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杏山之南，清水河以东，有一个村庄名叫桃花坞，村庄坐北朝南，背靠山坡，村民大多姓黄。
桃花坞村后那片山坡不仅生长着桃树，也遍布灌木丛和竹林，丛林西北山坡上有一片开阔的平地。村前靠西有一口大池塘，池塘边用树木搭着跳板，是村民们挑水、洗菜的地方。村前山下是清水河冲击出的平原沃野，清水河曲折逶迤，经过附近的荷叶村向南流去，一直流往运城县杨柳镇，通府河注入汉水，最后连接长江，奔向大海。
民国二十八年，抗日名将李勇率新四军游击大队挺进陆安县赵家庄，从此陆安的抗日武装如星火燎原，蓬勃发展，在运动中不断打击日寇，壮大后的新四军游击大队也改称独立师。
第二年春天，鬼子来扫荡，新四军独立师后方机关为避其锋芒，将被服厂从银杏山搬到了南面几十里外的桃花坞，厂长由原陆安工委负责人胡远漠兼任。
当时，被服厂有缝纫机二十台，缝纫工、手工工人和干部约一百人，警卫战士约一个排。被服厂组建不久，缺乏懂缝纫的技术工人，于是发动群众，在民间找了一些人手来被服厂工作。勤劳朴实的老百姓们恨透了日本侵略者，支援新四军的热情空前高涨，有的还自带缝纫机过来帮忙。
杨喜姑就是这个时候进的被服厂，谁也无法预料，就是这个女人，给被服厂带来了一场惨绝人寰的浩劫。
杨喜姑，一个风姿绰约的乡村少妇，原是运城县杨柳镇人，后嫁到相临的陆安县荷叶村，其父杨世仁是杨柳镇大恶霸，跟据守杨柳镇的伪军中队长陈麻子狼狈为奸。杨喜姑与丈夫关系不和，趁邻村桃花坞的被服厂招人之际，离家出走，投奔被服厂。
招工之时，厂长胡远漠见杨喜姑容貌出众，手脚麻利，未做全面审查就安排杨喜姑当了缝纫工。不久，风传两人关系暧昧，杨喜姑对被服厂的情况了如指掌。
农历七月十五，陆安民俗要过“七月半”，七月半又叫中元节、地官节、鬼节。杨喜姑请假回娘家过节，得到胡远漠批准，由此铸成大错。
在娘家，杨母对杨喜姑嘘寒问暖，杨喜姑口无遮拦夸夸其谈，忘记了旁边来玩的街邻杨志茂。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杨喜姑不知不觉把被服厂的情报完全泄露给了杨志茂。
杨志茂原本就是个杂牌军兵痞，内心毫无民族大义，觉得发财的机会来了，于是找到伪军据点，把自己听来的消息全盘告诉了伪军中队长陈麻子。陈麻子如获至宝，连忙呈报驻扎在杨柳镇的日军队长。小鬼子不相信他们轻易就得到新四军独立师如此重要的情报，一面向运城日军报告，一面要陈麻子派手下继续侦查。
秋天，庄稼成熟，正是农民秋收大忙的季节，何况战争时期要防敌人抢粮，部队主力又不在身边。留守被服厂的警卫战士既要站岗放哨，又要帮老百姓收割庄稼，一个个累得筋疲力尽。各村除起早贪黑忙于收割自己的庄稼外，还组织力量支援邻村。
桃花坞村也来了几个“农民”，这些“农民”操着当地口音，身着当地打扮，干起农活来熟门熟路。善良的桃花坞百姓以为是抗日战士或者是邻村组织支援的农民，被服厂战士以为是当地的农民，谁也不知道他们就是杨柳镇的铁杆汉奸。
农历八月初六下午，杨柳镇有情报传给胡远漠，说驻杨柳镇的日军返回运城，胡远漠深深地松了一口气。
农历八月初七傍晚，运城传来情报，说运城的日军和杨柳镇的伪军都向金山宋河方向开拔。同时，一个北方口音大约二十岁的青年风尘仆仆来到桃花坞，胡远漠接待了他，并把他带进屋里向他介绍情况。
没到一袋烟工夫，两个人由交谈变成了争吵，声音越来越大，胡远漠气冲冲地从屋里边出来边吼道：“新来的指导员不了解情况就要立即转移，大家累成这样还要转移……”
人们这才知道这个青年是上级刚派到被服厂的指导员，名叫翟贵德。不一会儿，被服厂的大部分人员渡过了清水河，向胡家山方向转移。剩下大约三十多人，或因工作离不开，或因抢收太劳累，或因其他原因留在了桃花坞。
