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故鄉我的家
一一清明回鄉記
漂泊海外三十多年，我已七十歲的人了，只回過五次故鄉。最近清明節期間，應旅美姨仔夫婦熱情相約邀請，再次踏上故鄉路。
提起故鄉，对绝大多数人来说融合太多情感，承载著人生最美好的青春回憶。但于我而言，對於故鄉，是當年比城里同齡人身份低一等的地方，是對別人介紹時難於啓齒出生的地方，是青少年時極想逃離的地方，是年老後想回去再也回不去的地方。幾十年了，我鄉音雖未改，但故鄉在我心目中，沒有什麼可炫耀的，也沒有那種熾熱濃烈的留戀。只有靑少年時代的心靈，永遠留下被貧窮嚇怕的傷疤。
我的故鄉地處沿海，是有近二百年歷史的自然村，村莊周邊是海灘濕地，世代以耕種為生。貧窮，落後，偏遠是故鄉的標籤。為擺脫貧窮與落後，從祖輩那代起，已不甘於宿命，極力衝破出生時不可選擇的命運枷鎖，從貧苦中掙扎，尋找，選擇，逃脫。早年，爺爺便只身還赴美洲古巴共和國谋生，一去不復還。到父輩時，父親也想憑一己之力，力圖改變家庭貧窮面貌，曾隨村裡兄弟，赴廣州，闖香港，苦力拉車，載客賺錢，養家糊口，後經不起艱苦與磨難，最終歸田還鄉，結果在大躍進三年困難時期，因食不果腹，導致胃痛發作，不敵病魔，在我八歲時，撒手人寰。到了我這一輩，逃離故鄉的迫切願望始終沒有放棄過。除了家姐成年後選擇嫁給香港郎，脫離故鄉外，兄弟三人在成長道路上，各自選擇不同的方式，先後離開了故鄉。大胞兄從小立志讀書，靠知識改變命運，考入大學，夙願得嘗。二胞兄和我，在開放改革浪潮中，先後選拔到鎮和市有關部門工作，也改變了人生。從此，姐弟四人，天各一方，安居樂業。不久，又重逢團聚於美國。近百年來，祖輩夢寐以求離鄉脫貧的宿願，終於在我輩實現。
我離開故鄉已經有近五十年。故鄉的村貌在我的腦海裡有點糊塗了。記憶中，村子有四個姓氏共近六七十戶人家，分有舊村及新村。我家祖屋立於舊村首位，據說是爺爺當年遠赴重洋，從古巴共和國寄回的僑匯所建，也是村裡最早建起的僑房。我從來沒有見過爺爺，我懂事時只見奶奶守活寡終老。後來，大胞兄在廣州就讀遠洋學院，畢業後在一家遠洋貨輪公司從事無線電通訊工作，幸有次貨輪運載貨物抵達古巴共和國，曾上岸到當地訪問過本村最早出洋的前輩勞工，才獲悉祖父已過身數月了。
在我尚屬蒙朧混沌的生命齡段里，還目睹奶奶病故的過程，屍體擺放在舊屋廳堂邊，看著殮工將屍體裝進紅色棺材，在兒孫親友哭嚎聲中抬出村子，送到＂北邊墩＂剛挖好的墓坑埋葬。從那時起，廳堂擺放過奶奶屍體的地方，很長時間我都不敢靠近半步，埋葬奶奶的北邊墩，我都繞道走，在幼小的心靈蒙上一層陰影。
幾十年前我離開故鄉時，祖屋已很殘舊。這間祖屋是父親與叔父兩兄弟各分天下居住，叔伯兩戶子女都在此出生長大。當年祖屋最鼎盛的歲月，有祖孫三代共十多口人 進進出出。我家住祖屋右邊房間，叔父一家住中間廳房，左邊石砌的房間是奶奶的臥屋，和两家耕牛的飼養房，也叫牛欄。那年代，叔伯兩家在一個屋檐下生活，和睦相處，相依相扶，生活雖苦，但人氣旺盛，親密溫馨。
我的母親是位典型農村婦女，勤勞節儉。因讀書少，說話嘴笨，極少講是非，與人吵架。我嬸母讀過幾年書，能說會道，知書識禮，平時两妯娌在廚房做飯或做雜活，喜歡交談，拉家常。多數是嬸母主講，母親傍聽，閒聊的話題多是鄰里街坊及三姑六婆之類的事非。有時母親被人欺負，嬸母出頭護她。妯娌兩人，和諧相處，尤如姊妹。
母親這輩子沒有享受過一天福。直到我兄弟三人有出頭之日時，母親卻病倒了。為了照顧母親，二胞兄在祖居附近建了一幢二層混凝土樓房，將老母親遷到新居養病。母親病榻臥床八年，二胞兄夫婦不離不棄，無怨無悔，足足服侍了母親八年，直到去世。二胞兄夫婦的孝道，令人感動。
母親守寡十多年，將我們姐弟四人拉扯大，生病後我和大胞兄又不再身邊，病危時，只有回去見最後一面。對母親感到愧疚。
二十多年前回鄉，叔父嬸母還健在，之後也相繼去世了。多年來，叔父的子女兒孫，有的也移民外國或遷居到市鎮工作生活。故居再沒有親人了。
