凳上，就着身前的木质洗衣盆洗衣服。在瞿家的对面种着一片西瓜，有两、三个大西瓜。见我在关注那些个西瓜，他夫人笑着对我说，“没有成熟呢。”经过瞿家，是方家。方家门前也种着西瓜，这西瓜是成串地结着，大大圆圆的。走进屋子，方母坐在屋子里。身后是个很大的池子，里面是一池水。我问她家的西瓜怎么长得这么好。她说全靠身后的这池营养水。我注意到有一根瓜藤从水池里长出，并径直沿着屋内的柱子蔓延到屋梁，并从屋梁穿出屋外，瓜藤有两根手指粗。再细细看时，发现结出的分明是南瓜。
走出方家，来到南大街。都是平房，狭窄的小巷，石头铺就的地面，行人匆匆地从我身边走过。看到杨君迎面走来，没有和我打招呼，我亦如此。忽感觉内急，四处找厕所。找到一偏僻处，却总是掏不出来，心急……又见杨君走过来，他和另外一男人一起，杨君伸手从裤裆里掏出那根东西，足有一尺长，硬硬的，却像似水管状，弯着朝向站在他身边的我，担心他会尿到我身上，我刚想避开，杨君的朋友提醒了他，杨君这才将那硬硬的，挺挺的东西转过去朝向他前方，紧接着就听到急急的水流声。我却是一直没能掏出自己的来……像似来到了我启秀的住处外，一切如我孩提时候的外景，我朝院子的西边走去时，看到一男孩和一女孩正在嬉戏一头大狗，我走了过去。这是一头怪怪的大狗，它朝我迎了上来，它会笑。我也朝它笑。我对孩子们说，不要欺负它，它很善良。那狗居然又笑了，它牵着我的手，要跟我走……（二〇一二年六月十二日星期二）
启秀楼和它的大院
记忆中的启秀楼，房顶是朱红色的，楼栏杆是朱红色的，门窗也是朱红色的，外墙是灰色的。启秀楼前的花园是色彩斑斓的。蔚蓝色的天空，衬托出楼前的小花园里的树木、花草无比的艳丽，启秀楼东边是学院一座二层楼的教室，西边也是一座二层楼的教室，只是两座教室的结构与外形都不同。按我的记忆中划分，启秀楼这所大院由五部分组成：启秀楼、启秀东楼、启秀西楼、操场和六排。其中六排实际上只有三排属于医学院职工居住，后三排是当时护士学校的学生宿舍。
启秀楼的东边是人民公园，之间有一条小河隔开，那小河不像现在这样的煞风景，当时小河的水清澈见底，还没有被污染，小河的河水是清的，小河的河床两边没有用石头垒起来，河岸坡度很大，视觉上感觉小河很宽敞。两岸的斜坡上野草繁盛，芭茅、艾草、丝毛草，开着黄花的蒲公英和开蓝色小花的“勿忘我”芸芸涌动。小河是从北向南然后沿着启秀路一直通往启秀桥那边与市区环城的濠河汇合。小河的北面是一座朱红色的木质小桥，雅而不俗。炎日的夏日，我和小伙伴们常常光屁股趟水从小桥下穿过，到小河北面的荷花池里嬉戏，粉色的荷花，碧绿的荷叶散发出阵阵清香，沁人心肺。偶尔动静大了点，惊动河里的鱼儿，它们会跃出水面来……阳光明媚的日子，常常可以看到河里的甲鱼爬上岸边的大石头晒太阳；小时候和同伴们挖蚯蚓钓鱼时，我们曾经在河岸上挖到过一窝甲鱼卵；我还亲眼看到过一只野兔飞快地从荷花池的南岸窜过水面，游到小荷花池子的北岸……
启秀路北起自濠南路，挨着启秀院子的西边围墙外，往南再往东延伸到城山路。沿路有市图书馆、师范附属第一小学、医学院的西二院，护士学校教工宿舍、护士学校、医学院大礼堂、启秀楼的西大门、医学院南院、东寺庙然后就是启秀楼南门以及路南对面的医学院北正门，接着继续延伸往东，穿过人民公园南门和医学院东二院北大门，直通启秀桥，过了启秀桥，就不再是启秀路了，再往东是南通师范学校、三元桥、文峰塔……那边是农村，那里的庄稼和百草连成一片，苍苍荡荡……
