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说弱国无外交
孙熊者
近来读了王尔敏先生所著《弱国的外交－－面对列强环伺的晚清世局》一书，颇多感慨。
说实话，最初吸引自己的正是题目。“弱国无外交”，这似无疑问。但真的无外交吗？自然不是，弱国也是国，就算其国门是被炮舰打开的，外交之门也就被动开启。晚清之外交，正是如此。既然有外交，也就未必一定是锁国卖国误国。本书主旨，大抵如此。
全书十二篇文章组成，单看题目便可知着眼之具体而微，如“鸦片战争史识之重建”、“耆英外交”、“近代在华英人对于蛮夷称谓之争辩”、“南北洋大臣之建置及其权力之扩张”、“甲戌日军侵台清廷之援防因应”、“拳变时期之南省自保”等等。但其所发主旨宏大，近年来少见如此在充分掌握第一手资料情况下深入研究之作。
提到外交，就说外交。从书中既可看出一个垂暮帝国的挣扎，也能看出万古不易的外交法则，有些自是耳熟能详，有些则启人深思，不一而足。掩卷想想，也能凑上几条，添个热闹。
外交在于实力
自英国元帅John Fisher1899年在海牙会议上提出might is right以来，如今强权即公理已是街头巷尾之人皆知之言，但一到具体历史事件，却又不可避免地湮没于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意气之中。
从这一点上讲，1842年与1648年并无区别，与2016年也无本质不同。王尔敏先生在“鸦片战争史识之重建”中说，鸦片战争后的外交，有其精细估计与观察，是根据充分的理论与认识而采取的对外政策。一般印象只以为战后敷衍与官方媚外，当不免于肤浅。对于琦善等负谈判之责的官员，他也予客观评价称，《江宁条约》是战争结果，割地赔款等事，实无法以口舌争回。这种失败，是全面的历史教训，并不是单纯的外交案件，他们应负的责任是有限的。
他又进一步说，我们站在事后研考前代，不可以事后聪明责难前人，但必须使问题为后人明白而有警惕。这就说到关键了。我们后人的责任，不仅在于厘清史实，更在鉴于当今。于今之世，若实力不逊，又或实力并非相去甚远，而以口舌不能争回，那么我们所负责任便非有限了。
唐家璇在《劲雨煦风》中写道，“外交往往是这样，该斗争就斗争，该合作就合作，根本目的是维护国家利益。”什么时候该斗争、什么时候该合作、斗争斗什么、合作合什么，这些无一不是要根据自身实力做出的判断。我自庆幸、荣幸并有幸，现在的中国外交，已经有资格根据这种判断做出决策。
外交在于战略
外交并非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亦非假文虚饰、添光敷粉，实是国家大战略之一部分。外交既需配合国家战略，国家战略也要充分考虑外交因素。在国家利益大战略的通盘考量下，一切虚名小利均应服从之。
其实，这道理清廷官员未必不懂。书中就引了耆英原话“与其争虚名而无实效，不若略小节而就大谋。”但个别睿智与远见扭转不了大环境。这种大战略而陷于小节之事比比皆是。
作者在“近代在华英人对于蛮夷称谓之争辩”中写道，只在名谓上崇己贬人，岂是根本争胜之道。凡此小节，不争自息，而愈争愈趋于意气。这道理明白不过，但百年之下，陷于意气之争的外交也未必就绝迹了。反观环伺诸列强的外交与战略之配合，高下立判。在“甲戌日军侵台清廷之援防因应”中，作者表示，日本潜行军事进侵，而又以外交掩护其动机，正以见出其扩张运用之基本策略。在谈判中，西乡从道中将与柳原公使互相配合、彼此推责，以争时间。
