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翻书橱发现《朗读者》,拿起看了两眼竟放不下,一口气连夜读完,意犹未尽,今天找出影片又看一遍思路才逐渐清晰。电影是由温斯莱特主演,她也凭借在此片中的出色发挥荣获第81届奥斯卡影后。与很多由小说改编的电影不同,该片基本保持了小说的原汁原味,并且在某些环节通过人物语言与表演对小说中关于法律与道德的部分进行了诠释,让我在阅读原著过程中产生的疑问得以理解与澄清。
应该说这是一部成功探讨了爱情、伦理、战争与道德等一系列宏大题材的小说(影片),故事第一部分似乎以情色为主线,然而看到最后才明白这一切都是在为后面的主题做铺垫——15岁的少年米夏因病偶遇36岁的女电车售票员汉娜,在米夏病愈后的那个夏天两人发展出一段秘密的不伦之恋。汉娜喜欢躺在米夏怀里听他读书,米夏则沉迷于汉娜成熟性感的身体无法自拔。然而在夏季即将结束的某个下午汉娜的不告而别令少年陷入了沉重的迷茫和悲伤,虽然不久以后米夏又开始新的生活,但这段经历仍成为他无法忘却的刻骨铭心。
小说第二部分起于战后德国持续进行着的对纳粹战犯的审判。在一例由集中营幸存者的回忆录而引发重审的案件中,作为法律实习生的米夏在法庭上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原来汉娜是当年纳粹集中营的一名看守,在某次转移囚徒的行动中因盲目坚持看守职责不愿打开教堂大门而导致几乎全体犹太人丧生火场。面对指控,作为集体犯罪的一员,汉娜为了保守一个秘密最终放弃自辩并承担了其他看守的推诿,成为扛下罪责的主犯。
而与此同时,旁听的米夏其实已明白了汉娜隐藏的那个秘密,正是这个秘密导致她放弃西门子的工作投身党卫军并成为看守,正是这个秘密导致她放弃升职辞去售票员工作并离米夏而去,也正是这个秘密导致她放弃核对笔迹宁愿一人承担所有罪责并被判处终身监禁。
然而米夏最终没有站出来为她辩护。
说实话在原著里我没有看懂原因,但影片在这个问题上通过一个引入的角色——法律小组中的一位同学——进行了诠释,他的激烈言辞让米夏放弃个人情感而进入对二十年前那段历史的深思:“欧洲有多少集中营大家都知道,包括我们的父母、师长,但这不是问题所在,问题是你怎么会让这种事情发生?更重要的是你知道真相后怎么不去自杀?!”这种对父辈道德与人性的诘问与鞭鞑直接击中了米夏的心理防线,他因此独自寻访所在城市近郊的一所集中营,我相信在那里他明白了教授对他说的另一句更为震撼的话的含义:“如果你们这辈人不从我们这辈身上汲取教训,那一切还有什么意义?”
至此,故事上升到战争与人性反思的高度,小说(影片)开始不断通过庭审纪录及法律小组的讨论对纳粹历史以及那段罪恶统治下的人性进行拷问。然而耐人寻味的是即使在邪恶的社会形态下有些问题也不能简单地进行是与非的道德判断,比如有个环节:劳动营每隔一个月就会运来一批新囚徒,上级命令包括汉娜在内的六名看守每人选定10位囚徒转运至奥斯维辛,众所周知那即意味着死亡。当法庭上法官质问她怎么有权将鲜活的生命推向死亡时,汉娜在结结巴巴的申辩之后无力地问了句“换作是您,您将怎么办?”于是一片哗然,因为所有人都知道,在不自觉的卷入到一个巨大的罪恶当中的个体,在决定哪些人生哪些人死时,与此时围坐在这些受审者周围的所谓无罪民众一样,无法抉择。
而在这之前教授刚刚说过,在正常的社会里“维系社会运作的不应是(人性之上的)道德,而是(维持人性的)法律。”可笑的是,在重新审视不久之前的罪恶事实时所有人才发现,在恶法时代里本应高居法律之上的道德尴尬得如同一片什么也盖不住的遮羞布,无足轻重。正如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所说,“目的可以使手段正当化”在集体主义道德里是至高无上的准则。因为集体本身有明确的目的,因此一个人为了整体利益没有什么不可以做,他唯一的德行就是服从命令。换句话说,在道德与制度的相互作用之间,起决定作用的从来不是道德基础,而是制度本身。