启秀楼与医学院的北大门正对。很别致的两扇对开的铸铁大门，开启时发出只呀呀呀的声音。我曾经和小伙伴们爬在大门侧面，任由大门被开呀、关呀……那种现在孩子们不屑一顾的游戏，让我们满足，甚至陶醉。大门左上方有一块小小的蓝底白字的搪瓷门牌，上面醒目地标着“启秀路20”号字样。大铁门内的东边是门房。后来因为大门东边的门房常常形同虚设，就改成一个卖茶食的小店铺，在茶食店的东隔壁则开了家理发店。再后来，店不开了，改住职工。三间平房住着三户人家，学校传达室的老顾一家，学校文印室的老袁一家，以及花房的花匠老田一家。
启秀楼的冠名，我不确切地知道。据说这座楼原来属于当地清末状元、实业家张謇先生的一个叫启秀的姨太太，后人就以她的名字命名。两层的小楼的楼下东边房间是呈品字形三间套；东边房间有西式壁炉，有个烟囱通往红色屋顶；楼下正中间是客厅，客厅一个门开在南面，客厅北面是厨房和卫生间，卫生间有一个北门。楼的西边也是前后套间，不同的是，套间的隔断，一半是墙，另一半是镶嵌在墙体内的很大的推拉门。西套间的北面也有一扇门，与客厅北门并列着。楼上的房间格局我不清楚，小时候父母不让我们上去玩，就知道楼上有三个门，将楼上的人家分为两户。老启秀楼所有的窗户都是双层，一层是玻璃窗，另一层是木制百叶窗。楼上走廊的栏杆，造型简单；楼下走廊的立柱是方形木柱，后来因为年久腐朽，学院派人多次维修楼上的栏杆；楼下的立柱在维修时则将它们改成水泥立柱了。小洋楼的东边是楼梯，楼梯下是个储藏室，由楼梯口一个小门进出。小楼造得还算精美，那楼梯却实在是不敢恭维，楼梯很陡，上楼几乎可以手脚并用，因为年代久了，走在上面，它就吱嘎吱嘎地呻吟，一副不堪重负的态势。我一直担心它会塌掉。可是这事却从未发生，一直到我家搬离这楼，事实上它至今还颤颤惊惊地悬靠在小楼东边的角落里……
启秀楼五户
从一九五八年入住启秀楼，到一九六八年离开那里，十年的时间，应该给我留下更多的回忆。可是，我搜索枯肠，也只落得些个片段……
我家刚搬来启秀楼时，住在启秀楼下西边的房间，正如前文提到的那个两间套，南面是全家的起居室兼我们姐弟四人的卧室，北面是父母的房间兼书房；启秀楼楼下的东边套间是个三间套，呈品字形，当时学院教工党支部书记一家七口住南面一间和北面一小间；另外，从客厅进出的一小间住着学院里蓝老师夫妇。我家姐弟四人，顾家兄弟五人。启秀楼楼下东面套间的蓝师母是上海人，两个孩子在上海爷爷奶奶带着。启秀楼楼上，当时住着两户，一位姓郑的学校领导，和当时学院的黄院长一家，黄院长一家当时住着七口人，黄院长夫妇和他们身边的五个女儿,听说他另外还有一个儿子和三个女儿在外地。
如今启秀楼还健在，每每回到那里，心里总会冒出这么个念头：这么个小楼，虽说没有“七十二家房客”，也有五家人家，少说也有八个男孩六个女孩，却其乐融融，和睦相处。用现在的眼光看，怎么会获得幸福感？四十多年以后，在学校遇到久别的蓝老师，我和他聊这个问题，蓝老师说；人们对生活各方面状态的满意程度，决定人的幸福感，那时候的人起点底，很容易满足。现在随便找个别墅都能把那座启秀楼比下去，让那些住上大别墅的人去住那栋小楼，就不会满足了。这话对是对，但是，我总觉得不仅仅是这样，这里面似乎还有其它原因。我母亲分析说，人生是立体的，缺憾和完美都属于人生常态，能承受，会承担，懂得知足的人更容易感到幸福。