农历八月初八凌晨，大雾弥漫，能见度很低。从运城开赴金山宋河方向的一队日伪军突然东转，随即顺清水河向西南方向急行军，悄悄包围了桃花坞村。
日伪军见村内毫无动静，怕中了埋伏，不敢贸然行动。等到鸡叫了头遍时，桃花坞村的一个农民挑担从村里出来去赶早集，在村口几乎与日伪军擦肩而过。由于天黑雾重，他没有发现埋伏在道路两旁庄稼地里的日伪军，日伪军担心打草惊蛇，也没有动他，放他过去了。
这伙强盗趴在庄稼地里往桃花坞探望了好久，开始察觉到村子里没有埋伏，但还是不敢发动进攻。
天蒙蒙亮了，浓雾也散了一些，胡远漠的马夫出村挑水。敌人准确地判断村里没有埋伏，随着一声刺耳的枪声穿破黎明的寂静，马夫倒在了池塘边，两个敌人赶忙冲过去，用大甩背将他摔死在石头上。
与此同时，其他的日伪军端着枪，以最快的速度冲进了村里。村里新娶的媳妇卢氏刚刚起床，听到动静，打开门探望情况，也被一枪撂倒。胡远漠听到枪响，慌乱之中连衣服也没穿好，迅速打开后门，提着盒子炮，一溜烟钻进了村子后面的灌木丛。其他的战士、工人和老百姓来不及反抗，全被敌人从床上抓获。
敌人把全村的男人捆起来，押到村后山坡的平地上坐下，一个个盘问是不是新四军，只要听到不是的就一顿暴打，妄想屈打成招。敌人打累了，就安排人杀了村民家的一头猪，逼迫桃花坞村几个老汉为日伪军做早饭。
搜查在进行着，日伪军从村里搜出了所有的缝纫机和做成功了的冬衣冬被以及棉花布匹等原材料，也搜出了战士们的枪支弹药，把这些物资全堆在山坡上。
毒刑拷打也在继续着，指导员为保护百姓和战士们，清楚自己的北方口音是瞒不过敌人的，就大声喊道：“我是新四军！”几个日伪军一下子冲到他跟前，问道：“还有谁？”
指导员斩钉截铁地说：“就我一个是新四军，还是指导员。他们都是老百姓，把他们放了，我跟你们走！”边说边挣扎着想站起来，一个日军猛地一脚踢在指导员额头上，指导员倒在地上，顿时血流满面。
敌人开始了他们的兽行，放火烧毁堆在场上的棉衣棉被和棉花布匹，也加紧了对指导员的审讯迫害。指导员被敌人从地上拉起来打得遍体鳞伤，但他始终坚称自己是新四军指导员，其他的人都是老百姓。
棉衣棉被燃烧的浓烟起了烽火台的作用，敌人的行动也被地方武装发现。东边夹河洲方向和西边胡家山方向的地方游击队响起了救援的枪声。
枪声虽然零乱，但敌人不明情况，日军头目急令把捆着的人全部杀光然后撤退。指导员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身上连中数刀，第一个被敌人杀害。
接着，日伪的刺刀刺向了其他的人。敌人仓皇向运城方向撤退，押走了杨喜姑和农民黄应伦，同时带走了所有的缝纫机和搜出来的枪支弹药。
被服厂经此劫难，给新四军独立师带来极大的损失。敌人走后桃花坞百姓掩埋尸体，发现只有七人伤后幸存。
胡远漠后来从灌木丛中钻出来，只身一人不知去向。在此次惨案中，被杀害的被服厂干部战士及工人有三十四人，桃花坞村在家的十五岁以上的十余个男人全遭毒手。
三天后，陈麻子把黄应伦放回来了，让他带话，说日伪军杀的不是人，而是一群猪，要桃花坞的百姓再交杀猪的刀手钱。没过三天，日伪军又来了一趟桃花坞，在每家每户翻箱倒柜，总共搜刮到了九十六枚银圆，才扬长而去。
过了一段时间，新四军锄奸队逮住了“桃花坞惨案”的罪魁祸首杨喜姑，把她押到金山大山岰公开审判。因她罪大恶极，群情激愤，一致要求五马分尸。将杨喜姑处决后，从桃花坞逃出来的百姓还不解恨，一起用锄头把她的尸体砸得稀烂。
告密者杨志茂领完赏，害怕新四军报复，整天东躲西藏。后来听说了杨喜姑的下场，更是惶惶不可终日。出来混，迟早会还的，他最终还是让锄奸队在杨柳镇找到下落，身上被插了三刀六眼，横死在街头。
狼烟四起，英雄遍地，一寸山河一寸血，打鬼子除汉奸的故事还在继续……
