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瑜，北京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政治学专业政治学硕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系政治学博士。履历：1999年—2000年，清华大学21世纪发展研究院助理研究员；2006年—2007年，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博士后；2007年—2010年，英国剑桥大学政治与国际问题研究系讲师；2010年至今，清华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
2003年9月24号，一个叫萨义德（Edward Said）的美国教授死了。
当天，在一个美国BBS上，有人写道：Humanity has suffered an irrecoverable loss with the death of Edward Said（萨义德的死给人文精神带来了无法挽回的重创）。紧跟其后的一个人则写道：humanist my ass. The world is now a much better place。（人文精神个屁，没他这个世界更好。）互联网上这个微不足道并且转瞬即逝的小浪花，却精练地概括了萨义德在美国的处境：被爱，或者被恨，却很难找到一个似是而非的中间点。
萨义德是谁？
如果你仅仅去读萨义德生前所在的学校——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校长的悼词，你得出的印象会是：这是一个才华横溢的文学教授，但也就是才华横溢的文学教授而已。这个悼词写道：“萨义德是一个杰出的知识分子，他献身于艺术和文学的研究。他的作品迫使我们这些西方人反思我们对其他文明的态度。”
这个如履薄冰的悼词，小心翼翼地绕开了萨义德一个“易燃易爆”的身份：美国最著名的支持巴勒斯坦的政治活动家。
对萨义德政治立场的沉默，不是一个偶然。这个沉默，是一个更大的沉默的碎屑而已。那个更大的沉默，就是美国政治和公共领域里对巴勒斯坦民族生存权的沉默。这个沉默，在以色列与美国政府和媒体的精心培育下，多年来，茁壮成长，不断扩张，将巴勒斯坦的声音逐渐挤出了话语的版图。
就是在这铺天盖地的沉默当中，萨义德一直坚持在说话。
他说：巴勒斯坦人是受害者的受害者，他们被迫偿还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债务。
他说：为什么一个生于俄罗斯的犹太人可以千里迢迢地跑到耶路撒冷来定居，而一个生于耶路撒冷的阿拉伯人却无家可归、只能做约旦的难民？
他说：巴勒斯坦的斗争是整个解放和启蒙运动的一个分支而已。
从《巴勒斯坦问题》到《和平进程的终结》，到《剥夺的政治》，从1970年代，到2003年，他不停地说。喋喋不休地说。义愤填膺地说。孤鸿哀鸣地说。
1935年生于耶路撒冷，长于开罗，萨义德16岁到美国，29岁哈佛大学文学博士毕业，1963年开始在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任教，直到逝世。
他最重要的著作是1978年出版的《东方学》。通过对文化殖民主义和政治殖民主义之间关系的揭示，这本书影响了几代学者，并且开创了“后殖民主义研究”的先河。
萨义德本可以和许多著名的教授一样，在窗明几净的象牙塔里度过温文尔雅的一生。但是，他偏偏推开了象牙塔的门，选择和那些在黑暗中的人在一起。在一篇讨论萨特的文章，萨义德说：一个知识分子的真正使命，是做迫害和痛苦的见证人。
就是说，他选择了“双重生活”――学术的生活和政治的生活。一个通向智慧与美，一个通向正义与爱。一个是小提琴的优雅，一个是鼓的激昂。就是在优雅和激昂之间，萨义德演奏了他的人生。
1977年，萨义德加入巴勒斯坦民族委员会。1991年，得知自己身患白血病之后，他悄悄从这个流放议会中辞了职，但仍然马不停蹄地为巴勒斯坦的民族权利奔走。1993年奥斯陆协议签订之后，萨义德预测了这个协议的悲剧式结局――在他看来，这个既不承认巴勒斯坦难民权利、又不肯定巴勒斯坦领土主权的“凡尔赛条约”完全出卖了巴勒斯坦人。目睹了巴以分治导致的暴力恶性循环之后，萨义德在其最后的岁月里逐渐转向了“一国两族”的理念。
萨义德的存在，让我们看到美国政治生活中一个奇特的对垒：一面是以色列政府强大的外交手腕、犹太游说集团的政治势力、被犹太势力主导的美国各大媒体、完全一边倒的美国国会和政府，另一面则是萨义德，一个身患白血病的老头，一个文学教授，一个文学教授而已。
萨义德对巴勒斯坦人的同情，与其说是因为他对“阿拉伯世界”的认同，不如说是因为他对正义的追随。他对当今阿拉伯世界的政治专制、对恐怖主义、甚至对腐败的阿拉法特政权，都深恶痛绝。但是这种厌恶，不是为了成就一个知识分子居高临下的优越感，而是对一切屏蔽启蒙之光的事物的鄙弃。正是借着同一束光，他看见那些流落在约旦、黎巴嫩无家可归的巴勒斯坦难民，那些被以色列的推土机推倒的房子，那些由于失学而在难民营狭窄的街道上虚度光阴的儿童，那些被剥夺了历史、也被剥夺了未来的绝望的脸，那些牲口一样被蒙上眼睛团团转的青年，那个家园沦落成牢笼的民族。
萨义德在美国公共领域的存在，好像一个莺歌燕舞的贵族舞会上，被门卫一不小心放进来的穷人，暴露了另一个世界的存在，那个更大然而更隐秘的地下世界的存在。这种暴露，对于这个贵族舞会，无异于一种蓄意的污染。萨义德在世时，很多人――尤其是美国犹太人中的右翼力量致力于“搞臭”萨义德。就在去年，一个叫“捍卫犹太人”的组织还号召哥伦比亚校方解雇萨义德这个“恐怖分子”。萨义德死后，《华尔街日报》这样的大报，还刊登了一篇指责萨义德为“恐怖教授”的文章。
其实萨义德身上真正令他对手惊恐的，恰恰不是他的“恐怖主义”，而是他的“人文主义”。他通过学术努力，为一个文明恢复“人”的面孔；通过政治努力，表达一个被压迫民族的理性。当他通过人文主义而不是恐怖主义而斗争时，萨义德实际上成了以色列政府对一个种族、一个宗教、一个文明进行“形象谋杀”进程中的一个绊脚石。
萨义德生前写的最后一篇文章是一个音乐评论，关于贝多芬的晚期作品第九交响曲。这篇文章的标题取自尼采的名著“不合时宜的沉思”（untimely meditations）。这个标题似乎是对萨义德最后时光的隐喻――以色列政府在建造一堵巴以之间的隔离墙，然而与此同时，萨义德在梦想“一国两族”的和平方案——这个梦想多么“不合时宜”。然而，也许这正是萨义德一生的努力：在一个被沉默囚禁的社会里，做一个“不合时宜”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