由此可想到二战珍珠港一役，罗斯福曾说，就在日本空军部队已经着手开始轰炸美国瓦湖岛之后的一小时，日本驻美国大使和同僚还向我们的国务卿提交了对美国最近致日方消息的正式答复。再看其它列强，也都大同小异。
在庚子之役中，各国对全局的看法远比中国冷静得多，故而所采取的态度也审慎得多。“拳变时期之南省自保”一一分析各国举措与态度，战衅一启，诸国面目宛如亲见，各怀鬼胎，然大抵无非是先研判形势，继而有切合时局之议，不独对华、更有对其余列强。以我之角度看，虽是极尽狡黠之能事，但却是外交之责。与此相较，清廷外交，实如无头之蝇，朝廷已向十一国宣战，另一面却是江南半壁互保。南省诸督抚虽深明敌我之情，但在这样的国家战略下，就根本谈不上外交了，其结果也只有小败、大败之分罢了。
另一篇“上海中外会防局经营始末”也可资佐证。作者写道，咸丰十年夏秋之际，英法联军会攻天津清军，而同时在上海地区则助清军防守，抵御太平军，表面似甚矛盾，而洋人为保口岸商利，其志晓然。统筹两个字，当真并非说说这么简单。
外交在于规则
大清是纸老虎，但原先总是有个老虎的模样。因此红毛鬼们倒也不是一开始就闯进来。朱雍先生在《大国病》一书中详尽分析了乾隆一朝中英贸易与外交，最后落脚点是，为打开两国正常外交关系的马戛尔尼使团空手而回。
你不接受他的规则，他便用强了；用强之后，再把规则套在你的头上。不过，话又说回来，炮舰之下的城下之盟，无论如何，也是盟约。明知刀架颈上不得不为，吞下苦果，在彼时情境中也只得如此。只能等以后自己有了坚船利炮再改规则也就是了。
因此上，所谓折冲，是在规则之内，而非罔顾规则，并非爱国就是借口，爱国就什么都是对的。南京条约签后，举国上下，仍视之如无物，一如往常，故此有二鸦之乱。学者王重旭在“圆明园被毁真相”一文中也写道，既然已经委曲求全，签下条约，就要认真加以履行，然后卧薪尝胆，改革自新，让自己强大起来，让自己腰板硬起来。但我们的大清却不是这样，每次挨打，都不情愿地签下屈辱的不平等条约，而对不平等条约又不甘心认真履行，只做权宜之计，不是拖延就是拒不实施，还是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以小嫌酿大衅”。在国家利益的名义下，他们不断施展小聪明，以拖待变，出尔反尔，敷衍逃避，甚至对已签之约，不经事先通报，便予以废除。
直到二鸦之后，清廷才认识到规则的重要性，无奈开始效仿西方外交，1861年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1862年开办同文馆，1863年译万国公法，1866年派团出访欧洲，故作者在“总理衙门译印《万国公法》以吸取西方外交经验”中写道，中国近代外交史的一个新段落起步年代是自1861年开始，无论格局与内涵，均与前期有显著不同。
由此可见，仅仅是规则二字，大清就付出了二十余年的惨重代价。时至今日，规则的重要性更加不言自明，炮舰的年代早已远去，规则就更成了替代品，只是换了形式而已，若不熟稔继而妥善应对之，只怕绳索套在脖子上还在沾沾自喜。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英、美西方国家自18世纪以来，久已习惯欧洲条约体制，已成了精于设置条约陷阱的惯犯，不厌西方的尔虞我诈...条约是你自愿签下，他们乐得按约执掌权力，无不心安理得，享之坦然。这对于今日之外交－－比如气候变化谈判、比如核裁军、比如贸易争端－－仍是振聋发聩。
外交在于细节
一百多年前那些误国之臣，未必就有卖国之心，只是一者不明外交，二者因了我中华几千年大而化之的道统，只重道而不重术，只重义理而不重细谨。
