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次踏上慈城是在小学毕业的那年夏天，坐在数学老师自行车后的书报架上去慈湖中学参加小学毕业考试。幸运的是我考上了市里重点中学。父母不放心我独自一人去宁波上学，在慈城帮我找了个同伴——亚红。亚红家在东横街上，东横街一头连着慈城镇的中心，解放桥头，一头通向镇的东门，当时的东横街还铺着鹅卵石。晚饭后父亲用自行车将我送我去亚红家，颠得我屁股疼。亚红的母亲特别热情好客，每次去她家，总会递给父亲一杯茶。我和慈城的几个同学一起坐夜火车去宁波，车票只要三角钱。到宁波火车南站后沿长春路步行去西门口望京路上的学校。
不久母亲调到慈城中学任教，家里在东横街河头弄2号买了房子。那是一幢三开间二层的木头老房子。背依东横街，前面有个小院子，父亲在院子里种了棵葡萄树，母亲种了许多菊花。墙门里有两户人家，邻居姓罗，是慈城下面乡里的党委书记，晚上回家后经常有乡亲找他议事，小院总是异常热闹。罗书记高大壮实，有种北方人的爽朗，他爱在晚饭的时候喝两盅，每每有好酒喜欢和父亲分享。有一次我中暑，罗书记热心帮我提沙筋，伸出两只大手在我肩上使劲一捏，疼得我差点流出眼泪，神奇的是我居然舒服许多。罗书记的女儿亚儿，和我差不多的年纪。听老人讲，七月初七的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在葡萄树下可以听到牛郎和织女说悄悄话，我们俩在葡萄树下傻傻等到半夜。罗书记有个儿子，小名阿国，细长的眼睛，亮亮的，笑起来眯成一弯月牙。阿国才上小学，爱到我家串门。那时我母亲正好教初中生物，大家谈论着“房室瓣”“动脉瓣”，他突然插了一句“还有麻将牌”，惹得我们一阵大笑。他还一副懵懂无知的样子，更让我们忍俊不禁。
隔壁墙门的王师傅大块头，大嗓门，爱穿件白色的老头汗衫，喜欢和我开玩笑。我们在院子里吃晚饭，他总喜欢转悠着进来，点评着 “嗯，今天的下饭不错”。 对面墙门叫菲菲的女孩嘴特别甜“钱老师爸爸”，“董老师嬷嬷”脆生生地与父母打着招呼。邻居家的孩子经常向父母请教功课，淳朴的乡亲为了表达谢意，湖里的螺蛳，水库里的鱼，山里的竹笋，田间的野菜成了我家的桌上菜。
夏天傍晚时分，东横街对面的老伯喜欢打桶井水洒在马路上，驱赶暑气。然后半躺在竹躺椅上，摇着蒲扇，收音机或放着抑扬顿挫的评书，或是咿咿呀呀的越剧。对面巷子里的水井边有汉子光着膀子洗澡，开着无伤大雅的玩笑；女人们洗涮着，家长里短的闲聊着；孩子们人来疯似的在人缝里穿梭着，打闹着。
老房子如苟延残喘的老人，木地板踩上去吱吱作响，木质的墙壁裂开老大的口子，冬天的冷风直往里灌，父亲用旧报纸糊上缝隙。房子的隔音也不好，隔壁人家关灯声，脚步声都异常清楚。半夜，镇东水泥厂的工人下中班，东横街上传来踢踢踏踏的脚步声，叮铃铃的自行车声，间或夹杂着谈话声，咳嗽声，常常将我从梦中吵醒。东边紧挨着我家的是个烧饼店，每天凌晨四点就开始生煤炉，浓烟被东风吹进我家，爸妈总是七手八脚起床关窗，再次将我吵醒，当时真的极为恼怒。
第一次听到邓丽君唱的“小城故事”， “看似一幅画，听像一首歌。人生境界真善美这里亦包括……”。我就不由自主地想到慈城。梧桐树掩映的小巷悠长逼仄，碎瓦片筑成的围墙爬满木莲藤，布满沧桑的院落古朴安静。慢悠悠的生活节奏，烟火味十足的市井生活，热情质朴的小镇人。
后来我去杭州念大学，毕业后留在宁波工作，父母也相继退休离开慈城，河头弄的老房子也卖掉了。
前一阵子作为游客的身份重返慈城，回到河头弄2号。熟悉的老房子马上要拆了，邻居们都搬走了，只有我家改建的拉面店还在营业，也不过是在苦苦支撑。小院子里断壁残垣一片狼藉。原先的学校，医院，粮站，民居都被迁徙，成为需购买门票才能游览的景点，或成为民宿，商店，展览厅。修复后的古建筑像个精致的展览品，完美无缺独少灵魂。记忆中那些或清晰或模糊的面孔，有的已不在人世，有的已湮没在茫茫人海中，只有那些快乐的或不愉快的记忆深深留在脑海中，儿时的一切只能在梦中寻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