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生而神灵,迎日推策——黄帝
《史记》开篇之言是黄帝。司马迁说:“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这番记述即说黄帝其人,是少典的儿子,复姓公孙,名子叫轩辕。他生下来就显现出神灵的禀赋,弱小时就能说话,年幼时就表现得思维周全而敏捷,长大后为人敦厚机智,成年后更加聪明。这是诸种典籍中对黄帝最经典的记述,司马迁没有写他的身高面相等直观的东西,而是一步到位地写他的自然禀赋与精神品性;同样使千秋万代的读者感受到了黄帝的亲切而高大的形象。有学者称黄帝的号为有熊,因为黄帝本是有熊国之子;之所以称为黄帝,因其有土德之瑞,即他的身上有着大地所具有的美好品性的吉祥之兆;黄帝以轩辕之丘为都,所以就以轩辕为名。据《舆地志》一书记载,涿鹿本名彭城,黄帝初都于此,又迁于有熊之地。他是少典国君之次子,其母名叫附宝,她到野外去,恰看到有闪电环绕着北斗枢星,于是受到感应而怀孕,孕期达二十四个月,生黄帝于寿丘;寿丘位于鲁国东门之北,今在兖州曲阜县东六里处。这种记述显然有神话色彩。有学者认为有熊国即河南新郑一带,而少典并非人名,而是诸侯国名。
司马迁对黄帝的行为方式评价道:“披山通道,未尝宁居。”即说他整日带人斩除荆棘,开辟通道,从未安宁地居住过。他开辟的疆域十分广大,东至于海,直至岱宗即泰山;西至于陇地的空桐山,直至陇西的鸡头山;南至于长江,直至位于长沙益阳县的湘山;北至于妫州怀戎县北的釜山,驱逐了荤粥族即匈奴,在涿鹿山下的广平之野建立了都邑。司马迁称其:“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即说黄帝不断迁徙往来,没有固定的定居之所,以军队安营扎塞环卫自己。他所设立的官职均以云来命名,也以云来命名军队。有学者认为黄帝设春官,名叫青云;设夏官,名叫缙云;设秋官,名叫白云;设冬官,名叫黑云;设中官,名叫黄云。又设左右大监官,监督万国之事,使万国和同。黄帝的神灵表现在他能“迎日推策”上。即使用一种神异的蓍草,面对日出日落,推测未来的天象及气候变化的规律性,测算良辰吉日。这应是中国人建立关于日月运行之历法的最古老的基础。黄帝任用了四位大臣,即风后、力牧、常先、大鸿,令其掌管百姓之事。据《帝王世纪》一书记载,黄帝得风后于海隅,以之为相;得力牧于大泽,以之为将。
司马迁说他“顺天地之纪,幽明之占,死生之说,存亡之难。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旁罗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有土德之瑞,故号黄帝。”这番记述即说黄帝能顺应天地四时变化的纲纪,以占卜预测阴阳界数之变化,建立关于死生的认知和处理方式,探索化解存亡之难的道路。依时序播种百谷草木,对鸟兽虫蛾进行驯化;他的德行使日月星辰为之感动,水能安澜,土能丰收,金玉矿藏奉献珍宝;他身体勤劳,身心健康,耳聪目明,倡导百姓节省水火材物等生活资源;因有土德之祥瑞,故其名子叫黄帝。这段话是对黄帝“生而神明”的进一步解注,同时也是对黄帝“迎日推策”功劳的赞美。中华民族富有勤俭节约和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史记》表明这个美好的传统在黄帝时就已得到明确和倡导。
黄帝的美德不仅属于自身,而且遗传给他的子孙。司马迁说他生育了二十五个儿子,独立享有姓氏的有十四人。颛顼帝是黄帝的亲孙子;帝窖则是黄帝的曾孙;而帝尧则是帝窖的儿子。此数人都是我们华夏民族历史上光耀千秋万代的人物。司马迁对颛顼的评价是:“静渊以有谋,疏通而知事,养材以任地,载时以象天。依鬼神以制义,治气以教化,絜诚以祭祀。”即说他沉静而且渊博有智谋,心胸开阔疏郎、知晓万事机理;开发滋养生活资源,使土地得以充分利用;参照四时运行,效法天地变化规律来决策和行动。像鬼神那样聪明正直地制定尊卑之义,理四时五行之气以教化万民,尽心敬事祭祀鬼神和列祖列宗。这里的鬼神主要指山川之神,古人认为其能兴风致雨滋养万物。
对帝窖的评价是:“聪以知远,明以察微,顺天之义,知民之急。仁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取地之财而节用之,抚教万民而利诲之,历日月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即说帝窖聪明并能知晓久远的事情,明察秋毫,顺应天义,体恤民情知民所需所急,仁义而有威严,惠民而讲信用,加强自我修身,天下百姓佩服。善取大地之财富而合理使用它;抚助教化万民并向着有利的方向教诲他们;日月未至而迎之,日月过而送之;明识鬼神之事而敬奉它。有学者认为天神为神,人神为鬼;圣人之精气为神,贤人之气为鬼。司马迁又说:“帝窖溉执中而遍天下,日月所照,风雨所至,莫不从服。”即说帝窖秉持公平公正的宗旨,像泉水灌溉农田一样,德行遍及天下;日月所照之处,风雨所及之地,没有不佩服他的人。