其实，魔鬼果然存在于细节中。以往关于清廷之著述多着墨于割地赔款，但该书着重指出，中美望厦条约之关节在于清朝予美领事裁判权。以事后观之，领事裁判之于主权的损伤虽未必过于割地，但可能较赔款更甚。而这在当时无疑被当权者视作可有可无的毫末之事。
往前追溯，就更加明了。《大国病》一书提到，1754年9月，在广州的英法两国水手发生冲突，英国水手被法国水手杀死。英国要求中国处罚法国罪犯，而清朝于次年初将法国水手交给法国人带回。英国人自此认为，请求中国处理欧洲国家间的刑事纠纷是个错误，而且看到清朝愿意让外国人自行处理其事件，所以萌发了获得治外法权的愿望。
这些小事小利小节，在最初可能确乎无关紧要，但时移事易，遂成不可收拾。王尔敏先生在“二次鸦片战争后列强在北京城内的土地侵占攘夺”中写道，且莫小看历史上的琐细关节，以为无关大局，其实足以造成先例，为外国援引，其次则此类小节，逐渐扩大，成为既得利益者之当然特权。今日之事，固不同于当年，但我们不注重细节的习惯却不敢说全然无存。与美国这样谋定后动的超级大国比，与日本这样严谨细致的邻国比，外交无小事不是一句空话。
外交在于人事
有实力、谋战略、晓规则、重细节，这些都具备了，毕竟还要人来做。虽然一二人之力，改变不了历史大势，但这工作还是一个个人来完成的，才聚沙成塔。阅毕全书，不禁有些唏嘘。清廷并非无人，更并非没有见识广博通达之人。
仅举恭亲王奕忻、李鸿章与耆英三人之例。奕忻对日本对朝鲜政策十分明了，认为“朝鲜虽属弹丸，若英法各国与之构衅，其志不过在于传教通商，两国互相牵制，未必遽攘其土地为己有。至日本无所牵制，难保不贪其土地。设朝鲜为日本所据，则与中国相邻，患更切肤，传教通商犹其余事。”李鸿章在甲戌之役中指出，“日本近在肘腋，永为中土之患...外国犬羊之性，唯利是图，唯威是惧”。至于耆英对师夷长技也早有明确态度，“自古中国之对外夷，必力能制之，而后可收之以为用；未有力不能制而可借此夷以制彼夷者。”“与中国相邻、患更切肤”，“唯利是图、唯威是惧”，“未有力不能制而可借此夷以制彼夷”等语，于今日亦不见有分毫减色。
见识虽然有了，但形格势禁，大势使然，已难挽大厦于将倾了。回想当时之人，必是痛惜不已。再引远一点，甲戌之后，清廷方真正意识到海防之重，着手筹建北洋，但朝中清流压力极大，迫使朝廷考虑停造轮船。李鸿章无奈道，“我中土非无聪明才力，而士大夫皆耽于章句帖括，弗求富强实济”。其实，倒也并非都耽于章句帖括，真正原因只怕各有所私罢了，作者看得通透，指出，“须知改易故辙，更张不易。守旧自不可，开新乏新轨。摸索有失误，动辄必得咎。同情同志者少，道谋横议者多。”离题一点说，有才之士还要德配才行，有德之士还要才辅才行。实力、战略、规则、细节，现在已不比大清朝，那么便是人才难得了。
有人说过，人生之路虽然漫长，但关键的就是那几步。其实，国家发展何尝不是如此？现代历史数百年，真正成为强国的也不过就是那寥寥十余个国家。如果机会不具备，也就罢了，机会摆在面前，却又溜走，那就是这一代人的历史责任。现在就是这个时代，眼前就是这个机会，我们就是这一代人。抓住机会，便是国家复兴；错过机会，便是再沉轮回。今日中国与中国外交，固与晚清及彼时外交大不同，但有多少东西一以贯之，足资借鉴！
清廷割香港，书中引广东诗人简朝亮诗云：太平山已易名新，云雨虽灵限海滨。今日升旗山上望，不知谁是落旗人？百多年后，查尔斯王子午夜落旗，在维多利亚港登船而去，不禁让人感慨世事沧桑，老大帝国之兴衰不过只在翻覆之间。
客官随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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