汉娜这段无力的辩解也一度引发米夏的同情与支持,但随着思考与挖掘地深入,汉娜用生命去坚守的那个秘密所导致的麻木无知与助纣为虐最终成为米夏转身离去的原因。
那个秘密是——汉娜是个文盲。
因为文盲所致的认知与判断缺失,使汉娜在恶法与道德面前选择了盲从恶法,从而在大火来临时坚守职责不去打开教堂的大门任由几十条鲜活的生命无辜消逝。
村上春树的某部小说里说到树林里有个大坑,随着大雪与树叶的堆积大坑成了陷阱,无辜的生物不断掉进坑里,但随着雪花与落叶的再次堆积一切又重归正常,甚至泛出美丽迷人的光芒。邪恶的统治与与之配套的法制就如同这个大坑,无知的汉娜与纳粹时期同样无知盲从的德国民众如同雪花与落叶,当罪恶来临时,每一片雪花都沾满鲜血,尽管他们认为自己无害且纯洁。
这其实就是代表着战后一代德国人的米夏,对汉娜,甚至对自己的父亲,再甚至对所有父辈德国人的失望与愤怒。
小说的最后一部分是汉娜在狱中学会了认字,但二十年后再见当年那个“小家伙”时,小家伙因怀疑她是否真正开始忏悔而有意无意表现出的疏离感击溃了汉娜心中最后的希望,这种心理坍塌迅速引爆因获得知识后重新审视自己犯下的罪行而产生的耻辱与愧疚,于是汉娜在出狱的前一天选择自杀。
故事的结尾米夏和那位集中营幸存者将汉娜试图赎罪的七千马克捐赠给犹太读书组织,这是个隐喻,作者希望通过这种刻意的写法表达一个明显的意图——用知识把更多的人从无知中解救出来,给他们点亮暗夜里的火把,让他们插上思考的翅膀并攫取自由抉择的权利。
自此全文终,掩卷细思,作者施林克其实想要提请读者思考一个命题:个人在特定的时代、社会、制度之下如何正确判断与选择,尤其是在极权的时代背景下。哈耶克说极权社会中政府要达到的目的,就是让大多数人失去独立思考的能力,并让那些仍然保留批判倾向的少数人保持沉默。为此,他们会动用一切手段进行筛查与禁止,给予人民的仅仅是他们想要给予人民的。因此身处极权社会下的汉娜们的选择难度不言而喻。
作为同样反思纳粹时代人性道德的影片,另一部由波兰斯基根据真实事迹改编的电影《钢琴家》讲述了一个逃亡的犹太钢琴师席皮尔曼与欣赏他琴艺并暗中保护他直到解放的纳粹军官霍森菲尔德之间的故事。这位军官后来被苏联红军俘获关进战俘营。虽然席试图通过波兰政府解救这位军官,但未成功,后者不幸在1952年死于非命。2009年,受席皮尔曼儿子的请求,以色列犹太大屠杀纪念馆追封霍森菲尔德为国际义人。霍森菲尔德的做法可以说完全体现了个人主义在制度与极权压力中的人性光辉——决定什么可做的不是制度与集体意志,而是回归到最人性的、最根本的道德。
但我认为相比于波兰斯基直接用人性来解答纳粹军官的行为,施林克用知识来武装思想从而做出道德选择的设想更为理性,因为我倾向认同知识的获取可以使思想更加自由,思考更加独立。
思想自由的价值不在于思想的能力,而在于任何人都可以对任何事情或意见进行争论。只要异议不受到禁止,就始终会有人对支配着他们同时代人的意见有所疑问,并且提出新的意见来接受辩论或宣传的考验。这种疑问与反抗会保持个体的独立与自由,并做出不被集体意志所左右的判断与选择。
它的表现形式与结果就是王小波所说的,一个国家总有思考与不思考的人,读书的人越多、特立独行的人越多、独立思考的人越多,这个国家的天分、才气、道德、安全、自由与活力就越多。这也与龙应台的看法不谋而合:国家就像一个巨大的滚动着的车,很多人在里面自顾自地行乐,所幸的是,总有人探出头来看看这辆车的轨迹,研究一下它终究跑向哪里。
所以,保持思想自由,坚持思考独立,这或许才配得上曾经经受的苦难,才称得上解决问题的希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