這次回鄉，只有在廣州工作的堂弟接待我。這位堂弟年齡較我小三歲，是叔父的第三兒子，在三個兒子中最為出色。他先後當過民辦教師，應徵入伍當過兵，就讀過高等軍事院校，轉業後在省城一家國企擔任領導，退休時享受到處級職務待遇了。早幾年回鄉，我曾見識過這位堂弟酒不離口，煙不離手的壞習慣。這可能是＂大陸官場潛規則＂的生存之道吧。不過，這次見到堂弟已戒了酒，但煙還是不離手的，抽煙的狂勁有上升的趨勢。多年未見，堂弟無比興奮，全家人從廣州匆匆趕回故鄉接待我。
在我的記憶中，故鄉村中央有座祠堂，又叫＂間鋪＂，文革時＂破四舊立四新＂，搬走打爛了祠堂歷代人燒香拜祭的菩薩佛像，改為生產隊部，後又在傍邊新建一座糧倉，村前有大片水泥鋪設的堆稻草曬谷場，兒時叫＂禾地巷＂，有橫跨村南北人工開挖的大口魚塘，村民封為＂眼塘＂，村背兩側還有筋竹雜樹環绕，又叫＂筋竹基＂，離村不遠有口供村民飲用的泥坑水井，習慣叫＂水井後＂，再走幾公里處的小山丘是墳墓葬崗，人們稱為＂北邊墩＂，是兒時最害怕的地方。遠眺是北灣圍沼澤濕地和烽火角水閘。
我的座駕從廣海鎮出發，沿著一條狹窄但鋪有水泥的路面行駛，經過熟悉的村莊：樂家墩、圍仔墩、樓仔墩及望天墩，最後在村頭的樹蔭下泊車。
站在村頭，舉目四望，環境陌生，與腦海殘留的景象不一樣，懷疑自己誤入他鄉，再細觀察，眼前有塊米多高的水泥立碑，藍底白字寫著：雙龍蒲寮村的字樣，才確信是自己的故鄉。
記得幾十年前，我讀完高中回到鄉下務農。那年代是人民公社化，又是文革時期，實行集體生產勞動，靠勞動賺工分換取收入生活。那時所有農民身份都是人民公社社員。我也由學生身份變成了社員身份。我是回鄉知青，生產隊認為有文化，晉升為生產隊委員，記分員，輔導員。那年，村裡最为热闹的地方是生產隊部。因为每天早晨，隊部便拉響铃声，召集社員到此集中，接受队长的統一排工，然後开始一天的劳动。到了晚上，社員再回到隊部記工分，所以隊部就是日間和晚上主要集中的地方。各種夜生活也在隊部舉辦，而且很熱鬧。那时候，晚上學習，是全體社員集体生活的主要部分。因为公社及大隊时常派員落隊，安排社員學習上级指示精神，學習毛主席著作，學習＂老三篇＂，學大寨精神，憶苦思甜，鬥私批修，講心得體會等。有时年轻的社員還聚在一起，學唱革命歌曲，跳忠字舞。
那年代，又是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年代。從縣城下鄉到我村插隊落戶的四位女知識青年，響亮提出口號，要在廣闊天地煉紅心，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扎根農村鬧革命，組成知青小組，帶動生產隊社員以及全大隊掀起學毛著高潮，先進事跡曾風靡全縣。知青小組也評為全省活學活用毛著的先進集體。小組領軍人物李玉慈成為紅人，走遍全縣演講，受邀參加北京國慶觀禮，幸福見到偉大領袖毛主席。在火紅年代，生產隊也沾上了光，被樹為學毛著先進樣板，各地組團到村參觀取經學習，蒲寮村由此出了名。
回首過去那段火紅歲月，它不僅是一段歷史，更是我輩人在農村的見證，成為那代人共同的紅色記憶。
早十多年前，姐弟四人曾相約一齊回過鄉，趁有生之年祭祖掃墓。那年，在父母親墓前講話最多的是大胞兄。因他從小離鄉，父親去世時未能見最後一面。母親生前，又未能在膝前盡孝。為了生存，為了生活，離鄉背井幾十年，首次回鄉上墳掃墓，盡訴心中情。他愧疚，無奈，哀傷，墓前的一席話，流露出一位海外游子，埋藏在心底深處數十年，對父母未能盡孝的肺腑之言，让人感到心酸，扎心，酸楚的淚水模糊了我雙眼。
十多年過去了，家姐已駕鶴西去。我們兄弟三人已是七八十歲的老人了。這次只有我回來站在父母的墓碑前，也許是最後一次為父母上墳掃墓了。
故乡的祖屋，是我曾经生活過的地方。如今也已变得破败不堪，只留殘牆四壁，那些曾经的回忆也变得模糊不清了。站在祖輩們曾經反復踩踏過的土地，看到自己曾經揮灑過青春汗水的地方，也變成一片蕭條，冷淸，毫無生氣的衰落景象，心裡一陣悲涼。
我清楚地知道，在故鄉這片土地上，已無我的立足之地。一切都不是原来的样子，故鄉已经不属于我了。
所谓的故鄉，就是親人在，故鄉就在；親人不在，故鄉就蕩然無存了。
我清楚地知道，故鄉也和我一样，正在悄然老去。
（作者：槍手）
撰寫於二零二四年五月十二日（ 母親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