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以从昆德拉《小说的艺术》中看到，“存在”是其不厌其烦谈论的话题，建立在“存在”上的小说观，是昆德拉小说创作的基础。而存在这个形而上的终极命题，在西方哲学史上也经历了一个不断变化发展的过程。要想理解昆德拉的小说，必须首先了解其小说深深植根的哲学背景。
存在是什么？自从俄狄浦斯解开斯芬克斯之谜后，存在之谜，不知困扰着多少人为它走向了凄壮的祭坛。亚里斯多德说：“那个自古以来就发问的问题，那个现在仍然要问的问题，那个将来永远要发问的问题，那个是我们永远不得安宁的问题就是：存在是什么？而这也是在问：本体是什么？”然而这只是阐释了存在的终极意义，并没有解决存在的解释问题。古希腊人说：“认识你自己。”但那时的“自我”更多的是众神旨意的化身；到了中世纪，自我则成了上帝的法则，在神性光辉的照耀下，西方人获得了强烈的自我感，虽然这其中不乏蒙昧；文艺复兴兴起后，上帝从人们心中隐去，于是迪卡尔宣称：“我思故我在。”将自我的理性意志作为人类存在的合法前提；这似乎使我们听到了古希腊哲人巴门尼德所提出的“思维和存在是统一的”。海德格尔说：“当你们用”存在着“这个词的时候，显然你们早就很熟悉这究竟是什么意思，不过，虽然我们也曾相信领会了它，现在却茫然失措了。”这是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以后产生的种种异化，导致了哲学家开始了对“存在”的重新思考，即对“存在”进行寻根。于是存在主义者萨特又提出“在”是第一位的，“存在先于本质”。
米兰昆德拉立足于前人踏出的存在主义之路，又开辟了一个新的方向。昆德拉不是从存在的本体论，而是从人类存在的现实境况出发来看待和思考存在的。在他看来，小说家是存在的勘探者，如果一个小说家，不能揭示人类存在的现实，那么他是不堪的至少是不深刻的。小说的写作目的，就是抓住自我对存在的深思。小说考察的不是现实，而是存在，存在不是既成的东西，它是“人类可能性的领域，使人可能成为的一切，使人可能做的一切”。对于现实世界，米兰昆德拉基本上持一种悲观态度，他认为生活就是一个陷阱，人们未经请求就被生下来，封闭在从未选择的躯壳里，直至老死，一体化的世界则杜绝了人们逃遁的可能性。
基于这样的创作观，米兰昆德拉小说中的人物，更像是一个个为了解释存在而存在的“实验性编码”，小说的情节，场景，论述，均是围绕“存在”这一主题展开，所有的文字，只是在小说家指挥棒下作出的对主题词演奏的音符，使昆德拉的小说始终以一种严肃而又戏虐的面貌出现，构成了其小说的独特的个人风格。
存在之轻与存在之重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是昆德拉小说中最为读者熟悉，为作家赢得声誉最多的一部小说，80年代在中国出版至今，一直被翻译成《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直到前几年才有了现在的这个书名，虽然只是一个语序的变化，却使得书名和主题更为贴近。然而即使是改动后的译名，仍然弱化了原名的玄意。昆德拉在一次访谈中说：“许多朋友劝我放弃《不能承受的存在之轻》（《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这个书名，难道我就不能至少删去“存在”(Being)一词吗？译者在碰到这个词时，都倾向于用更朴实些的表达予以替换：‘生存’(existence)，‘生活’(life),‘状况’(condition)等等。“存在并非一个具体物，因此，昆德拉认为，哈姆雷特说的”to be or not to be”绝非“活着，还是死去”的问题，而是一个形而上的追问。所以，《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所要探讨的实质上是“不能承受的存在之轻”。
尼采认为，我们的世界是“永恒轮回”的。我们生命的每一秒都由无数次的重复。我们的生活是能够被预演的，有朝一日，我们的生活会按照我们经历过的方式再现，而前者中反复还将无限重复下去。如果世界果真如此，我们就会向耶稣一样被钉在永恒色十字架上，无法承受的重负将会沉沉的压在每一个人的身上。然而，这个世界存在的基础恰恰是轮回的不存在，生活无法预演，我们既不能把它与我们以前的生活相比较，也无法使他完美之后再来度过，生命之流只能在偶然性的大地上泛滥，人们肆意的生活，获得了漂浮在半空中的快感，可是，重就真的悲惨，轻就真的美丽吗？
托马斯正是这一问题的代询人。他是一个离异多年的外科医生，拥有众多的情人，生活风流而快活。然而特里莎的闯入打破了他的自由，托马斯一直在爱恋特里莎和追求自由之间徘徊选择。特雷莎之于他，既非情人，也非妻子，而是一个“被放在树脂深覆的篮子里，顺水漂到他的床第之岸的婴儿。离婚以后的托马斯是愉快自在的，婚姻对他来说是一种责任的束缚，阻碍了他体会生命的快感，在无数的”性友谊“中，他获得了美好的生命之轻。特雷莎无疑是这种生活的终结者，她紧紧握住托马斯的手使他感到了久违的生命的责任并体会到了其中的美好，可是他又不愿意放弃多年来的“自由”。对于托马斯来说，独居还是与特雷莎结合，并不是一个简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