顾比我家更早搬进启秀楼，顾家五个儿子有个身材魁梧的母亲，比他们的父亲还要高出半个头，属于那种Big-bone体型的农村妇女。我们称呼她“顾伯母”，顾伯母平说话声音很大，两眼瞪起来，四周露出一圈眼白。只是她平日里瞪眼睛的时候并不多，几乎是睁不开似地眯着，我猜想可能是因为她肿胀的上眼睑压迫所致吧。顾妈妈整天都在忙碌着，那时候，五个男孩子两个上小学，三个上幼儿园，真够她忙乎的了，多亏了她那强健的体魄，就这样，她还几乎“开垦”了大院里几乎可以种菜的“什边”。在这些边边角角的地块，她种上些蔬果，那些不适宜种菜的地方，她会种上南瓜，冬瓜之类爬藤植物。瓜藤有时会蔓延到路上，不免会被路人踩踏，为此，顾妈妈会很心疼地收拾好，次数多了，她也会失去耐心，发泄一次。顾妈妈发泄的方式很特别，经常是站在路口，眼睛露出莹莹的光，面朝她怀疑的方向，双腿叉开，两手抱胸，放声开骂，她几乎掌握老娘们所有能骂得出口的脏话，来势凶猛，滔滔不绝，嗓门运用专业，一般都持续十分钟左右，真让人不得不佩服。可能是估计让她发泄得差不多了，她家老顾会出现在她面前，默默地瞪她一眼。此时，顾伯母的骂声会立即停下，就好像歌唱家遇到了休止符。
虽然顾伯母脾气不好，但是却很疼爱她的孩子，在我的印象中，她从来也不对她的孩子开骂。顾伯母按照她老家的习惯称呼他家长子“大背锹儿”，次子“二背锹儿”，以此排队，到达小五儿时，却不以“背锹”排行了，称他为“五儿”，顾家四个儿子文革时期都参了军，五儿适逢一九七七年国家恢复高考，他考上了医学院，后来当了医生。只要提到他们家，母亲总会不无感叹地说，你看人家孩子个个都是精英，真是将门出虎子啊！
顾伯母的丈夫是个转业军官，相貌威武，长一脸络腮胡子，个头不高，但是匀称，他家写字台上方有张他的戎装照片，一杠四星的军衔。转业到地方后，在医学院教工党总支当书记。母亲让我们称呼他“顾伯伯”。顾伯伯平日里话很少，除了严肃就是微笑。顾伯伯后来病故后，母亲评价说，顾伯伯是个潜锋芒的慧者。知道如何隐藏自己的能力，是了不起的一个技巧。除了外表，以及他家那张戎装大照片，他几乎没有给我留下别的什么印象了，他虽然离开了，但并没带走他的笑。
启秀楼的楼上住着两户人家。东边是一个姓郑的校领导，一个人住着一个单间。
其余的房间都由当时学院的院长黄竺如教授一家住着。黄院长家有一个儿子和八个女儿，儿子最大，是由他的前妻所生，八个女儿中的前三个都在外地。说到楼上老院长黄竺如教授，好友张卫兵先生在他的空间里这样写道：
“黄竺如（1901—1976）教授，早年留学日本。在日留学期间，黄竺如目睹了日本军国主义种种虐待、歧视中国人的罪行，对日本军国主义深恶痛绝。他的爱国心和正义感，感染了一位日本少女。她就是后来成为黄竺如终身伴侣的黄须美。
黄须美，原名金谷须美，出生于日本贵族家庭，当时她和黄竺如的相知相恋，遭到了来自方方面面的极力反对，然而，彼此之间忠贞不渝的爱情，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憎恨，最终使他们放弃了日本舒适富足的生活，毅然来到了当时还很贫穷落后的中国。1934年受聘担任南通学院医科（南通医学院的前身）教授、外科主任。他医术高明，是南通医院动腹部手术的最早医生之一。