司马迁对尧帝的评价是:“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富而不骄,贵而不舒。”即说他的仁义如同天之恩德一样,他的知识如同神灵一般,你靠近他就如同在太阳之下一样,你仰望他就如同看着蓝天上的白云一样;他富而不骄,高贵而不放纵。又说他“黄收纯衣,彤车乘白马,能明驯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便章百姓。百姓昭明,合和万国”。即说他头戴黄色的冠冕,身穿纯黑色的缁衣,乘着由白马拉动的红色的车子;能以自身之圣德使他人驯服,使九族愈加亲合。九族团结和睦,百官的职责得以彰明;百官政绩明显,天下万邦合和。这种评价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概念,即万国合和。可见尧帝极其重视和谐相处的问题,中华民族从那时起就产生了合和共处的思想,这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历史渊源所在,也是民族大团结的历史传统所在。值得注意的是尧帝的衣饰及车驾的颜色,帽子是黄色的,衣服是黑色的,而乘车是红色的,乘马是白色的。黄是黄帝后裔均尊崇的颜色,而商汤尚白,秦始皇尚黑,刘邦尚红;这几种颜色已成为华夏民族数千年至今不变的流行色。司马迁为后人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关于黄帝及其家族的描述,其中包含着远古以来人们对政治、对民生、对生死存亡、对是非善恶等理念的原始认识,以及最本质的期望。黄帝被作为华夏民族的人文始祖,多少年来得到了时时代代的尊崇和敬奉;其中司马迁功莫大焉,他以其辉煌的《史记》培育并推进了华夏民族对祖先的共同认知,奠定了华夏大一统的思想基础。
(2)诸侯——黄帝取代神农氏的重要力量
诸侯起于何时?根据司马迁的记载,作为一种政治势力,诸侯早在神农氏时就已产生,而神农氏的时代早于黄帝之时。司马迁在《史记》开篇介绍黄帝之后,写道:“轩辕之时,神农氏世哀,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即说黄帝那个时侯,神农氏家族的势力已经衰败,各路诸侯相互侵伐,残暴地虐杀百姓,但神农氏作为最高统治者却不能征讨他们。这就透露一个重要信息,黄帝崛起于神农氏衰败之际;而在神农氏的时代,诸侯作为一种政治力量就已经客观地存在着了,其称谓可能随时代的不同而所有差异,终于定形为诸侯之谓。
历史的发展与时代的变幻必定不断地呼唤着新的领袖人物的产生。司马迁记述:“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即说在这种情况之下,黄帝就组织所在部族开展军事训练并时常用兵,以征伐那些不朝拜不纳供者,结果使诸侯纷纷服从于他。当时蚩尤最为残暴,无人能讨伐他。而炎帝也要侵陵诸侯,这从另一个方面迫使诸侯全部归顺于轩辕。轩辕加强道德修养,整治军备,顺应五行之说的气侯变化,种植黍、稷、菽、稻、麦等五种基本农作物,安抚万民,丈量四方,使百姓得以安居。司马迁在这里使用了“修德振兵”一词,德先于兵,说明黄帝注重自身的道德修为,是一个以仁德为怀的人,而不是一个穷兵黩武嗜杀成性的人。他在积极应对战争的同时,遵循金木水火土的演化规律,开展农业生产,重视百姓生活,把安抚万民作为重要使命。这正是黄帝不同于其他人的重要品质,是他得民心、顺天时、大有作为的前提所在。
然后他又训练以熊罴、貔貅、猛虎等动物为图腾的氏族习武,带领他们与炎帝之军大战于阪泉之野。据《括地志》记载,阪泉今名黄帝泉,在妫州怀戎县东五十六里处,泉出五里与涿水会合。而《晋太康地理志》记载,涿鹿城东一里有阪泉,上有黄帝祠。黄帝与炎帝先后打了三仗,最后征服了炎帝。司马迁记述:“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即说蚩尤作乱,不听从黄帝的命令。于是黄帝征召各路诸侯的军队,与蚩尤的之军大战于涿鹿之野,把他抓住并杀死掉了。从此诸侯都尊称轩辕为天子,轩辕代替了神农氏,这就是黄帝。按照司马迁的记载,炎帝、皇帝、蚩尤应为同时代的人;而蚩尤因其残暴且不认同黄帝替代炎帝的事实,所以就暴生了与黄帝的战争。亦有学者认为蚩尤本为天子;《孔子三朝记》一书则认为蚩尤是庶民之大贪者。从司马迁的记述来看,蚩尤至少是一个大有影响的诸侯级的人物,否则他根本无力与黄帝抗衡。对于两者之战,《山海经》中亦有记述,但颇有神话色彩。涿鹿本是一座山的名字,据《地理志》一书的记载,涿鹿县位于上谷一带。据《皇览》一书记载,蚩尤冢位于东平郡寿张县阚乡城中,高达七丈,百姓常于十月祭祀他。另有肩髀冢位于山阳郡钜野县,大小与阚乡冢相同。传言蚩尤被黄帝杀死后,身体异处,故分别而葬之。
从司马迁的记述中可知,黄帝取代炎帝的过程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经历了大规模的战争才完成的;其中阪泉之战与涿鹿之战是其成为黄帝的标志性之战,正是这两场战争击溃了炎帝与蚩尤的强大势力,才使黄帝成为真正意义的天子。诸侯在神农氏时代就已是重要的政治力量,这种力量在轩辕征服炎帝与蚩尤、取代神农氏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黄帝之所以成为黄帝,不仅是他个人德行的因素使然,还有他能够争取诸侯信任与支持的因素使然,后者似乎更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