1937年底，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踏上了南通这块土地，当时任南通学院医科教授的黄竺如先生，完全可以凭借他外科医术方面的优势，在敌占区安安稳稳过日子。然而，因为夫人是日本人，留在沦陷区就避免不了跟日本侵略者接触，甚至为他们服务。做日本鬼子的帮凶和走狗，这是黄竺如先生和夫人绝对不愿意的。在夫人的支持下，他携夫人和三个年幼的孩子，与著名寄生虫学专家、南通学院医科科长洪式闾教授一道，带领医科40多名师生，辗转内迁。饱尝颠沛流离之苦。
解放后，黄竺如教授回到南通医学院任教。1957年，遵照上级指示，南通医学院迁往苏州，成立苏州医学院，南通医学院原址变为苏州医学院南通分部，黄竺如教授任苏州医学院副院长兼南通分部主任。由于亲眼目睹过苏北地区严重缺医少药的状况，他认为南通应当有一所医学院。于是，他利用自己是江苏省人民代表和市政协副主席的社会影响，奔走呼号，更以自己的行动扎根南通，努力工作，为恢复和重建南通医学院作出了重要贡献。正是由于黄竺如教授等人的不懈努力，在南通医学院迁往苏州还不到一年，1958年8月，江苏省人民政府批复，苏州医学院南通分部恢复为南通医学院。
文革期间，黄竺如教授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身心健康受到极大伤害，患了糖尿病和心脏病。安装心脏起搏器完全可以治疗他的心脏疾病，有人建议请北京或上海的专家来给他安装心脏起搏器，但他说什么也不同意。他说：‘我们国家目前经济困难，国家为挽救我已经花了许多钱，安装起搏器太贵了，而且充其量只能延长一些日子，不要再在我身上多花钱了。’当时正值唐山大地震，他嘱咐把钱用在救治唐山来的伤员身上。后来黄竺如教授病情日趋恶化，输液都很困难。黄竺如教授对病理解剖十分重视，他说，一所医学院的水平，其病理解剖水平如何是很重要的一个标志。临终前，他对妻子和子女交代：‘我的冠心病很典型，临床的观察和治疗都很全面，一份完整的教材就缺心脏标本了。在我死后，把我的心脏献给学校，供科研和教学用。’在黄竺如教授逝世后，家属遵照遗嘱，向学校作了汇报。学校领导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接受了黄竺如教授的赤诚之心。
著名数学家苏步青教授早年留学日本，与黄竺如教授私交甚密，对他的人品十分赞赏。黄竺如教授逝世后，苏老悲痛不已，在《悼念黄竺如》一诗中这样写道：‘如今无计寄相思，空忆右丞红豆词。南国去归何处觅，泪零瀛岛旧花枝。’表达了两人之间的深厚感情。”
黄竺如教授的夫人黄须美老师当时在医学院图书馆工作，和我母亲在一个部门，所以她对我们各外地亲切，我放学后时常会到母亲办公室去拿家门钥匙，遇到她时，她总是乐呵呵地用她那独特口音的中国话说，“噢，董老师，你家老三来了！过来让我看看你！”于是我乖巧地走到她身边，她照例用她那温柔的手抚摸一下我的头。夸一句，“你儿子真漂亮啊！”
在我记忆中的黄老师快乐而达观，可爱极了！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